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明星经纪
2000年8月31日，北京市工商局与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开始对文化经纪人进行资格认定，只有通过考核拿到资格证书后，才能成为合法的文化经纪人。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穴头”，其实就是文化经纪人的雏形；90年代中期，随着演出市场的繁荣和逐步规范，行业的划分越来越细，文化经纪人一词才得到圈内人士的首肯；如今，“有事去我的经纪人谈”已成为明星们的口头禅，经纪人已成为一个规范的行业。3位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的从业经验，将呈现从“穴头”到文化经纪人的发展历程。
受访者：权高明（武警文工团歌唱演员）
我看重演员的诚信度
作为武警文工团一名普通的歌唱演员，权高明的名字并不为大众熟知，今年50多岁的他去年年底刚举办了自己的独唱音乐会《乡音、乡情、乡韵》，饱含对家乡山西的深情。除了文工团例行的排练演出，权高明平时也爱捣鼓张罗一些事儿，倒腾古玩、售卖二手钢琴，他说自己折腾惯了，早在80年代在山西当地就开始组织山西籍演员四处演出挣钱，无意中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穴头”。
权高明回忆：“我77年参加工作，在山西运城文工团里跳舞，嗓子不错，后来学了声乐。工作中认识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一个姓侯的主任，他经验丰富，带着我们几个山西、合肥等地歌舞剧院的演员，去吉林靠近国界线一带演歌舞晚会，改革开放之初，演的都是当时的新玩意，敲着架子鼓，唱着《霍元甲》主题歌之类”。
到80年代中后期，权高明也开始拉着山西籍的歌手四处走穴了：“一般在地市演出，由当地歌舞团，比如南充歌舞团出班底，它有乐队、舞美队，灯光音响都是他们的，我负责带一些主要演员，一般不超过5个，前面一个、中间一个，后面两个压轴，当时像胡松华这样的腕儿也就三五百”。
1996年权高明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认识了更多有名气的演员，假期有时间就带着郁钧剑、张也、范琳琳、胡月、克里木、马玉涛等人四处走穴。“那时候明星出场费也不是很高，像郁钧剑这样的一场就一两万吧。一般来说当地的主办方会把整个活动包给我，明星的出场费、来回交通全包括在里面。演员和我们熟了，价钱都好商量，整个算下来能赚个40－50％”。收入不错，但要亲力亲为的事情还是很多，确定歌曲、服装、往返飞机、住宿，和当地文工团的班底还要沟通，磨合演出什么舞蹈、搭配什么节目等等。
“那时候明星耍脾气的事情不多见，比较顾及演出大局。我看重的是演员的诚信，有诚信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现在权高明有时也会为地方上策划演出，由于有多年熟悉的经验，往往打几个电话就能把演出前的准备安排妥当。“一些老演员也愿意和我合作，多年的信誉已经成了我的招牌。”权高明说。
本报记者 张欢
受访人：王先生
经纪人资格证让我每分钱都挣得踏实
王先生在2002年考取文化经纪人资格证之前，一直在文艺演出市場打拼。谈起报考初衷，王先生说：“当时自己想办一个文化公司，而其中一个硬条件就是必须有三个具有文化经纪人资格证的合伙人才可以注册。”谈起那场考试，王先生用了“非常难”来形容，他说自己虽然对经纪人的工作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于常年没有读书、背书的他来说，那些法律法规和概论之类的填空题还是让他很头疼，“我停下手头的工作，专门花时间和精力去准备考试”。王先生说这个证书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增强了法律意识，让自己在经营文艺演出活动时更加踏实，觉得自己挣得每一分钱都合法。”
说起这个证书的作用，王先生说“真的很有用。有一次我带演员去广东省中山市演出，演出马上开始，当地的税务部门突然来查我的经纪人资格证。万幸的是，我当时正好把证书带在身上，顺利的过了这关。否则那天的演出很可能无法正常进行，对于我个人、举办方以及演员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其实直到现在，文艺圈内仍然有很多没有拿到文化经纪人资格证的人在继续经营演出，靠着人脉和经验，在这行也做得不错，他们大多抱有侥幸的心理，以为不会被查到。一旦遇到文化局和税务局检查资格证，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资格证的意识，慢慢在走向规范和自觉”。
社会上看经纪人的职业常带有眼镜，认为他们就是“穴头”、“中间商”。“没错，早期的演出公司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皮包公司，经营演出的人就被成为‘对缝’，哪像现在有‘经纪人’这样文雅和冠冕堂皇的称呼”。王先生深知这行的艰辛与无奈，“这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演员交朋友，要和投资方拉关系。只有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可能做成一个项目，而且每次演出完毕，继续维持与演员和主办方的关系也很重要，为以后的项目打基础”。王先生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眼中一个成功经纪人需具备的3点：“忽悠人”的头脑，能说会道的嘴和守法的意识。王先生特别强调守法的意识很关键，这也是行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受访人：陈文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大三学生）
校园里的“文化经纪人”
这个外表干练的小伙子刚刚20出头，言谈举止已很有些经纪人“派头”了，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充满自信，还有些老道。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有着各种头衔——“文化经纪人、制作人、学生会副主席、对外合作部项目经理”。
陈文杰大一就考取了文化经纪人资格证，短短3年内已独立制作过7场音乐会，参与过20余个项目制作。谈及参加文化经纪人考试的缘由，他很坦诚：“当时上大一，专业老师就把经纪人考试的资讯传达给我们，老师鼓励我们尽早去考，因为考试难度每年都会有所增加”，当时他们班一共12个人，有9个报名参加考试，全都通过了。“通过文化经纪人考试对我们来说并不难，考试主要分成两块：经纪人概论和文化法规”。这个证很实用，是开文化公司必须具备的资质之一。“但是从考试的角度，我觉得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改进，比如只是这种书面的考试其实并不能真正考出一个人是否具备职业经纪人的能力，我认为还需要增加对报考人以前做过什么项目之类的考察，再配合口试，这样才可能更全面和更客观”。
虽然取得了文化经纪人的证书，也挂着文化经纪人的头衔，但陈文杰并没有真正做过一次经纪人，而是在“制作人”岗位上大显身手。“进入艺术管理这个专业之前，很多家长包括我们本人都以为毕业后主要就是做经纪人，但后来才知道经纪人只是一个很小的方向，行政总监、市场部经理、制作人、音乐监制等等都可以作为将来的职业选择”。
考学之前陈文杰就有经纪人的潜意识，“我在听歌时就会特别思考为什么这盘专辑要这样作，为什么周杰伦的专辑卖得这么火等等”。原来他的理想就是写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学了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之后才意识到写100首歌也许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如果自己可以当制作人或经纪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掘好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可以做自己的唱片公司，这样的职业真的很棒，可以把很多理想转化成现实，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陈文杰取得了文化经纪人的资格证，但并不想成为一名职业经纪人，“我最想进的是唱片公司，从最基本的做起，最后成长为一个成功的音乐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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