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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卷    第8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7  No.82018年8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Aug. 2018
文章编号:1008-8717(2018)08-0068-03
论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的生命
何  城  禁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文学创作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持续至今,他的文学作品从二十世纪藏族文学中沉淀下来,开始注重对西藏藏族人的生活进行零度还原。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对雪域高原上的众多小人物进行了深入描写,将融汇了宗教意识形态的藏族人的生命观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次仁罗布;《放生羊》;宗教;轮回;生命观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Life View of Ci renluobu's Collection of  Releasing Sheep
HE Cheng-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The Tibetan writer  Ci renluobu’s literary creation since the nine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continued, his literature settle in Tibet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ife of the Tibetans in Tibet to zero.The Releasing Sheep ,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about the many small characters on the snowy plateau, has shown the Tibetan life view of the religious ideology.
Key words: Ci renluobu; R eleasing Sheep ;religion;rebirth;life view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18 - 03 - 25
何城禁(1994—)女,重庆綦江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文化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脚步深入西藏的各个角落,藏族文学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早在二十世纪,伴随着五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和腐朽农奴制度的覆灭,以及六十年代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藏族文学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峰,世人首次得以一窥神秘而封闭的西藏。在八十年代,藏族文学“井喷”式地呈现在中国文坛,“雪野诗”和得益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
穿越小说排行西藏魔幻现实主义”横扫藏族文学,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巨大成就。[1]新时期藏文文学创作日新月异,藏文母语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蔚为可观。研究世纪之交以来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发现,次仁罗布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他吸收前期藏族文学的创作成果,在民族文学创作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壤里孕育胚胎,加之
成长于青藏高原的腹地拉萨,次仁罗布将这得天独厚的资源运用于文学创作,并取得了“西藏文坛最美的收获”的美誉。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于2015年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的小说《杀手》获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入选“2006年中国年度小说”和“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英文),并被翻译成韩语,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界》获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2]小说《神授》获2011年《民族文学》年度奖,《阿咪日嘎》进入200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09年“茅台杯”《小说选刊》排行榜奖,《八廓街》获2011至2012年《黄河文学》“双年奖”二等奖。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汇集了次仁罗布的许多优秀之作,是他多年文学创作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展现出在
宗教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藏族人的生命观。
一、宗教意识形态下的轮回思想
藏族是全民族信仰宗教的民族,佛教在藏族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佛教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藏族文学。
以公元八世纪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桑耶寺的建立和“七觉士”的出家为标志,藏传佛教真正在吐蕃站稳脚跟。而以吐蕃后期朗达玛灭佛为分界,佛教前弘期的宗教传播局限于吐蕃上层贵族,并未深入民间,伴随着与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教派之争和由之而产生的文化之争,吐蕃王朝多次掀起灭佛运动。
西藏宗教史中,前有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奠定的崇佛尊佛基,后有莲花生大师、寂护大师和赞普赤松德赞的共同努力,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上的传播逐渐转向民间。在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时期,藏土佛教诸教派开始形成,萨迦派、宁玛派、噶当派、格鲁派、噶玛噶举派等佛教流派影响巨大。佛教教派越多,其覆盖的僧俗信徒也就越多,佛教的传播和影响也就越能渗入藏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影响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
自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的建立开始,藏区寺院便开始参与政治事务,形成寺院集团,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藏土上存在了上千年之久。随着宗喀巴整顿佛教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藏族文化长期处于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下。 寺院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的场所。寺院教育注重培养“五明之学”,藏族流传后世并一直在民间广受推崇的诸多学者如米拉日巴、萨迦班智达等都是以学富五明著称的名僧大德。佛教在藏土的发展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最终在藏区繁衍生根并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佛教进入藏区后的藏族文学以大规模译经运动和一系列西藏僧侣文学为代表,都注重弘扬佛陀释迦、宣传佛教义理。蓬勃发展的佛教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的生活和信仰。藏族人一直以来生活在高海拔、多山、多雪的自然环境中,与西藏本土苯教融合后的藏传佛教极大地适应了西藏的生存环境,使佛教迅速地成为了存在于藏区农村和牧区的民间信仰。
如今的藏族人民已经习惯了遵从佛教的信仰仪轨生活,轮回思想在佛教意识形态下处于核心地位,其中包括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等观念。他们深信“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为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3]从而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就有重来世、轻现世和重宗教、轻人世现世的思想。由于承认人是有灵魂的,承认人的存在是在六道轮回之中,这就使得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区别。“六道轮回”是以善恶观念为指导,描绘出了现世现实生活与来世未来生活的关系,并与世俗生活中的惩恶扬善观念有着共生关系。人要是多行善就会进入三善趣——人、天、阿修罗之中;而当人们行恶作孽就会落入三恶趣——地狱、恶鬼、鬼畜之中。在佛教的意识形态中,神是沟通来世和今生的中介。佛教徒的终极目标就是来世幸福,这不仅需要忍受今生的苦难和不幸,还要与掌管地狱之门和幸福之门的神发生联系,人们需要遵从佛教的信仰仪轨,这也是人们的社会选择和宗教的情感控制。
在次仁罗布的小说集《放生羊》中,藏族人的宗教轮回思想在不同类型的西藏人身上都有体现。通过对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追溯,能够清晰地看到藏族文化内涵中具有共性的宗教生命观。
二、现世人生中的辩证态度
次仁罗布在他的小说集《放生羊》中用辩证的态度,多视角地展现出人们在对待现世今生问题中的困顿和迷惑。长期生活在宗教文化的信仰仪轨中,人们已经习惯生活的麻木,他们不去抗争而被动地接受该有的命运和苦难,以期来世命运能够得到反转。在经济浪潮和现代化大步前进的过程中,一部分藏族人开始怀疑宗教文化的堡垒,这个心灵的乌托邦并不能说服他们去理解所面临的社会和人生。
所谓次仁罗布小说作品中的辩证态度,就是其中既表现了藏族人对现世人生的肯定,也有否定。《阿米日嘎》在藏语中意为“美国”,次仁罗布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然堆村一头种牛离奇死亡的案件调查记录下来。他还原了西藏牧区山村中的社会形态,年青一代的藏族人在现代化的涌流中东奔西突,企图冲破旧有思想和传统的生活状态而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小说的结尾部分“然堆村依然很宁静很祥和”[4],不禁耐人寻味,作者企图给小说营造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尾,而在文本解读中不难剖析出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心的骚动和“不安分”。人们对现世生活的不满和挣扎,对传统宗教文化和高原文化的怀疑和抗争,让他们开始尝试冲出一条新的更加舒展的生活形态。诚然,这仅是潜意识的骚动,是三位一体的大脑神经框架中边缘系统产生的激情,[5]还没有将思想提升到显意识层面。在《尘网》中的跛子郑堆一生都在寻求普通人简单的家庭、婚姻、子嗣,这一普通人的寻常生命组成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迫害下成了郑堆毕生的奋斗方向,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在幻想寻常人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简单生活。这种对生命本能的追求是无法消磨掉的。
次仁罗布以一双慧眼洞悉西藏社会的改变以及社会转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他的文学视角是有高度的,也是透彻的。他的小说集《放生羊》纵观整个民族发展史和各个层次的藏族人,是他对藏族人思想精髓和精神面貌的集体展示。次仁罗布笔下的《界》展示出西藏农奴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社会状态。底层人民悲惨,任由上层贵族摆布命运,他们是被动接受命运的一人,婚丧嫁娶皆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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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更谈不上个人自由和财富自理。同时小说《界》中的上层农奴主也有自己的使命,文本中龙扎谿卡(庄园)的命运就与一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庄园的易主整个龙扎家族也就走向了末路。次仁罗布笔下的《界》中无论哪一个体的人都在自己的命运里挣扎,少爷格日旺久不能自主选择婚姻只能靠偷情与堕落来反抗母亲的强权和个人的使命;曾与格日旺久为同窗的管家桑杰在家族没落后变成为龙扎谿卡庄园的朗生(奴仆);查斯本为拉萨德忠府老爷的私生女,由于身份的低贱被德忠妇人打牌输给岑啦,少女时期被格日旺久少爷强占肉体并在怀孕后被赐给农奴驼背罗丹,晚年怀着对世俗社会的满腔仇恨将自己出家的儿子多佩毒死。人性的挣扎也是次仁罗布在苦难和信仰的西藏叙事外对藏族人现世人生态度的展示。
次仁罗布笔下人物命运的痛苦是具有跨民族共性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都有一道伤疤,它既阻挡着民族的前进,同时也在催生进步。处在藏族文化中心位置上的佛教文化引导着它的信徒去寻求救赎
、要心怀慈悲、要安于苦难、要积德行善,才能得到好的业报。今生的忍受、妥协、向善的肉体和灵魂仅是作为达到彼岸世界的桥梁。《放生羊》中年扎去世十二年的妻子桑母在地狱中饱受折磨不能投胎,托梦告诉年扎在世间帮她赎罪,年扎购得一只放生羊并带着它一起朝拜和行善。他们完全遵从佛教的信仰仪轨,烧斯乙、添供灯、拜佛、向寺庙护法神献白酒和纸币,他们在八廓街和林廓路上转经、磕长头,这一切都沐浴着一层宗教信仰和内心向善的圣洁光辉。人们相信今生向善来世必得福报,因果轮回遂一切早有定数。现世的自省与救赎,这些浓郁的宗教意识在《放生羊》中得到具象的展示。
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对宗教文化氛围中的藏族人民的轮回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呈现,还原了雪域高原上藏族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从而次仁罗布的小说也被文学评论家称为“灵魂叙事”。文学即是人学,次仁罗布将这一观念表现在他的西藏叙事中,将西藏人的灵魂和思想感情进行了深入挖掘,将特殊的文化背景、时代、社会、人物身份和人物性格都作出了深入的刻画和考量。次仁罗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对西藏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形态有着切身的了解和把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都始终在向世人解读一个真实的藏民族。
三、生命价值取向的探索
随着经济发展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西藏人的生命价值取向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改变。宗教文化在藏族文化中存在了近一千四百年,从它传入藏土到生根发芽都适应着西藏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
发展水平、人们的精神状态,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6]苏格拉底把人的灵魂同马拉双轮战车联系起来,这辆战车由黑白两匹马向不同方向牵拉着,而驾车人却无力地驾驶着。[7]这个隐喻同如今西藏民族精神状态相似,一方面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掀起都市文化浪潮,另一方面屹立在藏土一千多年的宗教文化至今遍布五大藏区,拥有广大信众。不言而喻,在传统宗教文化和当代都市文化的夹击下,藏民族的生命价值取向已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同时,次仁罗布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表达了他对民族生命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出路的隐忧。无论是反映农奴社会背景的《界》,反映“文化大革命”压抑人性的《尘网》,还是反映物欲横流人心骚动的《焚》《前方有人等她》《秋夜》,这些小说都是次仁罗布对西藏民族生命观的多方面展示。次仁罗布笔下的西藏人、西藏事都有着他对西藏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这些都是他对民族生命价值取向和精神出路的探索。
《秋夜》中的次塔从穷困潦倒到名利双收,从被女人抛弃到重新娶妻生子。次塔抓住商业化的机遇逐渐功成名就,而他最初追求的爱情和婚姻已经被物质欲望取代,怀有身孕的妻子还在雨夜中等着次塔的归来。次仁罗布注意到人们开始用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来弥补内心的某些缺失,而腹中的孩子则是给人以慰藉的新的希望。《前方有人等她》以寡妇夏辜老太太为主人公,她坚守着丈夫裁缝顿丹生前留下的好名望,而当商业浪潮涌进藏区,面对浮躁的年轻一代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失衡,夏辜老太太无法接受,最终随着善良的丈夫顿丹一起去了。次仁罗布展现了现代化在西藏的进程,现代文明打破了传
统思想的堡垒,商业浪潮也给藏族人民的生命价值观念带来巨大影响。西藏人在迷茫的处境中前行,但是总归是有希望的,“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我们不同,他们会活得比咱们强。”[8]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在小说集《放生羊》中,通过对雪域高原上各个历史时期中平凡人物的命运起伏和生活导向进行解读,展现出西藏各个时期平凡人物的民族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扎根于宗教文化的沃土,并在商业经济大潮的影响中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波澜。在改革开放后西藏的都市化过程中,一部分走在前面的藏族作家在探索民族生命价值取向的道路上已经行走了很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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