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夷之辨的认识.txt跌倒了，爬起来再哭~~~低调！才是最牛B的炫耀！！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真不好意思，让您贱笑了。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老子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明朝人对华夷之辨的认识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20]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23]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24]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25]“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开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
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26]这些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西班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
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27]  　比林则徐、魏源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28]  　明末，王夫之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当
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  　对华夷之辨，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29]意思是：夷狄和我们不同族，如果他们侵略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多杀他们并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王夫之的夷夏观：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一个著名的能说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华夷之辨”之大防的核心为文化的典型例子：“很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本来江南百姓们已经接受了清廷的统治，他们对明王朝早已没有感情，认为谁没有关系，亦即不在乎统治者的血缘、地域甚至语言，
只要不过分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满清用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逼迫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百姓剃发易服，直接改变中原和江南人民的风俗习惯，这种破坏华夏文化，使中国退为“蛮夷”（即由文族退为极端的部族）
的罪恶行径，必然招致全体中国人自发和强烈地反抗，乃至数千万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因为服饰是文化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让多少个繁华的城池被屠戮殆尽，骨积如山，血流如河，这个惨痛的史例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学习先进，抵抗野蛮侵略和落后倒退，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现在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很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口号。人类都有民族性，有归属感，这是人类本能。天真的幻想天下大同，和谐共存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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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可以看到。他在中国呆了22年， 跨越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廷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廷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廷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廷是清廷，从明朝到清廷，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
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 “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明朝时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但都被中国军队打败，而且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例如：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一天，总督（明朝）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有人会问了，你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和你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什么关系？不要急，肯定是有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个华夷之辨的观念，而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华夷之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封闭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所以要加以严厉的批判。可事实真的如此么？为什么历史事实和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同呢。事实上看一下汉，唐，宋，明这些以汉人为主导民族建立的国家，无一不是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外来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抱着虚心学习，积极吸收的态度，这些时代的人民也好，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好，普遍都有开放豁达的心态。这样的事实，不能不和某些人所批判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产生冲突。
  华夷之辨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明朝的瞿太素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显然瞿太素在这里表达的华夷之辨的实质不是国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华夷之辨”，从来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
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
  如果觉得瞿太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不够透彻。那么就让我们来看明朝培育出来的末期四大思想巨头（这四巨头是方以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之一的王夫之说的一段话。在王夫之的这段话里，他提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相当大胆惊人的假说，放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最为先进的而且相当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思想。
  让我们先来看他的原话
  “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
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这段话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也就是“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远独立发生论”。并且这里还包含了两个具体的观点，第一个是文明在空间上的波动起伏，也就是同一时间里，当中国文明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时候，别的地方文明已经相当强大，反之亦然。第二个是文明在时间上的波动起伏，中国从野蛮进到文明（再进一步，还完全可能从文明变回野蛮，王夫之在下面做了论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会经历这样波动起伏的过程。
  这段话大胆创新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对比同期西方的思想就清楚了，当时的西方理解的世界文明历史，还完全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的文明都是从大洪水以后挪亚方舟保存的生命开始而流传下来的，当西方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中国的历史长度超出了圣经的记载，还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时候王夫之却已经大胆的提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中国更早的文明，更先进的文明，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有创造力，相当大胆，领先于整个世界的思想。
  当然在几十年以后，西方意大利的维柯（1670-1744）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但他提出的水平却远远低于王夫之，论证的过程带有神秘气味，而王夫之则完全是根据理性的推理。
  王夫之说“在近小间有如此者，
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也就是王夫之先考察近的地方、小的地方（这主要是他根据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地区，落后地区的考察，这些地区文明与野蛮程度的互相转化而说的，我偷懒就不在这里摘录了）得到的规律，然后再推广荒远的地方，经过这样的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才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的地方却处在文明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野蛮地区
  接下来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说“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王夫之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被野蛮的满清所统治，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应该说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满清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接近生物进化论的门槛了）。王夫之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当然明朝正德年间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
  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更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
  华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蛮，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华”当然同样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
  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