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世今生
——何道峰副会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9月13日
2007年第25期《风凰周刊》（9月5日出版）上刊登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的罗生门》、《开发第一，扶贫第二》、《大陆官办慈善组织现状》三篇文章，其中的一些报道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历史事实有出入并在社会上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0万买基金一年赚多少《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世今生》一文是2007年9月13日何道峰副会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的讲话，现刊登在此，以正视听。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07年9月30日
2007年第25期《风凰周刊》（9月5日出版）上刊登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的罗生门》、《开发第一，扶贫第二》、《大陆官办慈善组织现状》三篇文章。三篇文章在香港影响是很大的，基本可以说，是整个大陆公益组织的信用危机。在第三篇文章的结束语中，作者引用了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现时中国公益组织的评价：“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此话讲得很好。
这个报道是我们基金会面临的一个危机，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报道，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和负面效应。尽管在第三篇文章中也说道：现在内地官办NGO中，有几大机构被认为较为规范，其中包括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等。
文章发表后，我们基金会的各位员工，很容易碰到别人问这个问题，因此需要面对并进行危机处理。一个公益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会碰到困难和危机的，我们要直面危机并正确处理危机。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核心的文化是阳光文化，阳光文化的本质就是基金会的每一个员工都有对自己组织的知情权，了解基金会的历史事实。尽管这次报道是历史的陈年旧事，但是既然报道了，大家都应该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中国NGO产生的历史大背景
首先要说的是，三篇文章中列举了很多事例，事情都有，但很多细节是不对的，比如说卖汽车给基金会员工发工资，对香港新同达公司的3000万投资，福建金桥广场项目等。但我首先要讲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产生这些事情的历史背景。
这个大背景是中国的基金会、社团组织，尤其是开始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在1989年创立的，属于成立比较早的公益组织之一，成立的依据是1988年9月27号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
法》非常简单，一共只有14条。这是全世界关于成立基金会这种慈善组织最简单的法律文件。它的粗糙程度可入吉尼斯大全。这个《管理办法》体现我们当时对慈善组织的理解偏差。为什么呢？因为《管理办法》规定，成立基金会，先要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批准，然后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每年向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报告财务收支，直接受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的监督。这等于把“基金”和“基金会”搞混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基金会跟基金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的基金，是代理客户进行投资理财的一种金融投资方式或金融投资品种，是为客户赚钱的，例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等。基金会，通常来讲，就是一种社会公益组织机构。基金会的基金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向公众募集来的基金，另一种是用私人大额公益捐款运作产生的增值形成的公益基金，显然基金会的基金是要做公益事业的。基金会的基金和金融市场的基金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和社会就是这个理解水平，只要沾了基金两个字，就拿去跟人民银行挂钩。所以历史要回过头来看，不要用今天的思维简单地套过去。过去很简单，很幼稚，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发育都是从孩子开始的，社会组织也是从幼稚开始逐渐发育起来的。
在这个《管理办法》中，比如它规定说基金会“不能经营管理企业”。但是不是都不能经营呢？比尔·盖茨的基金，他不能拿去经营，他就死掉了。如果基金只能存在银行里面，他得到的利息是2%，他怎么去干公益！实际上，比尔·盖茨去年赚取的回报可能是超过10%，那么他一定是拿基金去经营啊。但是比尔·盖茨不能把经营来的钱变成自己的，这个钱永远是社会的。这是核心问题。如果他把这个钱收回到他口
袋里，他就犯法了。如果他赚回去的钱还在帐里用于基金会事业，他就是慈善家。福特基金创立时的捐款也是没多少钱的，但是福特基金现在的总资产是多少？136亿美金。它每年还捐出去无数的钱，没有投资经营，他们怎么达到这个积累规模？当然，由于当时社会对基金会的监管能力达不到，它的规定也是有道理的，你不能说那就错了。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第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其实这条规定是很有问题的，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慈善组织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因为如果有1000万的基金存到银行里面，如果按照银行利率2%，3%，也就收入20-30万。这点收入能干什么呢？它能养活机构的员工吗？如果你每年要捐出基金总额的10%，1000万就变成900万了，你还要养十几个人，不用10年，基金会就没了。
中国扶贫基金会当时成立的时候，农业部捐了10万块钱作开办费。那10万块钱存在银行里面能收多少钱呢？所以后来在《南方周末》写文章批评青基会的时候，我在一个会上就有发言，我说很多问题中国法律应负责任。像青基会这样一个组织，实施“希望工程”每年
要资助这么多学生，每年写信要花多少钱？他们每年写信的信封费就要花100、200万。靠存银行的那点利息，是无论如何都活不下去的。像青基会这个机构的规模，一定每年要有上千万的开支，才可以维持
机构存在。那这个钱从哪里来？徐永光是浙江人，浙江人是有经商天才的，所以他想了个办法，你不是捐了400块钱发给小学生了吗？5年发给他嘛，一年发他80块。第一年发完80块还有320块，第二年不是还有240吗？第三年不是还有160吗？第四年不是还有80吗？第五年才发完吗对不对。那五年期间这个钱不是可以用吗？拿这个钱去赚钱，去养活青基会。其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如果批评这种做法，请问对这样的机构有什么办法让它生存并发挥像“希望工程”那样大的社会作用？
因此，这些问题跟当时的法律是有关系的，而法律规定本身是有诸多问题的。当时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大多数基金会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并在这种法律环境下成长，要历史、客观地看，不要企图扯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
二、历史大背景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当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青基会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当时我会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品牌的项目。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事，但很杂，也很乱，后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泛扶贫”。
那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怎样解决行政管理费的问题呢？根据当时香港一些捐赠人的建议，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叫新同达公司，并且聘请了福建的一位优秀共产党员黄**任总经理，想用这家公司的经营收入为基金会增加扶贫基金。此后，新同达公司参与了很多经济活动，但是并没有实现为基金会赚钱的目的，相反，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并非好的愿望就能产生好的结果。
《开发第一，扶贫第二》文章中提到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对新同达广场（后改为金桥广场）的投资为3000万元投资入股，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股本是640万，新同达广场注册资本一共是6400多万，640万只占10%。原因是，当时我们跟人家签订协议时，2500万是借给人家的，640万是股份。这是天下最愚蠢的投资了。如果把3000多万放在股本金里面，那股本占的比例就大了。在6000多万里面占50%，你的权利完全不一样了，你的话语权就不一样了。但是你签了借款协议。你能指望这种行为方式给基金会带来收入吗？其结果只能是带来损失！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1999年我一到基金会任职，就开始查阅所有的文件，查阅资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不知道历史，你就不知道现在，你更不知道未来。我查了好久，才弄清楚上边所说的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怎么去评价当时基金会领导的决策呢？他的定位也是理财增收扶贫，也没把这个钱搞到自己家里去，他也是想在中国把慈善这个事做起来。这有什么可挑剔的？从品质上我们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好的愿望不一定就会变成好的结果。你的目标好，还要方法妥当。那个时代所有的基金会都或多或少带有这样的方法，因为它要解决人吃马喂的基本问题，就得去做经营，他不做经营他就活不下来了。他连人都养不活，他怎么搞公益？因为你不能拿捐
来的款作费用啊。我们现在赶到好时候，经过很多的努力争取到一个法律条件，比如说在捐款里你可以使用不超过10%的额度作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但是根据当时的法律你要花善款还了得？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基金会领导的决策是，成立一个扶贫开发协会，用协会去做经营，基金会做慈善。
这个决策的出发点是，拿钱赚钱，赚钱买鸡，借鸡生蛋，蛋再生鸡，然后再换羊，羊再生小羊，满草原都是羊了对不对？然后这些羊就可以送给穷人了。可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说不定鸡死了，蛋坏了，这里有太多太复杂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最后的结果就是，鸡死了，蛋打了，整个草原都是羊的梦也破灭了。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风凰周刊》文章报道中讲的扶贫协会前世今生的事，除了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大多是当时的情况和事实。你翻开每一家在80年代成立的基金会，都有这样的历史，我们没必要回避。回避我们就不是实事求是，就不客观了。
三、中央政府对90年代中期中国扶贫基金会历史的结论
但是，同样不能回避，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功过是非是有历史结论的，这个结论是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做出的。
1996年，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发布了45号文件《关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审计报告》。这个审计报告把《风凰周刊》上所有列出的事，除了个别写错了的地方外，全部清清楚楚罗列了。其后，国务院也是有结论的。这个结论由国务院召开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做出，由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俊生同志于1996年9月9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上代表国务院以讲话方式进行传达。
这儿有必要把陈俊生同志的讲话中重要的地方给大家念一念。他讲道：“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实，三届理事会是理事会例行换届会议，第一任会长项南去职，第二任会长杨汝岱上任。项南同志这一辈子是非常开拓创新的，后来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了，就开始做扶贫，做慈善。现在做扶贫，做慈善又退下来了。由于审计署介入，虽然他自己没问题，但还是有很多舆论，致使他很郁闷，所以说他也是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有时候想到他我就觉得挺难过的，他是完全一片好心在做事啊。陈俊生同志的讲话也是体现了当时国务院的决策水平。他首先代表国务院对上届理事会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基金会新领导的产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因为项南同志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讲这是一次新旧交替的会议，也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部署下届工作的会议。
他讲道：“实事求是的说，中国扶贫基金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尽管成立之初比较困难，开办费很少，但是基金会的全体同志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募集了一亿多元的资金，为贫困地区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和善事。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确实难能可贵。这充分表现了老一代同志无私奉献，为国分忧，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和光荣传统。经过连续八年的努力，基金会已经初步开拓了筹集扶贫资金的新渠道，开创了民间社团参与政府扶贫工作的新局面。这是有广泛深远意义的新开端，也是基金会最大最突出的成绩。”
陈俊生同志是非常慎重的，用词是非常讲究的。他继续说：“大家都知道，扶贫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因此，中央、国务院始终非常关心和支持扶贫工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贫困地区休养生息的优惠政策，逐步增加扶贫投入，而且针对贫困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百端待举，百业待兴，政府财力有限，尽管竭尽全力，但也很难在短时间一并解决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形成的贫困地区的问题。这需要政府的努力，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更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民间力量的支持。正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批准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基金会不仅实实在在地给予了贫困地区的物质支持，而且起到了带动社会各界尤其是民间社团扶贫的示范作用。”
“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有成绩，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和不足。在这些年基金会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香港新同达公司的问题以及放款回收问题，都造成了一些损失。也许愿望是好的，但效果并不理想。我认为，这里有管理体制问题，经验不足问题，也有建立健全制度的问题。这里不是批评，也不是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关键是提醒大家在发展、前进的过程中要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引以为戒，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引以为戒的这个话今天对我们依然是适用的。
许多同志没有抓住关键，陈俊生同志并没有说项南同志个人有问题，只是个例行换届上的总结。所以我来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的一些老同志也给我谈项南这个、那个。我说请不要在我面前谈项南同志的问题，我今后不愿意再听到。因为项南同志无论水平，社会威望，还是他的个人德行，都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人，是我尊敬的人，崇敬的人。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由国务院去说，轮不到我们来说，也轮不到我
们来评价。国务院对这个时期基金会和其领导人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
四、中国扶贫基金会三届理事会改制的实质和重大意义
在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历史做完结论后，陈俊生同志讲：“这次理事会是在正确全面总结基金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例行换届，二是改变管理体制。”
对于三届理事会要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陈俊生同志是这样表述的：“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是一些刚刚退下来的老同志担任基金会的会长、副会长和顾问。历时八年，现在许多同志年事已高，有些同志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为了保持基金会工作的连续性，这些老同志多次提出换届时不再担任基金会的领导职务，所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充分考虑了老同志的愿望，经过慎重反复研究，决定同意基金会提出的70岁以上的老同志不再担任副会长的意见。关于新一届扶贫基金会的主要领导人选，是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反复商议的，是从基金会进一步发展考虑的。大家认为，基金会的名誉会长、会长要由德高望重，在海内外有影响，联系广泛，熟悉了解贫困地区，并热心扶贫，同时又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这个组织开展工作的同志来担任。从这些方面考虑，我们建议请荣毅仁同志担任名誉会长，请杨汝岱同志担任会长。大家知道，荣毅仁同志和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工作都十分繁忙，但是为了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全民族的共同富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