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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2期
生民之命——“礼”“乐”视角下的景德镇之瓷
□ 洪梓翕
摘 要:礼是伦理化的乐,乐是艺术化的礼。从先秦时期儒家“礼”与“乐”的辩证关系着手,分析景德镇制瓷业中造物者与造物思想之间分化与融合的后果。从后果反推原因,来研究造物者与造物思想对生民的影响,以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景德镇之瓷;生民;礼;乐
《乐记·乐象篇》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呼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此虽为后者记述,仍摆脱不了原始社会的浑朴天真,它是在那个时代区别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产物——巫术礼仪和原始歌舞。通过自然延续与自觉继承,巫术礼仪和原始歌舞逐渐分化,前者成为“礼”,即政刑典章,后者成为“乐”,即文学艺术(从广义上讲,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从狭义上讲,艺术则专指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与艺术并起来,合称文艺。本文的文学艺术是从广义上来论证)。政刑典章与文学艺术源于生民,也影响生民。景德镇历史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制瓷业,在此期间,造物者很
好地把统治者意象化的造物思想物象化,以达到上行下效而又不僭越,知己知彼而又光景常新,相辅相成而又兼收并蓄。
一、“礼”“乐”源初与艺术源初
(一)“礼”与“乐”的典源
《墨子》曰:“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长久饥肠辘辘,偶遇果腹之食,狼呑虎咽之姿,是非“礼”还是“礼”?亦如一贫如洗,衣衫褴褛,是非“礼”还是“礼”?政刑典章有云:“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那么前面所提到的所有有关“礼”与非“礼”的问题都不复存在。因为“礼”与非“礼”的关键来源于政刑典章,政刑典章制定之人,从中国原始社会的神到封建王朝的人,都是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为满足自身生存而制定规则,也就是通过社会获取一定的物质财富。只有在物质富足之余,才能享
受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那就是“乐”。
(二)“礼”“乐”“器”的关系
张载曾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在《天人损益论》中把人分四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只有一人,那就是老子。“天地”又一次被提
及,如果说具有象征性,那么从经验论来说,就是宏大和博爱。亦如宇宙本体论中,缥缈又实质的“道”与“器”的关系那样,如果强加个名词,那就是抽象的名词,也是“生命力”和“守护”,守护是为了让人生存,获得物质条件是基础。“礼”等同于“物质”等同于“器”,“礼”、器、物质浑然天成。第二境界是道德境界,如文天祥、关汉卿那样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乐”可以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以情感对人施加政刑典章框架之内的影响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一章叙画之源流中提及:“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这又是“乐”与人关系的一种阐释。第三境界就是功利境界,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这种境界,在不违背“礼”的情况下追求“乐”。第四境界是自然境界,如果定义这个境界,脱离了“礼”这个框架下的人,一般都会被社会排斥,结局可想而知。
上述这些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超我、本我类似。社会由人构成,人有思想,对思想加强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身上,有的统治者思想偏差,剥夺了生民之“礼”,才有了王朝更迭。由此不难看出,艺术源初追随着“礼”“乐”,“礼”“乐”源初又追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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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礼”“乐”发展的典范——
景德镇之瓷
“礼”“乐”是主观还是客观,源于世人自己的观点。如果能够做到主客观统一,那么就一定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然而,经验论给了我们答案。我们饿了,现世有我们所需要的食物;我们渴了,现世有我们所需要的水;我们有生理需求了,现世也有所指。我们一切向上的需求,现世中都有所指,否则我们的需求将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我们有了发展进步的动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告诉我们在“礼”“乐”之上的社会进步过程。
(一)宋代景德镇之瓷中的“礼”与“乐”
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制陶》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一说法虽无出土相应实物作对照,但从考古资料看,从唐代中后期到现在一直做瓷器,有窑可考。其制瓷历史长达一千多年,从未中断,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个城市。到了宋代,景德镇虽未被列入五大名窑之列,但在继承前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出了灵巧、优雅的青白瓷,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器烧造格局,从此景德镇陶瓷开始在瓷器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青白瓷又被称为“影青”“映青”“隐青”等,得名于其釉白中泛青,尤其是
在釉料堆积处呈现若隐若现的青。影青瓷器精工细作,有“素皮玉骨”之誉,釉面白中带青,青中带白,光泽如玉,在坯体上刻画各种精美图案,胎、画、釉三者相互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比琼琚”的影青瓷器。
据考古发现,宋代景德镇可考证的窑址多达30多处,窑炉300多座,陶瓷造型数百种。景德镇目前所使用的地名“杨梅亭”“柳家湾”“湖田”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瓷窑遗址。宋代景德镇不仅烧制了瓷质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的日用瓷器,而且成功烧制了大量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塑。宋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大部分仍供应于国内市场,作为日用之器走入寻常百姓家,另有一部分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海外,成为欧洲国家风靡一时的“东方圣品”。这些瓷器既是商品,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二)元代景德镇之瓷中的“礼”与“乐”
到了元代,宋代形成的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烧瓷格局消失不见,众多名窑口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景德镇却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成为全国瓷器烧造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景德镇陶瓷为主、其他地区陶瓷为辅的生产格局。
元代景德镇制瓷技术得到了飞跃发展,北方连年的战乱使大批工匠不得不南下,为求生存来到相对安全的景德镇扎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磁州窑的工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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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他们带来了釉下彩绘技术,融合进口苏麻离青,成就了举世闻名的元青花。元青花是元代景德镇窑的一大创举,也是景德镇站稳全国制瓷中心的一把利剑。元青花以氧化钴为着剂,在坯胎上进行釉下彩绘后罩釉一次烧成,将坯体、彩绘、釉完美结合,釉光润透亮,彩绘素雅高洁,纹饰繁而不乱。除了青花瓷,同为釉下彩的釉里红也是元代景德镇窑的新品种。除此之外,蓝釉、红釉、卵白釉等新品种的烧造成果,巩固了景德镇全国制瓷中心的地位。
1278年,元代统治者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以掌管瓷器烧造。自此,景德镇成了烧造皇家用瓷的主要窑口,需要满足皇家日常使用、对下封赏、对外交流等多种礼制要求。
(三)明代景德镇之瓷中的“礼”与“乐”
明代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明代景德镇继续延续元代景德镇以烧造彩瓷为主的生产格局,将彩绘瓷时代进一步推进。除了继续烧造釉下青花瓷器,还烧造出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五彩瓷、斗彩瓷及浇黄、矾红等釉上彩,这
些创新之物可供赏赐,可供贸易,可供赏玩,可供祭祀,可供实用,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来源,这些都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
明代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设置御器厂督造瓷器烧制。皇家每年会对御器厂派发瓷器烧造的订单。但御器厂每年的常规产量并不能满足皇家多种需求,因此每年增加出的瓷器订单需采取“官搭民烧”的形式生产。明代对瓷器的要求极为严格,瓷器上泽使用、图案运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非此等级不可僭越。瓷器品质把控也极为严苛,不能满足要求的器物必须打碎就地掩埋,不可流落出来。等级森严的使用制度是当时统治者礼制统治的需求,也从侧面推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
三、“礼”与“乐”、思想与艺术碰撞的影响
君王尊“礼”“乐”,用以维系一定的秩序,礼的语境中形成的不仅仅是传统与文化,也有更多无可逃脱的细枝末节。这些细枝末节可以理解成社会有效运行的组成元素,景德镇的陶瓷是重要的代表,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民生得以维系,生民以此安身立命。中国乃“礼”“乐”之邦,中国是瓷国,景德镇是瓷都,一切如今的成就,就如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所写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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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都景德镇
样:“世界是无穷尽的,生命也是无穷尽的,‘适我无非新’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光影常新是一切伟大作品的烙印。温故而知新是创作和批评应有的态度。”我们每一步向前的脚印都不忘往后一步探本穷源。
从后往前看,设计学对设计的定义是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艺术学对艺术创作的定义是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美术学对于作品创作的过程列举了郑板桥的画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归纳来看,都体现了人们的创作活动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这也是思想与艺术融合下“礼”“乐”的幽情壮采。
四、结 语
景德镇陶瓷辉煌的成就是“礼”与“乐”互动形成的结果。虽有“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的区别,但是在“礼”制约束下,人可以无限激发潜能,在“乐”的驱使下,又使人可以无限追求可能,这对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良性秩序的构建,人们思想得以解放,艺术得以发展。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所说:“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景德镇陶瓷大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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