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不同婚恋结局的根源
本文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婚恋构建模式的社会背景研究”成果 文章对比分析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与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同为世界婚恋小说名著，但两本书描写爱情故事的结局却悲喜截然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社会背景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基本根源;不同的婚姻制度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必然结果;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是两个故事形成悲喜不同结局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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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都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世界著名小说。作者通过对各自所处社会背景下不同類型婚姻关系、婚恋过程和最终形成悲喜截然不同的婚恋结果的描写，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制度末期和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婚姻制度的实质所起的重大社会影响。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正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形成的原因作如下分析。
一、不同的社会背景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基本根源
曹雪芹（1715-1763）和《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 （1775-1817）所处时代几乎相同（
曹雪芹去世时奥斯丁年仅11岁），但两人生活成长的社会背景却大相径庭。曹雪芹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康乾盛世”，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边疆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强，人口大量增加。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多年尽管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却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实行文化专制，以严厉的为代表的思想禁锢严重摧残婚姻自由、妇女的人权等新思想。这种被落后、愚昧、黑暗笼罩的社会背景，成为《红楼梦》故事中的婚姻悲剧的发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奥斯丁所处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时，英国的封建主义制度被摧毁后，资本主义思想蓬勃发展，英国人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民主、自由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盛行，女性意识普遍觉醒，这种社会背景为伊丽莎白等新女性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二、不同的婚姻制度是两个故事悲喜不同结局的必然结果
中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在沿袭儒家倡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一妻多妾、贞节等等鄙视、迫害妇
女的戒律的同时，以夫权制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制度更加严酷。《红楼梦》出现时的所谓康乾盛世，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沿袭两千年的婚姻制度变本加厉地趋于恶化，“把人不当人，尤其是把女人不当人”，婚恋民主、自由在那时纯属“天方夜谭”。
1、对封建礼教的敬畏之心使婚恋自主的愿望成为梦幻
在礼制森严的封建制度背景下，《红楼梦》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姊妹从小时候就朝夕相处，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怜。同在一个小小世界的大观园里一起生活起居，为他们往来、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但这个小小的世界毕竟不能摆脱当时社会制度重重枷锁的禁锢，只容许宝玉和黛玉、宝钗一女孩儿亲密地一起生活，而不容许他们有任何跨越封建礼教的言行。在这样的气氛里，他们的情感深深地埋在心里，偶尔只是隐隐约约有所流露，恋情的传递沟通始终处于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常常连自己都不敢承认，彼此只好慢慢领会，心中却时时总觉忐忑不安。故事的主人公宝玉和黛玉虽然两人心中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迫切愿望，却彼此谁都不敢坦率地表达。当宝玉在潇湘馆的窗外听见黛玉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句轻细的叹声问黛玉“为甚么”时，“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
…”却说“我没说甚么”。接着宝玉说了“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后，黛玉却登时撂下脸来”，哭着责备宝玉“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拿我取笑儿”。宝玉让晴雯给黛玉送“两条旧绢子”，晴雯不明是什么意思时，宝玉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黛玉收到“两条旧绢子”“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到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这一番精心、细致的描述将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对倾心相爱的恋人对封建礼教的敬畏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宝黛都出身于封建贵族世家，有着真挚的爱情却既没有直接表达爱情的胆量，更没有摆脱封建礼制牢笼的能力，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场悲剧。
2、父母对儿女婚姻的绝对主导权是导致婚姻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
林黛玉虽也出生于封建世家，且身为贾母的外孙女又是和薛宝钗一样美丽、聪慧、善良的少女，却因不符合贾府长辈们为宝玉择婚的条件而被剥夺了与宝玉结为良缘的权利。贾宝玉也许觉察到与自己心心相印、倾心相爱的林黛玉“无缘”数时，在丢失“命根子”而“疯癫”的情况下和自己有爱而无情的薛宝钗成婚，就是在王夫人与其妹薛姨妈的串通、贾母的赞同下，由宝
玉的父亲贾政决定的，酿成了黛玉丧命、宝玉出家、宝钗独守空房的悲剧。迎春“误嫁中山狼”是其父贾赦为了钱财而一手撮合成的，最终在丈夫的残酷折磨下悲愤而死。探春屈从于其父贾政的决定满怀忧虑地远嫁出门。
3、妻妾制度是女儿们婚姻的陷阱
此制度是皇帝、官僚、贵族等有权有势者的特权。贾元春被贾府送进皇宫虽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归省”荣国府见到贾母等时却“满面垂泪”、“只管呜咽对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娘儿们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由此可见元春作了后妃后虽然为贾府带来了“荣耀”，却并未获得皇帝的宠爱，对长期的寂寞不堪忍受，终于“忽得暴病”而死。
妻妾制度为花天酒地的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淫魔摧残妇女提供了制度保障。鸳鸯为了逃脱贾赦的魔掌，果断表示“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贾赦的威逼是鸳鸯碰壁而死的直接原因。尤二先遭贾珍的玩弄，后又被贾琏背着王熙凤偷娶做妾，终于陷入阴险恶毒的王熙凤“借剑杀人”的陷阱而“吞生金自逝”。4、贞操戒律是对女人特设的一把杀手锏
如意 结局尤三倾心相爱柳湘莲，柳湘莲得知后通过贾琏把一对祖传的宝剑送给尤三作为定情物。但当听宝玉说尤氏妹是“……真真一对尤物”后，柳湘莲立即说“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怀疑尤三不贞。在柳湘莲悔婚向尤三索要定情物宝剑时，尤三“回肘只往项上一横”自刎而死，柳湘莲也因误会尤三的贞洁和纯真爱情而悲愤的情况下决然“遁入空门”。
《红楼梦》以宝黛婚恋故事为中心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刻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迫害闺阁中女儿们的种种罪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腐朽，展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红楼梦》爱情故事悲剧是封建婚姻制度导致必然结果。
《傲慢与偏见》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为背景，紧扣婚姻问题与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通过鲜活生动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傲慢与偏见》所描述的婚恋故事中不存在中国康乾盛世时严酷的封建礼教和婚恋戒律，而且民主、自由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盛行，女性意识普遍觉醒，婚姻有了自主权，但英国当时的财产继承法关于家庭财产只能传给男嗣继承人的规定却仍是对女性的鄙视。其它方面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诸如谈婚时男女第一次会面一般
由父母搭桥牵线，成婚时女方的嫁妆、婚礼仪式等“规矩”仍然必须遵照传统方式等，当事人通常也都乐于接受。在这一背景下，没有儿子的父母们为了让女儿们未来能过上好日子，就千方百计地设法为女儿寻一个有钱的丈夫。有十万镑财产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一个庄园，班纳特太太就像周围所有家庭仅有女儿的太太一样，都希望“每年有四五千英镑的收入”的彬格莱能够成为自己女儿的丈夫，就此拉开了《傲慢与偏见》这个故事的序幕。全书不仅精心描述了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达西几经周折消除了傲慢和偏见终结连理的故事，而且围绕这个故事的展开，成功地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绅士淑女不同的婚恋观念。首先是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达西通过频繁接触、交流后终于消除了两人之间的隔阂，伊丽莎白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达西也收敛了自己的傲慢。两人的关系从此出现转折，终于结成良缘。另一种是气质、性格相同的吉英和彬格莱以心心相印的爱情为基础，水到渠成，一帆风顺的结合。第三种是夏洛特和科林斯以满足各自的需要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的结合：前者结婚是出于不给家庭增加负担，为自己谋取未来生活保障，后者则仅为有“一个妻子”而结婚。第四种是以心性放浪的莉迪亚和以爱情为玩物的威克姆以盲目追求享乐而结合的婚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四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基本上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内部进行的。四对青年男女结成婚姻的缘由虽然不同，却都以皆大欢喜而告终。
三、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是两个故事形成悲喜不同结局的重要根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出生在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其曾祖父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运盐使司盐。从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雍正初年，在清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下，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家产被抄没后，全家迁居北京，从此一蹶不振。曹雪芹就是在这样一个由声名显赫的封建贵族家庭衰败为食不果腹的破落户家庭中长大的。家庭的步步衰败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一贫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着笔写《红楼梦》时已年近“不惑”，这时他已饱经苦难，尝尽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满腔愤悲，满腹血泪。他就是《红楼梦》故事主人公贾宝玉的雏形。贾宝玉因亲姊妹元春、探春，伯叔妹迎春、惜春，亲戚妹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陆续成为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既悲愤不已又无可奈何。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就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闺阁昭传”，要使天下后世知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他为实现这个目的，“历时十年，增删五次”，费尽心血终了心愿。《红楼梦》精心勾画的一幅康乾盛世摧残妇女的血泪图，深刻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揭示出这个腐朽社会已走向末日。
简·奥斯丁（1775～1817）出生在英国南部一个乡村有文化教养的中产阶级牧师家庭，女，未进过正规学校，在家里由父母指导学习，终身未婚，四十二岁时与世长辞。简·奥斯丁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史蒂文顿的教区长。这时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涌起已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简·奥斯丁从小交往的虽然都是一些乡绅贵族的绅士淑女，生活圈子十分狭小，但由于她有知识、有见地，“最关注的是妇女的命运”，能夠以“她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观察着她所处的社会和她身边的人与事，研究各种人的性格及其变化”。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下，简·奥斯丁对所看到的各种婚姻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她从二十岁起先后发表《理智与感情》、《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和《傲慢与偏见》等六部小说。她的小说都是围绕着乡绅贵族绅士淑女恋爱求婚中错综复杂的情节而展开的。通过这些情节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特别是婚姻的道德观。她批判了当时大多数联姻的方式，同时通过她的故事告诉读者“理想的婚姻”是可能的。《傲慢与偏见》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在赞扬聪明理智婚姻的同时，嘲讽了社会上一些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自信等可笑的人们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