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报刊中出现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出现专门以新闻学为研究内容的学术团体。紧接着，戈公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报学社，黄天鹏在北京倡议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北京平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也成立了新闻学会，但是这些社团都没有明确把无产阶级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新研”)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新闻学术社团，1931年10月21日成立于上海，由瞿秋白、邓中夏参与指导，初期会员有40余人，主要由《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社的进步记者、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构成。
“新研”成立大会通过了简章和《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言》。《宣言》批判了当时的新闻学
研究、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事业：“虽然在书坊出版物里，我们是可以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但那些因为都是偏于概论的，所以它的功效也只能使人除了知道‘新闻学’三字以外，就不能供给我们对新闻学的更详尽的、理论的与技术的诸般知能之获得。新闻教育方面，虽然我们也可以提出三数个设有新闻学专科的大学，但那些是完全忽略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而只是愚盲的追从黄金的美国，接受那无补于中国的实需的纯资本主义化的报业教育……前者是为帝国主义者制造听命于他而来侵略中国文化、毒害中国社会的狗类；后者则是为他们那种人繁殖自己的后辈，而承袭一切旧的残留的封建、宗法。其次，我们再看现在中国的新闻事业……最近，又因步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新闻业更渐于资本主义化，于是又有了所谓托拉斯的组织，正向着更危机的前途。”《宣言》还阐明了“新研”的成立动机：“对过去新闻学是不满足，对现在的新闻业是不信任；在没有专门的集体的组织而发起本会，这就是我们诚恳的最初的动机。”《宣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所以我们除了致力于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我们认识这新闻学之研究的意义，我们要以对新闻之志愿和坚决的信心，投于这一巨艰的伟大前程。统一中心的目标与意志，循着大的社会进化之征轮的踪迹，建立新闻学的基础，推进新闻学运动的开展。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在实践中，“新研”也履行着这一宗旨。1931年，上海《时事新报》“将共休戚同患难关系达十数年之久的编辑全体十分之九的同人无故解职”，“新研”一方面在《文艺新闻》披露整个事件过程，另一方面和报界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等组织一同声援和调解。“新研”专门发表了《新闻学研究会宣言时事新报被辞同人》：“希望时事新报离职同人及现在各大报馆工作的人员，认清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买办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一致地起来，施以体无完肤的总攻击。因为这才是我们正当的出路，循着此路前进可以达到我们光明的目的——言论自由，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本会同人，力量虽甚微弱，但对此攸关中国新闻事业前途的事变，自觉义不容辞，甘为打倒操纵报界的资本家的前锋……”。“新研”在建立无产阶级新闻学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它们的新闻学观点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二、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的现象和现实，是新闻产生的源泉。三、新闻价值原是以最大多数读者之喜爱与否而确定；新闻工作者，自研究而从业，亦必须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四、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所谓新闻事业已成了某阶级压迫、麻醉、欺骗某阶级的工具，我们要将现实统治阶级的压迫与欺骗及一切麻醉无情地揭发与暴露，来建立依于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五、主张“新闻大众化”，致全力于充实社会大众的新闻文化。
“新研”是在《文艺新闻》的倡导下建立的。《文艺新闻》创刊于1931年3月16日，主办人袁殊，是一张8开铅印的周报，早期每号4版，后来增加至6版，1932年6月20日出至第60号停刊，刚创刊时每期发行300份，很快就突破了8000份。《文艺新闻》的办刊目的是“要在文化的进程中，服役于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如一般新闻纸之社会的存在一样，成为专门于文化的有时效之新闻纸。以绝对的新闻的立场，兴新闻之本身的功用，致力于文化之报告与批判”，主要刊载一些关于文学、出版、美术、电影等文化领域的新闻和评论。1931年三四月间，该刊最早披露了左翼作家联盟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冯铿、李伟森遇害的消息。
1932年6月20日的第60号第6版为《集纳版》，介绍了上海新闻业、国际新闻纸展览会的情况，刊登了“新研”执委会通过的会员研究纲要《在这纲要指示下努力于新闻研究》。提出“新研”的研究原则：“(一)从事于认识、研究并批判目前为止的过去的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之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由是而(二)从事于探讨并求建立目前客观需要上的新兴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上有历史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一)关于原则之一者——清算过去新闻学一切书籍及各国各种记录新闻事业的史册，并不可忽略各国各记者或新闻家之著作与生平事迹，由分析各个当时的政治形态及社会生活，而取得其结论，在各种新闻机关之组织形态，经营方
式，记事之采访的标准上取得研究的材料；(二)关于原则之二者——观察目前的社会生活的诸般现象，在阶级对立及其斗争日趋于锐化的斗争行动中，审视现代新闻的阶级性，确定其存在的根据，并社会大众需要的程度。”
“新研”办有国际新闻社，是一个用于会员实习的小规模机构，每天给上海当地的报馆发稿，但是由于实习会员时间有限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发稿内容很不充实，被报馆采用的也很少。“新研”还决定开办新闻通讯研究所，“用通讯的方式和新闻学同志作研究工作”。1932年4月，“新研”在《文艺新闻》第51号第一版公开发表抗战宣言《檄全国新闻记者》：“现在，我们以最大的诚挚的信心，谨公开的檄告我新闻界全体在业的同志，赶速的集合，组织起来，从研究到行动，负起新闻界对社会所应负的任务，并谋充实有效的忠尽我们的职责。当此国将亡，族将灭，全人类濒危于二次世界大战之今日千钧一发之秋……同志们你还在犹豫迟疑吗?东北、上海、江湾、吴淞……各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屠杀的中国民众及革命的士兵们所流的血、所积的尸，在威逼着我们啊!‘毛锥是宝刀’，我们有我们的武器。来吧，在一致的团结之下，我们来习练、来研究这‘宝刀’的出处吧，全国的新闻界同志们团结起来!”
“新研”在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后不久停止活动，《文艺新闻》也于1932年6月停刊。
二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以下简称“左记”)和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新研”有很多会员参与了“左记”的前期筹备工作，并且后来成为“左记”的成员。
“左记”1932年3月20日成立于上海，瞿秋白、邓中夏、潘梓年参与指导了该组织的成立。在当天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主要是“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纲领…‘开办国际新闻社传播革命消息”“广泛建立工农通讯员”“开展工厂、学校、兵营的墙报活动”等等。
从1934年刊登在《集纳批判》第二号上的《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和组织纲领》可以看出“左记”的组织构成以及成立的宗旨。
“左记”由赞成及遵守联盟行动纲领的各地城市工场、农村、军管学校的新闻杂志、通讯记者，及曾任过记者职务而失业的记者或将来愿意执役于新闻界的在校学生组成。联盟最高机构是大会(代表会)，下设执委会、常务会和专门委员会。联盟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执委会每月召开一次，常务会每周召开一次。
“左记”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千钓一发争取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否认现行的出版法及新闻法与各种国民党中央或地方机关新闻检查邮电检查一切束缚压制新闻化文之发展的法令；争取新闻事业在一切交通机关——航空航海铁道邮电——的无条件的绝对便利”。二是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建立无产阶级新闻学：“粉碎并摘发一切反动新闻托拉斯国民党法西斯蒂各种各官僚军阀的走狗报及其御用的走狗记者之欺骗与其存在；坚决执行新闻大众化，发动全国的工场新闻、农村新闻、军管新闻、学校新闻、街头壁报等的阶级新闻运动。并努力促其深入普遍的实践，以期使其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促动并充实苏维埃政府新闻事业之发展；团结全国的劳苦记者及报馆印刷者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封建的、法西斯蒂化的一切拥护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及豪绅地主的反动新闻学及其黄新闻纸……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立场，认识批判过去布尔乔亚0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社会基础与阶级的存在；建立探讨普罗利他列亚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基础理论；彻底和反动阶级的新闻、杂志、通讯事业作坚决的斗争”。三是保障新闻记者合法权益，提高其待遇：“争取绝对保障记者之生活与生命；彻底反对恶劣待遇；制订记者勤务法；制订记者健康保护法，务虚达到绝对必须的生活标准，进而谋提高职务上之地位；提高各地报贩及报馆印刷工友之生活待遇与职业保障”。
1934年1月7日，“左记”出版了机关刊物《集纳批判》。《集纳批判》是从《文艺新闻》刊发的《集纳版》扩大而来，第一期刊发了发刊词《我们的使命——底实践意义》，发刊词宣称：“……我们认明了这一意义，就来进行这一《集纳批判》的工作；从检阅过去的、批判目前的、更暴露御用新闻事业的黑暗面，来建立依于大众利益上的新闻事业，进而达到新文化运动底实践的全般意义。对于整个社会阶级对立的斗争工程上，我们能够获得认识和理解，去实践被压迫阶级新闻的全部解放……我们要将现实统治阶级的压迫与欺骗及一切麻醉无情地揭发和暴露，我们要统一中心目标与意志来阐扬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集纳主义。我们更致全力于充实社会大众的新闻文化，凡地方、学校、工场、农村属于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新闻，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营养和扶持及作无尽的开拓。”第二期刊发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和组织纲领》。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集纳批判》一共只出版了4期。1934年，“左记”还创办了一张小型报纸《华报》，刊行时间也很短暂。
“左记”在开办过程中一直受到当局的压迫和摧残。1932年，“左记”的4个盟员被逮捕，分别被关押在上海和南京的监狱里。1934年，“左记”的一个外围组织上海左翼新声记者联谊会在一次活动中，所有参加者被逮捕。这件事被一个敌视该组织的人记录了下来：“整个‘新联’的众。在上海事实上仅仅十几个，这里又分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换言之，就是动与不
动的两派：动的一派，计有七八人，以在东南医科学校读书的丁××(丁中)为首，除在《集纳批判》呐喊外，那经常的做些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亭子间讨论工作。在前天，他们又想开‘大会’了，因为穷，并且社会关系也没有。所以便借华界闸北恒丰路某号开会。那是一个春雨霏霏的晚上，可说亦是很光荣的。本市军警当局均派有人员，好似是招待员一般的，当赤众，一个个地跑进前楼里面会场时。全数都捉擒了起来。最后。那位算是负责的也姗姗来迟。总算赶到了，没有漏网。所谓‘新联’，恐即由此寿绝歪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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