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头
职大学报
2019年第3期
摘要:《卷葹》是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女性小说之一，其中的女学生形象是五四早期女性文学的经典。冯沅君笔下的女学生，身处于婚恋问题的传统与现实的多重困境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婚恋自由；但这些女学生又是善良、苦闷、大胆的，勇敢地提出自由的主张，为婚恋自由而抗争。以《卷葹》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女性写作，反映了从晚清到五四的女性主义从国族想象向个体书写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卷葹》；冯沅君；女学生；婚恋自由；五四运动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40(2019)03—0044—07
冯沅君《卷葹》中的女学生形象分析
叶李
陶轶
(武汉大学，湖北省武汉市430000)
收稿日期:2019-03-21
作者简介：叶李，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陶轶，女，土家族，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冯沅君是五四时期崛起的第一批女性作家之一。1924年春，冯沅君以“淦女士”的笔名在《创造周报》《创造》季刊上陆续发表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篇短篇小说,1926年将四篇小说结集
成《卷葹》，交由鲁迅编辑出版。1928年再版时,《卷葹》增加了《误点》《写于母亲走后》两篇。《卷葹》集中于婚恋题材，以自叙形式写作，颇能代表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及自身命运的所思所感。如鲁迅所说,《卷葹》的内容“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更具独特意义的是,《卷葹》展现了女性知识分子面对命运困境时的抉择与心理。分析这一体的形象与心理，可以进一步看清当时的女性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身被安排的命运，如何做出选择及抗争。
《卷葹》中的六篇小说，情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女学生求学中有了自己的恋人，然而自由恋爱不被当时的社会所容许，母亲召女儿归家，希
望女儿能够听从家里的安排尽快结婚。相似的故事模式，且都篇幅短小，这两种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卷葹》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主要是类似文学史书写
的主题性、片段性的概括。《卷葹》虽故事情节简单、高度重复，但是细节却不雷同，丰富的细节与叙说方式让《卷葹》仍有非常大的思想容量。这些内容呈现出的女学生不是刻板的抗争精神符号代表，而是有细腻的感情、生存的无奈和对人生的思索，这样的女性形象才是真正值得研究且打动人的。
婚恋自由的现实困境
《卷葹》的六篇小说都有很强烈的话剧剧本气质。在小说开篇，便是主人公直接站在困境中心出场，去陈述自己的危机。《隔绝》的开篇是最直接的体现:
“青霭!再想不到我们计画得那样周密竟被我们的反动的势力战败了。固然我们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绝了。这是何等的厄运，对于我们的神圣的爱情!你现在也许悲悲切切的为我们的不幸的命运痛哭，也许在筹画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
你是个有为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条路遥冶1〇
这段文字里,“我”是一个被迫害者，也是一个失败者,“青霭”与“我”需要马上做出选择以面对接下来的命运。同时，几篇小说都有典型的场景切换，一幕是在学校与同学、恋人共同学习、生活，一幕是归家前与朋友、恋人话别悲泣，一幕是回家后面对家人隐忍不发、暗自抗争，有时会夹杂着乘公交车、在外同居的场景。这类倒悬的危机、割裂的场景，共同指向了主人公身处两个世界而无法兼容的困境。一面是“我”在学校，这里的“我”没有来自生活和家人的压力，正值青春年华，能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学习玩乐。一面是尽管温暖熟悉但规矩陈旧、缺少生机的家庭，如果没有婚恋问题的干涉，还能保持家人间的亲密，而在母亲看来刻不容缓的婚恋问题成了一道打不破的枷锁，让“我”无法与家人沟通、融入家庭。
冯沅君于1924年创作《卷葹》，此时即使在五四运动的先锋地北京，社会男女交往的风气也才开放不久。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大游行时，由于男女社交的阻隔，队伍中尚无女学生的身影，而在后续的游行中，各校女学生陆续加入。游行活动促进了女性走上街头参加社会活动，同时也打破了男女社交的隔绝。1920年以后的校园里，男女社交之风便悄然蔓延，此后逐渐也有了“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的主张。男女社交公开、恋爱婚姻自由是20年代前半期报刊最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1]冯沅君的小说正是这一风潮下的产物。
在《误点》中,“因为避免讨厌的人们的眼和口”，继之与恋人杨渔湘“起了个绝早，到城西公园晤面。”母亲见继之回来了，说的是“北京的风俗也真不好，女孩子们在那里教人怎放得下心”，继之的长兄教育继之:“教育界的人，知道你同杨的事的人，对你的批评都很坏;××女师范校长的位置，都是因为你的声名不好，眼看着便宜了别人!什么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就是吊膀子，扎姘头!”继之出身的诗书之家，对于自由恋爱仍持着这样的看法，可想当时自由恋爱承受的压力之大，在世人看来无异于女子在外放荡。
继之的长兄接着教育说:“不要认为恋爱是什么绝对的，无限的；世间就没有所谓精神的，纯洁的恋爱，恋爱的构成的要素，财!!你现在相信你同杨的恋爱，就同有些人吃金丹养修成仙一般。女子们的盛年易过，别等……后悔!”这段话与前面的斥责相比，多了亲情的关怀与女子自身利益的考虑，然而这样的关怀是自上而下的，与当事人自身的意愿无关，换言之，既不平等也不自由。如果一名闺秀未曾接受过新式教育、感受过平等自由的男女社交氛围，其家庭能够像继之的母亲、兄长这样负责尽心，那这样的婚事或许足以成为女性的幸事。但是感受过学校平等自由的快乐，再回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家庭中，这样的安排便是十足的牢笼。
女学生面临的困境，有传统女德视角下的世俗指点，有《隔绝》《隔绝之后》中的难以调和、只能以自杀结尾的家庭冲突，也有《慈母》《误点》《写于母亲走后》中的陷于母爱、情人之爱之间的摇摆无奈，甚至有对于恋人原配的愧疚与嫉妒。《卷葹》中的恋人们约会时对旁人的目光仍有所忌讳,“因为避免讨厌的人们的眼和口，他们起了个绝早，到城西公园晤面。”(《误点》)这些青年学生们对此的态度也
有体现,“我很想拉他的手，可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旅行》)鲁迅评价此处说:“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徘侧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鲁迅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这段描写正体现了学生面对传统的道德原则时既没有足够的势力，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力量。
与世俗指点相比,《卷葹》中更多情况下，女学生面对的是家庭亲情的压力。女学生走出家庭、走进学校后，交际圈便主要集中在师友中；女学生与传统女德社会维持联系的最主要的绳索是家人。在《隔绝》《慈母》中，女主人公在外一直不肯归家，甚至六年不归，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愧疚，家里来信以母亲病重相逼，方才回家。六篇小说里，家庭都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父亲是否存在直接被忽略，这一选择不是巧合，而是
因为“我”作为一名女性，天然地与母亲有人世间最深切、最心血相感的爱。怀着传统观念的母爱，才是个人追求独立、婚恋自由路上最难以挣脱的阻力。
母亲为“我”忧，为“我”愁，为“我”喜，为“我”乐,“她一开门见回来的是我，便笑得几个不完全的牙齿都露出来了，同时眼中又充满了莹晶的老泪吗?……就在这颤巍巍的动作上更显出了世间唯一的，绝对的，神圣的母亲的爱。……我自己判决凡以世间一般的险诈的心理，来推测母亲的罪过比扰乱公共治安的罪过
还大。”尤其是《慈母》中,“我”向母亲倾诉我的苦，说到沉痛处哭了，母亲便默默无言地陪“我”哭，母亲说:“你们要代我想，我要是这样做了，怎有脸再见你们的伯叔们。……但是我虽想得到而没有勇气去做。把你强送去……我心中不忍看你受委屈。……你们若以你们主意为是，你们便照你们所认为是的做去，我这个老人任她难受去吧!……。”这一段母亲的独白，是“我”两难的困境，也是母亲两难的困境。“我”是一个传统的受害者，因为上一辈的传统无法得到自由；同时，尽管母亲迫使我结婚,“我”仍为母亲感到不忍，因为母亲也为传统所累。在《隔绝之后》中，乃华在自杀前的诀别信中，仍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为人子女未能尽孝的愧疚。
这种追求自由的情理困境，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对恋人原配的态度上。《旅行》中的一段独白将这种困境体现得最为深刻:
我素来是十二万分反对男子们为了同别一个女子发生恋爱，就把他的妻子
弃之如遗，教她去“上山采蘼芜”的。我以
为这是世间再不人道没有的行为。并且
还亲自作过剧本来描画过这般男子的
像。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人是我的情敌，虽
然我明知道他们中间只有旧礼教旧习惯
造成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不可分离的程度，而要减少他在法律上
的罪名与我们在社会上得来的不好的批
评，只有把他们中间名义上的关系取消。
怎样我的心会这样险!怎样这样不同情于
我们女子呵!
“我”虽有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将真正伤害到其他人，对母亲、对恋人原配，都是如此。“怎样这样不同情于我们女子呵!”这样一声喟叹，显示的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我”关心的不仅是个人的自由幸福，还有所有女性的自由幸福；还显示的是，真正的道德困境不是来自灭人欲的礼教陈规，而是来自理论正义与行为道德的缝隙之间。在社会变革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时，追求自由、促成社会进步之路往往要个人及其周围人作出牺牲。对于《卷葹》中的女学生来说，无论怎样选择，都不能完全合乎情理，这正是追求婚恋自由路上最深刻的困境。
抗争后的苦闷与现代性爱意识《卷葹》六篇小说中这些女学生或以死相拼，或与家人僵持不下、悬置矛盾，或幸得母亲放手，可以说争取婚恋自由的抗争大部分都未成功。事实上，不仅是新女性如此，同时期的男性新青年也是如此。《卷葹》中的“我”遭遇家庭逼婚时,“我”的恋人也都无可奈何，只能相拥而泣，甚至他们也遭受着婚姻上的父母催逼安排。《卷葹》中的男性恋人们，形象都是模糊的，有的甚至只是作为“我”的恋人的身份的功能性角。即使是最有抗争精神的渔湘(《误点》)，也只能退让，发出这样的悲叹:“公园话别时，你定怪我无情，怪我决绝，然而，你哪知我的苦衷。固然我承认别人向我的怀中将我的爱人抢去，是我的奇耻大辱，我要和他拼命，但是我眼看着你的锦绣般的人生为我而日形惨淡，我心何忍!”更多时候，这些新女性和新青年的抗争都是无力的，只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卷葹》中《隔绝》《隔绝之后》的内容更多是作者刻意为之的、戏剧化的冲突，另几篇方才真正地反映着青年们的抗争状态，一种郁达夫式的生存苦闷。对婚恋自由的追求同其他个人性的追求、社会性的追求汇集到一起，共同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抗争的姿态。而现实与生存的压力又让无数抗争一一倒下，从而形成了一种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苦闷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旅行》中写道:“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
人自命。……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他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黄金铺地玉作梁的。我们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儿与灿烂的星斗作盖，而莲馨花满地的。”而到了《写于母亲走后》中,“我”与恋人志伦为了生计、家庭而苦闷不堪:
每次到V校上课本就同旧时小学生进书房一般，今日更甚。同事的举止较往
日似乎更寒伧，学生们听书的神气较往
日似乎更蠢笨。“什么是蠢笨，简直是讨
饭!”我这样想。于是婚姻问题的纠葛上又
加上对于职业的厌恶。
……
他遭了我的拒绝，呆若木鸡，在我面前呆站了一刻功夫，突然伏在我的膝上,
哭得抬不起头来。“我的父亲为我的事死
了，母亲现在又为我病得不能下床。唉!
唉!我读书一场……倒不如我哥哥是个
生意人……回去呀!……回去就不能来
了!……”
可以看出，五四退潮之后，知识分子抗争的激情渐渐平息，曾经可能是个人理想的事业实际上没有成就感，曾经追求的独立实际上不过只是谋生而已，生存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一呈现。曾经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自我认同，在经历现实的压力后，只剩自我怀疑了。此时的抗争不再是原来斗志昂扬的宣战，在现实、家庭、个人心理多重因素下逐渐被消解了。
除了《隔绝》《隔绝之后》将锋镝直接指向不合理的婚恋制度，其它几部小说透露的苦闷并不能以婚恋制度一概解释。虽然五四时期不少小说直接控诉婚恋制度、家庭专制等问题，但是在大量的作品里，压迫之来并不具体。主人公们似乎陷在“无物之阵”里，与四面是墙而又不见墙的环境苦斗。[2]而这“无物之阵”正是与个人属性相对的社会。《卷葹》中同样模糊的抗争与苦闷正体现了五四时
期的小说核心的气质：即人道主义、关注个人与人性，正是觉醒了的个人感到无比的苦闷。
在极度的苦闷之后，郁达夫发出了这样的悲喊:“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3]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这一喟叹，显示的是这种个人的苦闷的积极转向，即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探索。
可惜的是,《卷葹》并没有显示出拷问社会现实的转向，仅止步于问题小说式的描述问题困境以及抒发苦闷，而没有试图思考问题的深层背景及原因，这使得《卷葹》没有走向更宏大的格局与更深远的成就，且同一主题的多篇小说有重复之感。但是《卷葹》的独特意义在于，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书写了女性对于自身及命运的思考、抗争，这一点是男性作家所不及的，是女性作品里的先锋，放到整个五四思想解放背景中便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写婚恋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写性与爱的问题。要打破传统的婚恋制度，要从人道主义中获得新的婚恋制度的合理性，必然要探索婚恋问题中的核心因素——
—性与爱。郁达夫的《沉沦》出版前后，许多作家都创作过婚恋问题的作品，冯沅君即是其中一员。[4]
与同时代的男作家表现性爱意识相比，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描写更接近于，即“性爱”中“性”的一面，而冯沅君更偏向精神性的“爱”的一面，其他女性作家也显示出了冯沅君这样的偏向。在《卷葹》中，表现性爱意识最典型的一段文字应当如下:
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个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
羞，那样伤心，低着头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
刻多钟。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
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
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
圣尊严的监督似的，同个教徒祈祷上帝降福
给他一样，极虔敬的离开我，远远的站着。我
不用说，也是受着同样的感动——
—我相信我们这种感动是最高的灵魂的表现，同时也
是纯洁的爱情的表现，这是有心房的颤
动和滴在襟上的热泪可以作证据的。(《旅
行》)
能够一起出游、同居足以证明两人的观念多么开放与激进，但“我”对性的想法不仅仅这么简单。在此刻,“我”和“他”都明白我们正在做的行为意味着什么，这种自由恋爱的亲密行为多么违逆传统道德，因此出现了一刻多钟的行为空白。而接下来的极富宗教仪式感的行为，在这本应灵肉相结合的时刻转向了“灵
”。即使经历了现代性爱思想的觉醒，女性会争取身体上的自由自主，但肉体欲望仍意味着堕落与放纵。在“灵”与“肉”中，这些女学生仍然倾向于选择“灵”而避开“肉”，在“性”与“爱”中，仍倾向于爱的感召而非性的享乐。另一方面，在冯沅君的笔下，女性虽然仍一直围绕在婚姻、爱情的话题上，但是叙述方式与重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男女平等的倡导改变了两性关系的状态，婚恋小说不再像传统的言情小说一样着重于夫唱妇随的民俗教化，重要的是人的感受与看法。即使是女性，也能在小说中大胆说出自己关于婚恋、性爱的看法；男性的角也不再独占叙述中心甚至可以消失。所以《卷葹》中的女性能够大胆喊出:“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
从晚清到五四
要真正认识到以冯沅君为代表的这一批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写作价值，必须在历史上到其坐标。如果从历史上考量，有两条线索需要格外注意，一是这批女作家实际上是从闺秀身份转向新女性身份，其早期的家庭教育很多是传统的诗文教育；另一条则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发生影响后，社会如何看待女性的社会角、女性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角。注意到这两条线索其中的转变，方能理解五四女性作家写的婚恋问题小说中的文化心理。
值得思考的是，女性写作在古代并不稀奇, 1927年出版的《清闺秀艺文略》收录了两千七百多位女作家的三千三百多部作品，其中清末民初的女作家也颇多。这一现实提醒着，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
体背后不少都有古典文学素养支撑着，但是西学的
进入让这些女性作家开始走出了闺秀的传统身份与
女生说淦我什么意思创作语境，向能代表新女性的新文学领域开拓天地。
女性作家如冯沅君、吕碧城、秋瑾等人都写诗填词，冯
沅君并非只写小说，这正印证了五四时期女性作家
体的身份转变，以及在女性写作历史上的转向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仍保留了不
少闺秀文学创作的特征。《清闺秀艺文略》中的作品九
成以上都是篇幅较短小的诗词，篇幅较长的文章与学
术研究极少。《妇女时报》1911年创刊之始，就引导女
性转“诗”为“文”，多次发布征文启事。在主编包天笑
看来,“办妇女杂志的宗旨，自然想开发她们一点新知
识，激励她们一点新学问，不仅以诗词见长”，然而现
实中杂志刊稿仍然是以诗词为主,“惟女子在旧文学
中，能写诗词者甚多，此辈女子，大都渊源家学。故投
稿中的写诗词者颇多。”[5]在某种程度上，写诗填词与五四初期刚萌芽的女性白话文学一样，都不需要很多
的研究时间、很强大的才力，主要是女作家借简练的
文体与事件去抒发自己的感情、言说自己的处境。
可以说，旧体诗词与白话文学在五四时期女性作
家体文学创作生涯中是交融的。但在五四运动的政
治环境中，白话文学作品自然被赋予了更多时代意
义，获得了更多后来研究者的关注。此时女性作家的
白话文学创作活动，也印上了五四时期国家命运困顿
柔弱的心理暗影和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理想微光。“新女性”这一身份话语正是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国族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从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女
性角的想象。甲午战争以后，国家与民族急剧变化
的形势真正影响到了社会心理层面，在急于摆脱困弱
的心态的推动下，知识界在各方面探索解决方法，其
中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女性角问题。梁启超1896年论
女学的文章中，提到了女子教育与国家强盛有着重要
关联，并且多次强调了母亲角的重要性,“西人分教
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梁启超并表
示了对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教育思想的赞同。[6]下田歌子的教育理念中，母亲的教育功能与国民的素质、国家的强盛紧紧相联；东方女德教育应与西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