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新文化运动起，掀起的为潘金莲正名的“狂潮”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一些学者开始用诸如“伟大”等字眼标榜潘金莲。其实潘金莲是一个在封建社会压迫下心理畸形的妇女的代表，评论潘金莲形象，应该实事求是，知人论世，不可拔高溢美。
关键词：潘金莲 ;平反 ;个性解放 ;畸形
众所周知，潘金莲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一位典型的淫妇、恶妇形象。故事发展到《金瓶梅》中，潘金莲、恶毒形象的塑造更是大大加强，从而使潘金莲成为“”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些学者根据胡适、鲁迅、茅盾等人倡导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开始重新定义“潘金莲”。他们从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从女性觉醒、幸福指数、人生追求、心理审美、生理享受、法律等等角度入手，为潘金莲正名、平反，无外乎说“勇于追寻自己的幸福”“女人不再沉默”等。有些激进的学者甚至希望彻底推翻潘金莲“淫妇”“恶妇”的形象，然后再冠以“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这些激进的学者已不再是研究《水
浒传》《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人物形象，而是在进行自我的潘金莲二次创造。他们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再创造一个“活泼美丽、性感动人、聪明伶俐、毫无罪责、追求解放、光辉伟岸、完美无瑕”的潘金莲。可能是由于当下快速的社会生活节奏导致人心比较浮躁，在对于文本的研究上也过于浮躁，致使对潘金莲的形象平反也言过其实。
一、潘金莲绝不是“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
从欧阳予倩的新话剧《潘金莲》始，“翻案”学者们将潘金莲重塑成一个“浑身散发着个性解放思想光辉的、试图从传统道德祭坛上被拯救的女性形象”。陈竞与赵崇璧在《东西方语境下潘金莲形象剖析》中指出：“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翻案’学者们努力地寻被传统所忽视的东西，最终潘金莲被纳入了这样的框架与视野中：生存境遇与生命抉择。这一切都使得潘金莲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于是她具有了爱玛（《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海丝特·白兰（《红字》）等人物的个体生命的命运感而让人‘引动追怀’。而且，也正是在一种困境的叙述中赋予了‘潘金莲形象’‘反抗’的意义性，并使‘反抗’在意义性的张扬中超越尘世法律而获得永久之再生。”[1]
那么可以思考：对于潘金莲的态度“背离了我们传统时就一定迎合了西方吗？”“用西方传
统人学框架来阐释潘金莲是不是一种误读？”据陈竞与赵崇璧阐释：“在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中，潘金莲作为其对立面来塑造时，作为个体欲望张扬的形象并没有迎合西方文化而植入情欲世界中去。她的欲望显示的是爱情缺席下的放纵与渴求。”[2]
还有，即使将潘金莲放在纯粹西方语境下，宗教信仰引人向善的前提下，爱玛、安娜都有自我审判与救赎，而潘金莲杀死武大郎之后“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则显得“缺乏自我审判意识，缺乏是非善恶观，缺乏负罪感”[3]，因而即使是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这也是难以谅解和宽恕的。用“伟大”来标榜潘金莲，岂不是过分？其实通过文本的研读，不难发现，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就是追求个性解放、女性觉醒之类云云，更何谈“先驱（代表）”。要说“女人”就是“追求个性解放”“代表女性觉醒”，那么武则天才是“先驱”吧。其实要说她起初的反抗（《水浒传》中不从张大户），还有一丝追求“个性解放”的话，那么后来的“残忍”则是自甘沉沦，毫无半点“女性觉醒”可言。再说起初潘金莲不从张大户，这确实是反抗，但也反抗得不彻底：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苦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唱
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当初不从张大户，为何就从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呢？为何不誓死不嫁呢？《红楼梦》中贾赦看上贾母的丫环鸳鸯，而鸳鸯的“誓死不从”才是反抗的典范，追求解放、妇女觉醒的典型。在他们那个时代，父母亡故，则“长兄为父，嫂嫂为母”，这里鸳鸯可谓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紧接着，贾赦要强娶鸳鸯，鸳鸯又在贾母面前发誓：
“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
烂化成酱在这里！”原来他一进来时，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铰。（《红楼梦》第十六回）
这可谓是反抗强权，试问潘金莲可曾做到？鸳鸯也是社会下层的劳苦众，与潘金莲无异，而贾赦比张大户、西门庆更具权势，可鸳鸯比潘金莲反抗得更坚决、更彻底。试问潘金莲哪里是追求“个性解放”、代表“女性觉醒”？又怎会配得上“伟大”二字！
二、潘金莲：封建社会压迫下心理畸形妇女的代表
上述所言，皆不是要批判潘金莲，再把她拉回到道德的祭坛上进行“严刑拷打”，只是要说明某些激进的“翻案”学者对潘金莲的重塑要适可而止，切不可“黑白不辨，善恶不明”，只求一味的“快感”，从而走上极端。其实对待潘金莲的看法就应该和对待曹操的看法一样，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潘金莲就是在封建传统压迫下致使心理扭曲（畸形）的下层妇女的代表。在当时“美女配英雄”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可美人若配了“怪物”呢？如“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了”的流言碎语则如喷涌而至的洪水，呛得你喘不过气来。要说在迷恋武松的时候，是“美女
配英雄”的正常心理驱动，那么与西门庆有床第之私，再到后来争宠残害无辜则是变态心理的体现，是在“欲望”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心理畸形的表征。要说武大除了丑一点、矮一点，也算是“好男人”了，我们不能说像武大、卡西莫多这样的人就不配和美女结婚，就不配拥有爱情，这里只是潘金莲的“自恋心理”——“我”这样的美人就得配个英雄——在作怪罢了。若没有个英雄给她呢？长期的压抑与失望便会使潘金莲迷失了自我。“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这是她常念叨的。西门庆虽没有满足她的“英雄梦”，却比武大郎强上百倍，红杏出墙给久在压抑饥渴中的潘金莲带来了“欲”的空前快慰和满足，但同时又使她的私欲日趋膨胀，良知也迅速畸变。而这畸变的首要原因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罗德荣指出：“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默然死去的中国妇女！”可这也绝不是肯定妇女们就该如“潘金莲”。这“畸形”的婚姻致使她发生“恋叔”“偷情”“杀夫”的心理畸变。在潘金莲生活的时代，被强权（父母包办、有钱人强取强卖）控制的婚姻，不只是祸害了潘金莲一人，而文本刻画出来的潘金莲是被祸害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在《金瓶梅》中，“男尊女卑，妻尊妾卑”的畸形观念，再一次影响着潘金莲已经发生畸变的心理，为争宠杀子、杀人，为“”继续偷情，“疲”死西门庆，从而使潘金莲丧失人性。处在文化裂变的晚明时代，
一方面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另一方面僵死的封建礼法仍根深蒂固。潘金莲深受畸婚恶家钳制、被挤压到生活最底层，由于实在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最终只能成为罪恶、污秽环境中一朵畸形的“恶之花”！因此，对于潘金莲，我们可以给予她同情，并表示理解，却不一定要接受，要重塑一个代表“真善美”的潘金莲。
三、结语
无论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还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都不是只写潘金莲一人，而是写如“潘金莲”这样的一类人，而且兰陵笑笑生本身就是以“以此训诫世人之意”为目的创作的。之所以刻画出这样一种丑态是为了告诫读者：生活中缺少新水浒传潘金莲吻戏“真善美”。而如果一味照着自己的想法重塑潘金莲形象，甚至故意夸大、拔高溢美，则不是在研究文本中的潘金莲，而是在创造潘金莲文本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而文本中的人物更是体现这种功能的“工具”，若对这种功能视若无睹，则失去了对文本以及对文本人物做研究的意义。
注释：
[1][2][3]陈竞，赵崇璧：《东西方语境下潘金莲形象剖析》，成才之路，2010年，第9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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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明奇.论潘金莲[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3]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潘金莲形象的改写[J].名作欣赏（古代文学），2008，（24）.
[4]孟超.《金瓶梅》人物[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5]祝东，王小英.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悲剧——一个身份符号学分析[J].符号与传媒，2011，（2）.
[6]俞银娟.女人，不再沉默——试论《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形象[J].文教资料（下旬刊），2010，（6）.
[7]王修华.畸婚畸变心 恶家恶化人——《金瓶梅》潘金莲悲剧的社会根源[J].名作欣赏（
古代文学），2009，（5）.
[8]黄吉昌.《金瓶梅》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9]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马海峰 ;甘肃广河 ;广河县回民第二中学 ;7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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