摘要：《金瓶梅》这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之首，其中涉及的女性形象之多开创了古代小说的先河。它以女性作为小说主角，突破了古代小说以男性形象描写为主的倾向，体现了作者对以前小说创作意识的改变，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贡献。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在封建礼教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书中的女性挣扎着过日子，不能不令人感到一丝悲哀。她们的毁灭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
关键词：女性形象；金瓶梅；悲剧；女性觉醒；
《金瓶梅》通过直面女性的情欲，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开宗明义：“《金瓶梅》，秽书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命名者。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可以说，明末社会现实生活中追求奢侈淫靡之风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离经叛道契合融通并彰显出女性生命主体形象不自觉的抗争意识日趋觉醒。
明清时代几乎所有小说家都曾把关注的笔触伸向女性；小说作为“不平则鸣”的文学中一个最具活力的门类，把艺术的焦点对准男权社会的底层女性，自然顺理成章。和其他小说家们有所不
同的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第一次用百万字的容量展示了几乎全部女性社会角，从一个纯粹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了一批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另类的女性形象。她们有强烈的欲望，有痴迷的情感，灵肉的欲求给她们带来了深深的罪恶和不幸。书中塑造了一批家喻户晓的淫妇形象，如“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等。
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以其美丽、善良、纯洁而千古流传，而《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纯粹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了一批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另类的女性形象。
中国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最早得到表现是在诗歌中，虽然多数是由男性作者来代笔。在小说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在短篇小说中，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就已出现了一系列闪耀着思想光彩和艺术光彩的女性形象，如大家熟悉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李娃传》中的李娃，《虬髯客传》中的红拂，《飞烟传》中的步飞烟，以及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等。但在《金瓶梅》之前，女性在长篇小说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不是没有写到女性，但不是充当反面角，就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陪衬和点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正统文化思想，确定了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确定了女人在小说中的位置。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正统文化，是歧视妇女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论语阳货》)，女主内、男主外，这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三国演义》是描写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写的是男人们征战杀伐打天下，演出的是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女性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派不上正经角。至于上西天取经这样的神圣事业，女人就只会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心猿意马的猪八戒，因为贪恋女就很不坚定，蜘蛛精、白骨精一类的女性都是些破坏取经事业的捣乱分子。难得的是《水浒传》中也有几把交椅留给了女性，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庄严隆重的排座次，她们都以"娘"、"嫂"称呼，连正经的名字也没有。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她们，梁山大聚义照样演得有声有。而且不要忘记，潘金莲淫妇的恶名，原本就是在《水浒传》中被确定下来的。到了《金瓶梅》，女性形象开始成结队地走进长篇小说的艺术殿堂，女人世界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
《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在过去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未有过的。但由于历史生活的制约，也由于作者自身妇女观的落后，在他的笔下，妇女仍然只不过
是满足男人淫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都跟这一点分不开，都是从属于男人并由男人的好恶来决定的。《金瓶梅》的作者敏锐地感受到妇女的智慧和才干并不弱于男性的生活真实，但他却还是背负着父权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的沉重包袱，因而他也还只能从负面来展示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些女人们围绕着男人，互相嫉妒、争宠、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目的只不过是求得稳稳当当地占据一个被西门庆所宠爱的位置而已。这些妇女生活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这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是个人的抗争很难改变的。
《金瓶梅》约成书于明代官商勾结、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的特定时代。世人在两极分化中承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急剧变化。被称为中国“四大奇书”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它是注重描摹世态炎凉的世情典籍。鲁讯评价：“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一个承受了无数骂名而又具争议的市民女性形象。她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淫妇之最”了。但潘金莲的存在并不止于此，她的价值在于她的这一形象因迥异于传统概念化的女性而光鲜异常。她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又普通的市民家庭，七岁时，当裁缝的
爹就死了，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家当使女，王招宣死后，“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又转卖与张大户”后来张大户因潘金莲之故与其老婆闹矛盾，于是“赌气倒陪房”，遂将潘金莲嫁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潘金莲“出落得脸似桃花，眉弯新月”，却厮守着模样猥琐的武大郎。这实在不公平了，难怪她怨气冲天：“普天下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她悲叹：“奴端的哪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女性，潘金莲面对社会和命运强加给她的这些不幸，在内心深处，她根本没有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她时时想要摆脱这种命运的潜意识，和对新的、如自己之意的生活的朦胧向往，促使她成天“打扮光鲜”，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尽管她这种对命运抗争的方式显得有些幼稚和浅薄，但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不甘命运的摆布，渴望追求自身幸福的朦胧意识。比起那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性，潘金莲的这种行为方式无疑具有一定人性觉醒的意味。后来她不顾人伦，挑逗武松，同样具有这种主动追求自身幸福的意识，如果说潘金莲的这些行为是她对自身幸福的意识，是她对不公平的命运的抗争行动的话，那么她常弹的《山坡羊》便是其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莺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
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第一回）
从这篇唱词中，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潘金莲对这社会强加于她的婚姻，表现出的强烈的不满与突出怨愤之情。同时我们亦能从中体味出潘金莲强烈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觉醒，当潘金莲的这种正常的欲求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她不得不走上一条违背传统的寻求之路。如果不是西门庆，她也会与别的什么人走上这条突破传统道德要求的偷情密约之路。除此之外，她的欲求只能是一个愿望、一个幻影。因此作为具有强烈的欲望、个性极强，又聪明伶俐、美貌漂亮的潘金莲，最终走向那条谋杀亲夫的悲剧之路是社会使然、环境使然、个性使然。
作为《金瓶梅》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李瓶儿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形象。有人说她“生性贪淫，因淫作孽”，并且说“把她打入‘淫妇’之列，是一点也不冤枉她”。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女人难道就不该有追求精神与肉体上的需要吗？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一有这种肉体的要求就斥之为“淫妇”，这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于李瓶儿这一文学形象而言，是不适当的。自古女人是不能有“欲”的，不仅不能有情欲，更不能有爱欲、性欲，不仅女人不能有，
男人也只能有性而不能有欲，否则就是违背礼教的。因而人们把男女之事称之为“行周公之礼”，作这种事只能是为了传家族之香火。“存天理，灭人欲”，在很大程度上讲，灭的就是这个“欲”。人们有这种“欲”，就会使礼教的上下尊卑、礼义廉耻受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因而儒家说“万恶淫为首”。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欲，尤其要禁的就是女性之“欲”。女人的美对男人的“节操”乃至整个男性主宰的封建社会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因而有“红颜祸水”之说。这种观念展现了封建社会的男人面对女人的一种恐惧，同时这种观念常常把男人应负的历史责任轻松而毫无负责地推给了女人。而今这种观念还在少部分人身上残存着。因而在一些《金瓶梅》研究文章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作者给李瓶儿贴上“淫妇”的标签。这些研究者给李瓶儿戴上这顶“桂冠”，无非是李瓶儿有着强烈的“欲”望，当然她追求这种“欲”的过程和手段也显得有些狠毒和过分。但他们在给李瓶儿作这个结论的时候，缺乏将她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其整个人生历程这样的视野里考察这一形象，更兼传统观念的积淀暗中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因而对李瓶儿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部分研究者缺乏更为公正、更为客观的审视。
李瓶儿进入西门庆家成为其正式的妾，是西门庆一妻五妾中的最后一个。她有过几次不幸的婚姻，最初为梁中书之妾，花子虚死后曾嫁蒋竹山。西门庆之前的这三次婚姻对于李瓶儿来
说都是不幸的。为梁中书妾时，因“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想来她过得并不舒心；其后又嫁与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为妻，虽说有名分、有钱财，但花子虚“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成天“眠花卧柳”少落魄飘风，漫无人昏昧，这自然使李瓶儿冷了心肠，对花子虚充满了怨恨，对孤独乏味的生活感到异常的厌倦，因而当她面对相貌堂堂，“惯一飘风戏月”的西门庆时，她主动投入西门庆。表现出气死花子虚、逼走蒋竹山等心狠手辣的一面，然而她对正常家庭生活的追求、对性欲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正当的、合理的。她的这种人生追求，除了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繁荣下市民意识的高涨，社会上人性、人欲的张扬，以及其主体意识的萌发等因素之外，李瓶儿自身生活的苦闷、孤独、压抑等亦是其产生心理欲求的重要的内在原因。李瓶儿的这种对性欲以及她对美满婚姻生活的追求，正是这种压抑之后的反弹和异动，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对女性人格长期贬低、压抑的结果。
《金瓶梅》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庞春梅，较之前两位社会地位虽有差异，但其名却在小说题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想见作家对她也是相当关注的。她“性聪慧，喜谑浪，善应付，生得有几分姿”。她也是淫妇中的典型，先被西门庆收用，又与陈经济交欢，还和仆人之子同义通奸；其为人也如潘金莲一般狠毒、刻薄，侮辱卖唱的瞎子申二，残虐丫环秋菊，对孙雪娥滥施报复、凌辱折磨，并将其卖入妓院。同时，她又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头脑清醒，心高气
傲，勇于探求，执着抗争。由是观之，作者在对庞春梅进行写作时，目光也是闪烁游离的。
《金瓶梅》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女性形象便是孟玉楼，在她身上，同样也体现了作者审视的复杂和矛盾，与前三者所不同的是：孟玉楼虽非贞节烈妇，但也决不是。也对于情欲采取了节制态度，其情爱索求是单向的，即没有婚外性关系；同时她也是个很现实的人，她没有刻板地遵循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而是婚姻自决、自聘自嫁，由此可见其对于自身解放的渴求，颇有点新女性的风范。从其个性而言，她心性善良，助人为乐，处事随和，顾全大局，心境宽阔，与世无争，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性。故而，她能在西门府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从写作趋向来看，这个形象是作者所嘉许和欣赏的，因此，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认为：“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而作者也不无遗憾地写到孟玉楼的另一面：圆滑、阴险、狠毒、泼辣。间接害死宋惠莲，对陈经济栽赃陷害，是一个能杀人于无形的地地道道的“笑面虎”。
此外，还有貌似温柔敦厚、宽宏大量，内心却庸俗鄙陋的“奸险好人”吴月娘；既轻桃、，又未失去理性、且颇为刚烈的宋慧莲等等。这些人物的出现，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多、多元的生动复合体，她们无疑是带着自己心理的整个复杂性的人。她们的一生对人性的
追求，伴随着践踏人性的罪孽；对自我的高扬，包蕴着反自我的人格失落；对夫权的抗争，潜藏着对男性统治的依附；憧憬、渴求，掺杂着邪念与龌鹾；凶残、泼悍，交织着懦怯与屈辱；善良和大度，掩盖着阴险与卑劣……总之，这确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切的具有魅力的性格，是一个个复杂、变动不居的多样化性格的真实人物，面对这一个个美与丑交融、善与恶互渗的形象，作者深深地陷于矛盾的书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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