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作品往往注入新的描写对象，从而显示出一种超越前人的艺术水平。明代小说把生活中的下层妇女、娼妓作为描写对象，成功地塑造了潘金莲、杜十娘、貂蝉、阎婆惜等众多女性形象，使明代小说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些女性形象。本文就《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和《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这两个人物形象试作分析比较，展现人物性格与小说主题异同。
关键词：貂蝉；潘金莲；女性意识
《三国演义》中的母爱和爱情都贴满了“权、忠、义”的标签，在《三国演义》中，正式称之为计的第一计，就是新水浒传潘金莲吻戏“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的这个计。王允的连环计，其实就是美人计而已。而此计的主演，即为堪称有“闭月”之容的貂蝉。貂蝉的出现充满了政治诱饵的意味。在古代四大美女中，貂蝉是最缺乏自由个性的，较其他美女而言，她仅作为离间董卓与吕布的一颗棋子，一个政治筹码，当这一历史使命成功完成时，她便将退出历史舞台。对此，她没有任何的
迟疑和犹豫，甚至没有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波动。这样，貂蝉就只是某种观念的物化，而失去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根本特点。这个形象缺乏最起码的血肉。曹操杀了吕布后“操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便交代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下落。
其实，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根据“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虚构，对人物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出现了貂蝉这一美女形象，这样一来，使故事情节更趋合理，人物形象也更趋丰满了。“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充分展示了王允老谋深算的性格；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特点，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归根究底貂蝉的出现还是为了塑造其他男性角服务。
与之同期的《水浒传》中潘金莲的人物形象就要丰满得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格和形象都很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不像貂蝉那样，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随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活生生的人。潘金莲虽然是使女，地位低下，但面对“大户”的无理纠缠，不为富贵所动，也不为威势所迫，维护了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感情，比之貂蝉任从王允的吩咐便毫无考虑地上演美人计，显得更加真实。潘金莲纵然摆脱了“大户”的纠缠，
却无法摆脱她的必然命运，还是被报复性地嫁给了武大，但她仍然没有屈服，面对这样一桩各种不般配的婚姻，她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虽然在《水浒传》中她也仅仅算个配角，但在描写女性文学的艺术长廊中，这是一种反传统观念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松的出现，终于唤醒了潘金莲久被压抑的情感。可是她错了对象，终落得一个自讨没趣的下场，然而她的大胆追求仍是作为一个丰满的女性人物的突出展现。失意之下，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潘金莲的命运，在西门庆的淫威和王婆的精心策划与安排下，潘金莲最终接受了西门庆，至少西门庆可以给她一次做女人的资格。可惜的是，潘金莲成了西门庆无耻淫欲的牺牲品，也成就了自己淫妇的骂名，是一个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可怜女人。造成潘金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大户”对她的妄图占有和将她嫁给武大使然。这一情节在客观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特别是身处下层的妇女们的悲惨命运，从而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不容忽视的是，《三国演义》中英雄的标准是不近女，董卓和吕布中了美人计的下场自不必说，其中的女性只能控制自己做女人的权利而甘心去做衣服、做美人计的筹码；《水浒传》的重要尺度是“万恶淫为首”，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淫欲最终也只能换来无尽的骂名与悲
剧的命运，英雄们十分享受手刃淫妇的快感。两部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次要的陪衬，女性观都空前失落，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受时代背景与小说主题所限。
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具有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小说借人物形象的塑造，惩恶扬善、扶植纲常也就理所应当。明代的历史题材、英雄题材的世情小说是从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作者在人物选取上多选择男性作为表现主体。明代程朱理学影响下，男权社会深入人心，“理”成为女性人物形象的审美标准，一种剥夺女性人权的思想观念在明代迅速深化，明清上半叶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被划分为两种：一种女性心甘情愿放弃个人自由而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大赞伦理道德，女性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另一种就是被理学家所强烈鄙弃的淫妇形象，“红颜祸水”的象征。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单一，可以看成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失去其本身的审美价值。封建礼教对女性人物要求严苛，其核心是女性要服从于男子的意志。小说起着诠释封建礼教、“妇德”观念的作用。
作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代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展现的是一个十足的男人世界，小说着重想要表现的是英雄的勇敢与不受美诱惑的形象，权、忠、义的主题，无
论是多美的美女，恐怕也只能起到陪衬的作用。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英雄好汉厮杀的间隙，有意识地叙几笔女性风情，既满足了普通市民百姓的审美阅读趣味，又平添了几分生活情趣。
从貂蝉到潘金莲，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渐变过程。同样是面对封建制度的罪恶，貂蝉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美丽女性常见的悲剧，“自古红颜多薄命”，作者为了情节的需要而把她拉出来，又因故事的结束便弃之如草芥，仅仅是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是作者的意图和某种伦理观念的化身。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只不过充当一种政治工具而已，女性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封建社会中的纲常礼教。与貂蝉这一形象相比，潘金莲作为市民妇女的代表，虽然也具有不少的弱点和缺点，但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物，有自己的情感与追求，试图反抗腐朽的婚姻制度，有一种貂蝉身上没有的、难能可贵的人格独立性和反抗性，尽管她的反抗是朦胧的，盲目的，不自觉的，带有原始彩的。在思想上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性，是一个处于初步觉醒状态的妇女形象。这种向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挑战的极端方式，闪耀出人性复苏的火花，尤其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是短暂的一瞬，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简介：
魏沁琳（1992.10-），女，漢族，天津人，现就读于西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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