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大改革措施及意义
蔡元培北大改革措施及意义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蔡元培在制度上明确了教授在治校选才上的重要作用，这一条说明蔡元培在用人上坚持自己把好最后一关，“兼容并包”聘任制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由于蔡元培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变化，延聘人才的同时，蔡元培大胆地解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比如，徐佩铣是北大当时既无学要求之严格。第三，策力，又最后把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除了他所看准的杰出才能的人他亲自聘任教授外，在聘任其他教师时主要还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尤其看重教授们的共同。蔡元培在制度上明确了教授在治校选才上的重要作用。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这一条说明蔡元培在用人上坚持自己把好最后一关。凡新聘或延聘的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相当严格。第四，真才实学者终身聘任，不称职者解聘。“兼容并包”聘任制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由于蔡元培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变化。文科、理科方面他都长期聘任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延聘人才的同时，蔡元培大胆地解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比如，徐佩铣是北大当时既无学问、德行又差的一个教授，他组织过声名狼藉的“探艳团”。所以蔡元培上任不久就解聘了他。辞退外籍教员一事，
也曾引起不少风波，但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蔡元培敢于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三、对当今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已有多年了，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真正体现，也未能对教育产生影响。近几年来，有些高校虽然开始进行了内部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模式，但各高校的各种所谓聘任还只是对局部岗位的聘任，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相当一些高校用人制度改革还未真正实行就急吼吼地改革人事分配制度，这样颠倒越位的改革不仅收效甚微，且使用人制度改革相当被动
尴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更好地促进人才流动，改善引进机制，使教师真正成为大学的核心，以最大可能来发挥教师的积极性，能动地培养出具有扎实基础知识、独立的思想人格和世界性眼光的大学生。”这与蔡元培的用人标准相对应。蔡元培的“积学与热心”用人标准就是要求所聘教员学有专长，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并具有献身精神，同时要求所聘教员热心培养学生学术能力。蔡元培第4期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任制对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是：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是当今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全面推行岗位聘任制是新一轮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精要和实质所在，也是高校用人制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迈出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如何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呢?结合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聘任制，本人以为有如下几点措施:1.实行真正的全员聘用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激励竞争机制。要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用人机
制，来进一步优化高校的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象蔡元培那样，打破身份、年龄、国籍等的限制，按教育教学任务设置教学岗位，按学科发展规划和科研任务设置科研岗位，按教学科研规律设置配套的岗位，重点解决任务和岗位，岗位和职务两个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校的内在活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2.健全高校岗位聘任的保障机制，完善岗位聘任的配套措施，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做好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应建立起高校用人制度的法制保障。主管部门领导和高校自身领导应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自觉改革、培育与我国市场取向及市场要素相贯通的高校用人市场。蔡元培改革北大时还未实行市场经济，但他能充分认识到当时北大在旧体制中的生存危机，毅然实行改革，使北大死灰复燃，充满了生机。同样，当今有关领导更应充分认识到高校在竞争性市场体制中的生存危机，从深层体制中挖掘原因，彻底根除落后腐败的用人机制，实现高校用人制度的公开、公平、公正。3.做好教师职务的评聘及聘余人员的安排，这也是健全和完善岗位聘任制不可忽视的环节。就评
文科和理科的区别聘而言，传统的评聘标准导致了太偏重学术而轻视应用的弊端，促使有些教师将评职称作为个人发展的最终目的，以论文、评奖和展品为追求的目标，而事实上相当教师的应用技术还很不够，导致学生的应用水平跟不上。长此以往，在利益导向上引导教师将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职称评定上，而不是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不是这样，他不受职称、年龄的限制，以学诣为主，知人善任，使一大批中外有识之士得到重用。有关领导何不借鉴蔡元培“积学与热心”的用人标准呢?在聘余人员的安
排方面，这一直是历代领导改革用人制度的难点。但不管如何难实行，对待聘余人员要着眼于教育与提高，要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安置”。要积极为待聘人员试岗、换岗和重新上岗提供机会。要从稳定高校和改革大局出发，转变思想观和择业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真才实学者终身聘任，不称职者解聘”的合理原则。高校聘任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朝令夕改。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还有待有关领导和教师及社会的协作、理解和支持，共同推进高校用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9.甘阳.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1.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271.钱理，高远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18. 14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论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周彦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上任伊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将北大从具有浓重封建性教育特点的学校改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著名的高等学府。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宝库中最为璀璨的明珠，研究他的高教思想，汲取其科学的大学教育理念，对促进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对大学性质的科学认定。1917年1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北大1918年开学时的演说词中，他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
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此后，在他主持北大校务期间，关于大学性质这个问题，诚如他自己所说，“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科学认定，亦是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及大学教育的出发点。蔡元培如此强调这一问题，与他自己对大学教育的科学理解有关，也与当时的北大现状有关。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均是京官，被称为老爷。他们读书不是志在学问，而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管理资格之机关”，混到年限满后，拿到毕业文凭，就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着重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主张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所以蔡元培进一步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须有各种教学的研究所”。由于他的倡导北大于1917年底，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中国在大学设研究所之先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因此，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1918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写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也。”1919年，蔡元培又将这一思想更明确地表述为:“对于学
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由于有如此宽松的教学环境，在北大教员中，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学术观点迥异，但是他们各有所学，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在当时的北大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带来了北大学术上的繁荣，充分体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实行全新的学科设置制度，废科设系，沟通文理。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科设置问题，提出了“学术分校”的主张，他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法、医、工、商??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第二，文理二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等各种设备，已非易事，如若遍设其他各科，要再增设医院的病院、工科的工场、农场的试验场等，困难就更大”。在蔡元培看来，“学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
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学”重于“术”。因此，为了表示“学”与“术”的区别，他主张仿效德、法等国的成例，“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在阐明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之后，蔡元培还进一步提出了“沟通文理”的主张。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科、理科来区便觉得自然科学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因与文科隔绝，便认为哲学无用而陷人机械的世界观。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提出“为融通文、理的界限，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些学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学科”。为了保证他的观点的实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