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贬居儋州的苏轼（哲宗时期62岁⾄65岁）漠瀚
论贬居儋州的苏轼
漠瀚
⽂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作出了巨⼤贡献，产⽣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儋州业绩
苏轼居儋三年余对儋州地区的影响是巨⼤的。同样，儋州的域外奇异风光淳厚的黎族⼈民慰藉着屡遭流放的苏轼那茫⽆所措绝望的⼼情。
晚年的苏轼并没有被章惇之辈所吓倒，他以宽⼴的胸襟，坚韧的报国信念，同情⼈
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以他热爱祖国⼤好河⼭的诗⼈⽓质，与儋州地区规矩⽼实的黎族⼈
民迅速融为⼀体，克服种种艰难困境，把儋州当作⾃⼰的故乡，“我本儋⽿⼈，寄⽣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①]他深深爱上这⽚荒蛮之地，⾼唱：“余⽣欲⽼海南
张哲翰事件
村，帝遣巫阳招我魂。”（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之⼆）他在这⽚南荒之地浇洒⼼
⾎，甚⾄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苏轼《六⽉⼆⼗夜渡海》）苏轼为什么在短短⼏年内能够将“⿁门关”儋州当作⾃⼰的家乡？对这⼀问题的分
析，有助于我们全⾯地了解苏轼对整个儋州地区乃⾄整个海南岛发展的巨⼤贡献，并且
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苏轼作为⼀代⽂宗的伟⼤思想抱负。
⼀、苏轼被贬儋州
苏轼，字⼦瞻，谪居黄州时⾃号“东坡”，嘉祐元年（1057）苏轼⼆⼗⼆岁，与弟苏辙中同榜进⼠。苏轼旷达超然，学识渊博，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朝政且勇于进⾔。但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厉⾏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后来，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其中有两次最为严重。第⼀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住四年。第⼆次是在59岁时被贬惠州，在他以为晚年可以安居惠州之际，也就是他盖的房⼦落成⼤约两个⽉光景，他⼜接到远贬海南岛的命令。
海南岛当时居民以黎族⼈居多，北部沿岸有少数汉⼈。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称昌化军（⼜称儋⽿），农⽥荒废，⾐⾷粗糙，瘴疠风涛横⾏，荒辟异常。儋州“周围⼆千余⾥，中盘黎峒，峒有黎母⼭，诸蛮环居，号黎⼈”[②]，“不服王
化”[③]，“前此黎⼈屡叛”[④]，“亦古今之通患也”[⑤]。有“⿁门关”之称，历来为封建统治者贬谪逆⾂，放遂政客之险恶场所。
苏轼被贬儋州时，已62岁，到底他会被流放在这⾥多久，颇难预⼘，⽣还中原之望，甚为渺茫。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并⿁门⽽东骛，浮瘴海以南迁。⽣⽆还期，死有余责。”在《与王敏仲书》中更是绝望：“某垂⽼投荒，⽆复⽣还之望，昨与长⼦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当做棺，次当做
墓。乃留⼿疏与诸⼦，死则葬海外，⽣不契棺，死不扶枢，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全家⼈送⾄江边痛哭诀别，“⼦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苏轼当时的茫⽆所措绝望之态不⾔⽽喻。
苏轼⼀登上海南岛就受到了张景温、黄宣义等⼈⼠的欢迎，随即乘轿沿海南岛西北部海岸赶赴儋州。在儋州⼜受到了县官张中的热情招待，没有住所，张中就安排苏轼住在公馆旁边的⼀所官舍⾥，这所官舍只是⼀间破旧的⼩屋⼦，秋⾬⼀来，房顶就漏⽔，所以不管⽩天⿊夜只要下⾬，苏轼就得将书桌与床东挪西移，“如今破茅屋，⼀⼣或三迁。风⾬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苏轼《和怨诗⽰庞主簿邓治中》）。张中得知，于是派⼈⽤公款稍加修缮。后来，章惇派董必到⼴西察访，顺便看看苏轼是否被黎⼈折磨得⽣不如死，却发现苏轼活得依然逍遥快活，于是将张中⾰职他调，诬苏轼“强夺民居”，将苏轼“遂出官舍”，使苏轼⽆处可居，这就是有名的“遂出官舍”事件。
儋州的⽼百姓看到这种形景，于是纷纷慷慨相助，在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林下动⼿帮苏轼搭了⼏间茅屋，使苏轼免于露宿，苏轼感激之情难于⾔表。从此，苏轼就此安居了下来。
⼆、海南岛奇特的风光拓宽了苏轼的胸襟
苏轼告别琼州府赶赴儋州途中忽遇清风急⾬时，他忘记⾃⼰是个被贬逐的政客，忘记他在惠州⽴下的“焚笔砚断作诗”（苏轼《答参寥书》）的誓⾔，在海南岛的急⾬云雷之
间的美妙奇幻景象中陶醉留连。⽩粤⼭川，南海诸岛，景物奇异，风光迷⼈，海南岛更是壮美兼收，奇情并蓄，这⾥的⼭光⽔⾊，奇珍异兽，瑶草琪花，风⼟⼈情等等⽆不使苏轼充满好奇新鲜感，他惊异感叹，触物兴怀，为海南的风物所倾倒所陶醉。于是，他像当年办完母亲丧事后和⽗亲、弟弟返京途中游览⼭川名胜⼀般被奇特的景致开阔了胸襟：“急⾬岂⽆意，催诗⾛龙。梦魂忽变⾊，笑电亦改客。应怪东坡⽼，衰颜语徒⼯。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苏轼《⾏琼儋间，坐肩舆睡梦中得句云：“千⼭动鳞甲，万古酣笙钟。”觉⽽遇清风急⾬，戏作数句。》）看着这样⼀场突如其来奇丽的急⾬急风，他绝望⽆奈的情绪被冲洗得⼀⼲⼆净，他只觉得痛快淋漓，“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千⼭动鳞甲，万⾕酣笙钟”（苏轼《⾏琼儋间，坐肩舆睡梦中得句云：“千⼭动鳞甲，万古酣笙钟。”觉⽽遇清风急⾬，戏作数句。》）。
苏轼在路过黎母⼭（今儋州市松林岭）时，看着黎母⼭的雄奇挺拔及其腹地的美丽景致，即刻感叹：“突兀隘空虚，他⼭总不如。君看道旁⽯，尽是补天余。”（苏轼《儋⽿⼭》）“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泻万仞，舞鹤相低昂。分沐未⼊海，膏泽弥此⽅。”（苏轼《和拟古九⾸》之四）这时的苏轼⾝处的不是域外了，黎母⼭和中原的嵩⼭与邙⼭⼀样，它们都是祖国的名⼭，都是故乡的沃⼟。在儋州的第⼆个春天，⾯对儋州独特的⽣机盎然迷⼈景⾊。苏轼更是陶醉不已，“春⽜春仗，⽆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染得桃红似⾁红。春幡春胜，⼀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扬花似雪花”（苏轼《减字⽊兰花·⼰卯儋⽿春词》）。
这些诗篇，这些诗句，这种乐不思蜀，视儋州为故乡的情怀，和他贬琼之初发出的悲叹“何时得出此岛耶”[⑥]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多么明显的转变。苏轼已深爱上了这⽚蛮荒之地的热带风光，深爱上了这⽚南荒之⼟，忘记了⾝处“⿁门关”!
苏轼在思想上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兼纳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李庆皋在《苏轼思想“⼤杂烩”论辩》⼀⽂⾥认为，在“乌台诗案”以前，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黄州时期，佛⽼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元祐元年开始，苏轼“长期埋在⼼底的建功⽴业，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被唤醒，⼜占据了上风”；到桑榆暮年，⼜遭到贬谪，他这⼀时期的思想⼜⼀次地⼤颠倒，佛⽼思想⼜升帐为主帅，儒家思想则退居次位。苏轼善于批判地在佛⽼思想中吸取安贫乐道的思想，随遇⽽安。王⽔照在《苏轼的⼈⽣思考与⽂化性格》⼀⽂中分析了苏轼对⼈⽣问题及⽣死问题的看法，总结了苏轼⼈⽣道路上的两条基线：⼀是儒家的俗世精神；⼀是⼈⽣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苏轼的这种⼈⽣体验没有发展到对整个⼈⽣的厌恶和伤感，“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的政治退避，变⽽为对社会的避退”。⽂章还分析了苏轼“⼈⽣如意”与“⼈⽣如梦”感慨的独特性与苏轼⽂化性格中“狂”、“旷”、“谐”、“适”四因⼦，指出：“苏轼的狂、谐、旷、适构成了⼀个完整的性格系统，统⼀于他的⼈⽣思考的结果之上。这些性格因⼦随着⽣活经历的起伏、变化、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因⽽，苏轼虽贬于儋州，却能识见通达⽽不滞阻，⼼胸开阔⽽能因缘有适，不论是在如何崎岖坎坷的道路上，都能安之若泰、泰然⾃若。“⽼⼈与过⼦相对如两苦⾏僧⽿。然胸中亦超然⾃得，不改其度”（苏轼《与元⽼侄孙四⾸》之⼀），“葺茅⽵⽽居之，⽇啖薯芋，⽽华屋⽟
⾷之急，不存于胸中”（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同时，黎⼈的热⼼帮助，故友深情厚义不惜千⾥跋⼭涉⽔⽽来拜访，更是使苏轼倍感慰籍，勇于⾯对⽣活的困苦，使苏轼在思想感情上也安居于儋州。
三、淳厚民风与流⾏民歌的浸染
苏轼⼀⽣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为⼈耿直，注重友情，善于交际，⼊乡随俗。他戴着⾃⼰制作的椰⼦冠，背负盛酒的⼤瓢，到⽥间村⼝和农夫牧童嬉笑交谈，常常串门过户向诸黎百姓请教问题，和凡夫俗⼦交朋做友，⼀块酌酒吟诗，⼀起寻幽览胜，⼀道谈天说地讲古论今。“野径⾏⾏遇⼩童，黎⾳笑语说坡翁。东⾏策杖寻黎⽼，惊鸡似病风”（苏轼《访黎⼦云》）；“半醒半醉问诸黎，⽵刺藤梢步步迷”（苏轼《被酒独⾏，遍
⾄⼦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之⼀）；“总⾓黎家三四童，⼝吹葱叶送迎翁”（苏轼《被酒独⾏，遍⾄⼦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之⼆）；“遗我吉具布，海风今岁寒”(苏轼《和拟古九⾸》之九）；“城东两黎⼦，室迩⼈⾃远。呼我钩其池，⼈鱼两忘返”(苏轼《和始春怀古⽥舍⼆⾸》之⼀)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邻”(苏轼《和始春怀古⽥舍⼆⾸》之⼆)这些诗句表达了诗⼈苏轼在儋州愉快的⽣活，黎⼈没有传说中那么“性犷悍”[⑦]，动辄“⼑⼸相向”[⑧]。苏轼认为海南岛不但“风⼟极善”，⽽且“⼈情不恶”（宋·范正敏《遁斋闲览》)。
当年苏轼被“遂出官舍”，⽆处可居，真可谓“海外穷独，⼈事断绝。”（苏轼《答程全⽗推官四⾸》之⼀) “
资养所急，求辄⽆有”（苏轼《答程全⽗推官四⾸》之⼀），像他这样“劳费贫窘”（苏轼《与郑嘉会⼆⾸》之⼀）的政治囚犯，要想在异地他乡建屋筑室是不容易的！幸⽽淳厚的儋州百姓对他给予了极⼤的关注与同情。黎⼈热情慷慨，帮助他在桄榔林中建造了茅屋五椽，并且分⽂报酬未取。“赖⼗数学者助⼯作，躬泥⽔之役，愧之不可⾔也”（苏轼《与程秀才三⾸》之⼀），“⼩客王介⽯者，有⼠君⼦之趣，起屋⼀⾏，介⽯躬其劳辱，甚于家⾪，然⽆丝发之求也”（苏轼《与郑嘉会⼆⾸》之⼀）。然⽽，筑成屋，苏轼已是“囊为⼀空”了，苏轼说：“初⾄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囊为⼀空。”（苏轼《答程全⽗推官四⾸》之⼀）“尽买酒器以供⾐⾷。”（苏轼《和连⾬独饮⼆⾸》之⼀）苏轼窘穷潦倒之状不得⽽知。然⽽，儋州厚道的黎⼈不仅帮助他筑屋建室，还在平⽇⾥，只要苏轼缺⾷少⽤，黎⼈皆“薯芋⼈⼈送，囷庖⽇⽇丰”（苏过《斜川集》）；节⽇到来时，⼜给苏轼赠酒送⾁，“明⽇东家知祀灶，只鸡⽃酒定膰吾”（苏轼《纵笔三⾸》之三）。苏轼对儋州百姓的解⾐推⾷的深情厚义真可谓感激不尽没齿不忘，“坎坷识天意，淹留见⼈情”（苏轼《和九⽇闲居》）。于是，苏轼把简陋的“桄榔庵”当成了他为宦以来最有意义的居所，“漂流四⼗年，今乃⾔⼘居；且喜天壤间，⼀席亦吾庐”（苏轼《和陶和刘柴桑诗》）。这就是苏轼当年将儋州当作⾃⼰故乡的主要原因。
同时，苏轼也深受着儋州流⾏民歌的影响。“儋州⾃古歌似海，⼭歌多似百花开；⼈⼈都是⼭歌⼿，⼭⼭⽔⽔是歌台。”儋州地区是著名的“歌海”，“歌乡”。儋州的民歌，包括⼭歌、调声和民间乐曲等⼗多个种类⼏百个曲调。儋州民歌内容丰富，当地⽼百姓逢年过节、送旧迎新、贺喜办丧、择配团圆、打井修桥
、喜怒哀乐等全以唱歌来表达。民间歌唱，风⾏于世。苏轼贬儋州之时就已亲见“野⽼已歌丰岁语”（苏轼《儋⽿》）的景观，在他获赦北上将⾄⼴州时，仍然回味着“蛮唱与黎歌，余⾳犹杳杳”（苏轼《寄迈、迨诗》）。这些诗句都是对当时儋州民歌活动的真实记载。儋州的民歌给苏轼的印象是深刻的，难以磨灭的。
苏轼作为⼀代⽂宗，他怀着极⼤的创作热情深⼊民间，亲⾝体验民间⽣活，善于与黎民百姓打成⼀⽚。所以，当他处在“歌海”中时，他那颗绝望的⼼便被这韵味悠长独具特⾊的儋州民歌惊醒了，陶醉了。于是，⾯对着儋州多姿多彩的民间⾳乐活动，他的艺术创作更是热情⾼涨，忘记⾝处困境。他常常拄着拐杖出游，在⽥间在村中在⼭间⾥陶醉在从淳厚黎⼈⼝中所唱出的美妙儋州民歌⾥，从中获取儋州民间艺术的陶冶，丰富创作的艺术性。有⼀⾸叫《鹧鸪鸡》的民谣，⾄今在儋州地区⼴为流传，歌中唱道：“鹧鸪鸡，鹧鸪鸡，你在⼭中莫乱啼；多⾔多语遭⼸箭，⽆⾔⽆语丈夫离。”这⾸民谣，相传是苏轼收集整理的，在民间教唱⽽流传下来，说的是⼀位新婚之妇，因为恪守娘家教规，平时待⼈处事，⽼⽼实实，寡⾔少语，被阔绰的夫家认为是“”、“笨蛋”，因⽽被丈夫赶出了家门。她在回娘家途中，触景⽣情，痛苦吟唱。这⾸民谣，⽤双关语，隐含歌者的慨叹，形象⽣动，富于哲理。苏轼听罢，想到⾃⼰坎坷的⼀⽣，引起强烈的共鸣，因⽽很快学会吟唱《鹧鸪鸡》，并且经常教黎民百姓学唱。这些传闻，⽣动形象地反映了苏轼晚年与儋州民间⾳乐的密切关系，他已把⾃⼰当作儋州⼈了，“鴃⾆傥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和始春怀古⽥舍⼆⾸》之⼆）。
儋州民歌与儋州⼈民的劳动和⽣活关系是异常密切的，是儋州“⽣产者的艺术”。儋州
民歌是儋州⼈民在⽣产和⽣活过程中创造的，源头现已⽆法考证，只知儋州民歌真正形成⾃⼰独特的风格是在宋以后。儋州民歌近似古体诗词，⼗分讲究平仄韵律。在表现⼿法上，很注意修辞，善⽤⽐兴，词意优雅，富于⽂采，在对歌过程中往往引经据典，说古论今。歌⼿⼀⽅⾸先即兴命题赋韵，对⽅必须依韵答题对歌，⾛题失韵，平仄不当者为败。唱歌时，其仪态⾳调就跟古⼈吟唱诵读⼀样。儋州在宋之前⽂化未开，⼀⽚蛮荒，民歌的这些特点是根本不可能具备的。然⽽，苏轼的到来，兴办学堂，亲⾃授徒讲学，品诗论⽂，创作诗词，使整个儋州地区⽂化风⽓发⽣变化，儋州的⽂⼠⽿闻⽬睹，在漫长的岁⽉中，模仿学习苏轼等历代⽂⼈的诗词歌赋，⾃⼰编唱⼭歌以⾃娱，慢慢地形成⾃⼰的特⾊。
四、改⾰陋习发展农业，促进民族和睦
儋州当时的⽣产⼒相当的落后，苏轼曾说：“海南多荒⽥，俗以贸⾹为业。所产余粳不⾜于⾷。乃以薯芋杂⽶粥糜以取饱。”（苏轼《和劝农六⾸》之⼀）“天祸尔⼠，不麦不稷。”（苏轼《和劝农六⾸》之⼆）黎⼈忽视农业⽣产，“以射猎为⽣”[⑨]，所有的⾦属、⽣活⽤具和粮⾷，如斧⼦、⼑、五⾕、布、盐、咸菜等都由中原输⼊，甚⾄⽶也由中原输⼊。苏轼在《与程秀才三⾸》中写道：“此间⾷⽆⾁、病⽆药、居⽆室、出⽆友、冬⽆炭、夏⽆寒泉。”在《与侄孙元⽼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百物艰难，⼜泉、⼴海舶绝不⾄，药物酢酱等皆⽆，厄穷⾄此，委命⽽已！”每当这时，“尺薪如桂⽶如⾦”（苏轼《次
韵郑介夫⼆⾸》之⼀）。总之，海南“⼤率皆⽆⽿”（苏轼《与程秀才三⾸》之⼀）！苏轼看到这种情况，很是⼼痛。儋州地处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属热带季风⽓候，“冬不冻寒，草⽊不调。四时花果⽔⼟⽆他恶，唯黎峒中有瘴⽓”。[⑩]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瘴痢和疟疾横⾏，⽓候好，“四时俱是夏，⼀⾬便成秋”。[11]⾮常适合农业⽣产的发展。于是，苏轼在考察儋州⽣产的基础上，总结出当地存在着许多不好的⽣活习惯，严重阻碍了农业⽣产的发展。
民俗是劳动⼈民千百年来在劳动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深厚⽂化积淀的反映，有积极⽅⾯，也有消极东西，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苏轼贬居儋州，⾃觉地融⼊⼴⼤的黎民百姓中，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虚怀若⾕的胸襟积极帮助黎民百姓摆脱陋习发展农业。
对儋州“坐男使⼥⽴”的风俗，苏轼写道：“‘⼟风坐男使⼥⽴，男当门户⼥出⼊。⼗有⼋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南海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然亦未易变其俗也。”（苏轼《书杜⼦美诗》）同时，苏轼苦⼼劝说应该让男⼈出门挣钱养家糊⼝，不该让⼥⼈劳作⽽男⼈呆在家中带孩⼦管理家务。
当地的黎⼈“惊麏朝射，猛豨夜逐”（苏轼《和劝农六⾸》之三），以打猎为⽣，不喜耕作，农业⽣产⽆从发展。苏轼规劝黎⼈不要忽视农业，海南有很好的⽓候条件发展农业，“岂⽆良⽥，朊朊平陆”（苏轼《和劝农六⾸》之三）。发展农业才是致富之道，“春⽆遗勤，秋有厚冀”。（苏轼《和劝农六⾸》之五）
儋州当时的赌博现象严重存在，“逸谚戏侮，博奕顽鄙”（苏轼《和劝农六⾸》之六）。苏轼看到这⼀问题，即写诗规劝黎⼈，使之专⼼劳作，发展⽣产。对好吃赖做，游⼿好闲之⼈，赌博成性屡教不改之⼈，应该“投之⽣黎，俾勿冠履”（苏轼《和劝农六⾸》之六）。
令苏轼⼼痛不已的是，⽜作为农业⽣产的主要⼯具本应受到重视，可是从中原输⼊的⼤批耕⽜却遭到了屠杀。他在《书柳⼦厚〈⽜赋〉后》写道：“岭外俗皆恬杀⽜，⽽海南为甚。客⾃⾼化载⽜渡海，百尾⼀⾈。遇风不顺，渴饥相依以死者⽆数。⽜登⾈皆哀鸣出涕。既⾄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以祷。富者⾄杀⼗数⽜。死者不复云，幸⽽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医不得⼊门。⼈⽜皆死⽽后已。地产沈⽔⾹，⾹必以⽜易之。黎之⼈得⽜皆以祭⿁，⽆脱者。中国⼈以沉⽔⾹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也。何福之能得？”
当地居民患病时⼀概由术⼠看病，没有医⽣，也不吃药，治病的唯⼀办法就是向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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