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G. Lakoff、M. Johnson以及M. Turner等人的认知隐喻理论，分析中西文化语境下人们对“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差异，并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基本原因在于运用的事件结构隐喻框架不同。
[关键词] 风马牛不相及；英译；认知隐喻；事件结构
一、“与马有关的俗语风马牛不相及”训释及其英译
“风马牛不相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成语，典出《左传·僖公四年》：“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这个成语已经收录到《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等大中型规范性辞书中。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如贾逵、服虔、贾逵、孔颖达等，都对这句话，尤其是其中的“风”字有着不同理解。李玉平（2000）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以下七种说法：（1）“风”通“放”，义为走失说；（2）“牝牡相诱而相逐谓之风”说；（3）马牛不同类而不至相诱说；（4）两国之马牛因相隔太远而无法相诱至接触说；（5）牛走顺风，马走
逆风，两不相及说；（6）风的急速，马牛所不及说；（7）“风”通“放”，义“放牧”，“及”义相诱说。目前学术界大体上趋向于取第1种以及第2种说法，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389）将其解释为“（风：雌雄相引诱）比喻两者全不相干”。
作为对中国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左传》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与《榖梁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属儒家“十三经”之一。由于《左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所以早在17世纪就有欧洲人将其翻译成拉丁语（Nicolas Trigaut 1610）。之后比较有影响的英译本则应属James Legge（理雅各）的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以下简称理本）、Burton Watson的The Tso Chuan（以下简称华本）以及湖南出版社出版，胡志挥英译，陈克炯今译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左传》（以下简称胡本）这三本。而在这三个译本中，理本与胡本为全译，华本为节译，因此只有前两者包含了鲁僖公四年齐桓伐楚的内容。理本（1872：140）对“风马牛不相及”的翻译为：
……our cattle and horses，in the heat of their excitement， cannot affect each other.（我们的牛和马，在它们发情的时候也不能影响对方。）
胡本（1996：173）翻译为：
……our cattle and horses cannot get together even in the heat of their excitement. （我们的牛和马即使在它们发情的时候也不能相遇。）
两人翻译基本上遵循孔颖达疏中所引服虔之解（“牝牡相诱，发情-in the heat of their excitement”），即上文提到的第2种解释。不管是从传统“信达雅”角度还是翻译“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角度看，两位译者对这句话的处理都没有问题。相比之下，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2002：581）对“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就更加简单了：……so we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同时也包含着某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成分。孙建昌（2001）就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行为，是对原作进行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像有意识的‘误译’、编译、节译、改编等都属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跳出传统训诂以及中国古典文化背景，西方人还会选择从哪个角度切入来理解“风马牛不相及”呢？
二、西方视角下的“风马牛不相及”
W. S. Merwin 于1973年翻译出版了Asian Figures一书，书中收录包括波斯、印度、缅甸、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内的上千句谚语、格言和谜语。他在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并不关心“翻译”的句子是否合乎语法，并且如果这个东方国家的语言是他不懂的，文化是他不熟悉的，那么他会更倾向于依据自己的口语习惯而不是书面语的传统去理解它们。很明显，Merwin的“翻译”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创造性叛逆”。比如“风马牛不相及”在他笔下被译为：
Cows run with the wind， horses against it.
虽然从字面上看还保留几分“风马牛不相及”的痕迹，甚至可以比附李玉平（2000）总结的第5种说法，但原文中“事物两不相干”这一寓意却没有加以说明，并且隐含义和汉语传统理解完全脱节，成为另一个全新的“风马牛不相及”。下面，我们就运用认知隐喻理论分析这种理解差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人们的日常语言中，通常会使用动植物充当意象，Lakoff & Johnson（2003）认为，某些操作可以称作“拟人化”（personification），即语言使用者将人类特质投射到这些非人物之上，并以人类的动机、特征与活动表达这些非人实体。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操作可以称作“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我们在理解某个概念时并不赋予它“人”的特质，而它同样可以指涉
某一人。“拟人化”操作具有更强的理解功能（understanding function），而“非人化”操作则具备更强的提示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这两种跨域的投射，都需要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我们使用“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牛”、“马”实际上并不实指两种常见的家畜，而是隐喻某些事情性质完全不同，不可能混到一起去。汉语中借用“牛”、“马”这两类意象进行比较，表示事物毫无关联相差很远的俗语还有“牛头不对马嘴”、“牛头不对马面”等。不过汉语母语者在使用它们时，所感知到的仅仅是“牛”和“马”两个“源域”（source domain）之间的不同（即物种的差异），而源域的内部结构，或者说由源域的表达隐喻的系统性，已经被人们忽略。汉语中和“牛”“马”相关的成语/习语如“牛气冲天”、“对牛弹琴”、“马到成功”、“害之马”等，表达的情感态度褒义与贬义兼而有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不具备单一同质性。
在W. S. Merwin的“创造性叛逆”中，“马”、“牛”两者生物物种的差异被进一步细化，我们甚至能看出因为生物物种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本能属性以及行为（instinctual attributes and behavior），即“牛顺着风走”（run with）和“马逆着风走”（run against）的区别。按照Lakoff & Turner（1989），人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一个“大链式隐喻”（the Great Chain Metaphor），
该链条具有层级性，以生命度（animacy）为标准形成如下等级序列：人类＞动物＞植物＞复杂物体＞自然客观物体。此外，该链条还具有蕴含性，层级较高的形式蕴涵层级较低的形式，即生命度较高的物体能够包含生命度较低物体的属性和行为，上文提到的“非人化”操作完全满足这条蕴含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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