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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归来》的创伤性叙事艺术
创伤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长期存在于全社会普通人的生活中。创伤事件对历史留下的记忆，有时可与推动文明史的重大事件相提并论。[1]“”事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民众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改革后，“”事件被作为创伤特征快速成为文化媒介的叙事焦点，众多的“伤痕”小说、“创伤”影视通过对“”的详尽叙事，给受众带来历史创伤的体验。但是，创伤叙事不应停留在集体记忆的窗口，而应致力于建构理解、反思、修复和治愈创伤的文学、影视等作品，来推动文明和文化进步。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电影《归来》可谓是反思、修复和治愈创伤的尝试作品。影片表现了主人公用情感呵护来修复个人创伤、家庭创伤和集体创伤的心路历程。本文以陆焉识的视角呈现修复创伤的经历，探讨影片对当下社会民众处理创伤的新启示。
一、创伤性叙事艺术的特征
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对于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种压倒性的体验，对这种事件的反应总是延时的，也无法控制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的反复出现”，他认为创伤叙事不仅是回忆冲突的暴力，也是传递其不可思议的影响。创伤叙事告诉受众反复困扰受害人的不仅有暴力事件的现实，而且有不能完全理解暴力方式的现实。[2]可见，创伤性叙事可分为：（1）突发性杜淳回应插刀教
创伤事件的叙述；（2）创伤事件延滞的后果，事件后果往往反复困扰着主人公，直至事件完全平息。此高温补贴
外，米歇尔?巴勒夫的多元创伤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个性特征、家族史、文化程度、场所和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不仅影响创伤性后果的记忆/回忆，也决定了主人公走出心理梦魇，重塑自我的路径。[3]该理论强调创伤经历和记忆的地点在小说的创伤叙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标识性作用。
创伤叙事不应回避创伤现实，不能逃离反复再现的创伤影响。[2]电影《归来》没有逃避家庭创伤现实，而是呈现多元家庭创伤体验，具有上述创伤叙事特征。《归来》的创伤叙事从陆焉识的初次非法归来，机缘巧合之下被有道德、有操守的革命青年――跳芭蕾舞的女儿发现并举报开始，讲述了妻子冯婉瑜因与他在车站天桥见面未果却摔破头，无法摆脱“失夫”的伤痛，迁怒于举报父亲归来的女儿，将其驱逐出家门，反复再现的创伤体验造成冯婉瑜心因性失忆。同时，陆焉识的女儿不仅被母亲赶出家门，也遭遇了因父亲归来而被取消《红娘子军》女主角的最佳扮演者资格等创伤事件的突发性冲击。
创伤性体验是该片的基调，整个创伤叙事将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创伤的“突发性”和“延后性”对剧中人物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家族史、文化程度、场所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归来》通过影星陈道明的表演、冯婉瑜的陈述、家里的钢琴和老照片，为
受众描绘出男主人公的多才浪漫的个性、殷实家境和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表现了“”时代的多元因
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刚结束时代创伤的男主人公，在面对“夫妻不能相认”和“母女关系恶化”的突发性家庭创伤时，能正确理解和承受创伤带来的冲击。
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整部影片创伤叙事可分为两个部分：（1）隐性的历史性创伤叙事，隐性处理男主人公陆焉识原本是纨绔子弟、背叛家庭、逃避婚姻，因种种原因积极反右，后又因各种原由被打成右派，被羁押在某农场接受“教育”的创伤体验；（2）显性的家庭创伤叙事，非法归来给妻子和女儿造成“突发性”的个体创伤和家庭创伤，创伤的“延后性”后果反复再现，最终导致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母女关系失和。这种隐性和显性创伤叙事推动了主体体验的创伤事件潜移默化地得到非直接受害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同，激起受众与剧中人物的共鸣。此外，男主人公方师傅复仇时，却发现他已被“专案组”带走，以“三种人”接受审查。方师傅妻子的呼喊作为“”后的一个缩影，投射出集体创伤蕴含隐性和显性创伤叙事特征，也促使陆焉识“顿悟”家庭创伤。
二、创伤性叙事艺术的作用
创伤叙事不是为呈现历史创伤的破坏性影响，而是为了理解历史的伤痛的复杂性并最终努力避免不愉快的冲突，通过创伤叙事艺术的过程启迪当下受众，引导他们理解创伤的复杂性并走出创伤的泥潭。
创伤叙事通过创伤个体有意识地管控创伤经历，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记忆拾回”过程，来整合创伤
和理解创伤，最终走出创伤和修复创伤。[4]《归来》中，主人公通过“闪回”与“重复”叙事来实现“创伤整合”。这种“闪回”与“重复”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冯婉瑜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一些令她既熟悉又无法摆脱的记忆碎片：火车站、天桥、人流、快跑、担心门上锁和“陆焉识”等，其中地点的“闪回”正是主人公回忆自己的经历和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场所。[3]冯婉瑜的“闪回”不是直接创伤体验的标志，而是试图克服非直接体验，试图控制第一场所从未抓住的经历。当事人仿佛感到创伤事件就发生在当下，而引发“闪回”现象的诱因或情境可能会唤起创伤主体对创伤经历的回忆。
[4]冯婉瑜通过回忆创伤经历去努力回自己真实的身份，是她自我诊断、自我疗伤的过程。男主人公也努力通过老照片、音乐和读信等“闪回”与“重复”来整合她的创伤。但是，现代创伤理论更加趋向于关注个体生命创伤的破坏性反复，并认为“闪回”中的创伤体验可能是对个体的再次创伤，即使没有生命威胁，至少威胁到大脑的生物结构，最终可能导致恶化。[3]《归来》反复破坏性的“闪回”与“重复”，反映出创伤梦魇的慢性焦虑，未能把眼前的“读信”人和陆焉识整合在一起，冯婉瑜的最后意识发生变化，模糊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心因性失忆症逐步恶化。创伤叙事艺术常常通过创伤个体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来恢复创伤。创伤事件已导致冯婉瑜对上级甚至女
儿的质疑，打破了对上级和女儿的友谊及对其的依赖性，造成对环境人际意义的理解障碍。因此，女主人公与他人隔离成为她心理创伤的基本经验，需要鼓励创伤主体建立信任体系和恢复信任体系。朱迪斯?赫曼提出创伤的以恢复创伤个体的权利和建立新关系为基础，创伤个体不能独自面对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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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应该在关系建构中才有可能恢复。[5]创伤叙事艺术创伤可分三步：首先，营造安全的、稳定的、信赖的关系氛围使创伤个体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创伤性体验；其次，创伤个体通过回忆痛苦的经历，宣泄和释放创伤的痛苦体验，通过另一场惊吓唤醒创伤个体；最后，唤醒创伤记忆，创伤个体对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进行衔接、整合和修复以达到健全的自我。《归来》通过叙述陆焉识面对痛苦的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时代创伤经历时，既希望亲人能理解他的创伤，又经受内疚创伤体验，但他努力营造了幸福家庭应该有的亲切融洽的关系氛围，化内疚创伤体验为补偿情感，让家人之间的爱和温暖弥漫于每个人的心中。陆焉识用父亲的宽慰和温暖化解女儿对母亲的不满，通过书信借冯婉瑜心目中爱人“陆焉识”的话重建创伤记忆，使冯婉瑜对自我、母女关系和家庭功能进行对接，以此来解开冯婉瑜对女儿的偏见和不满，整合和修复家庭创伤。陆焉识与女儿紧密联系、共同努力去帮助冯婉瑜，在这种连接过程中，父女关系很快修复并实现健全。同时陆焉识和女儿，冯婉瑜和女儿，相互间建立了信任关系。陆焉识和女儿共同努力冯婉瑜的创伤过程，也是自我创伤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