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2期(2010年):230—233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 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31No.2(2010)
古史常新　探索正未有穷期
———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之我见
华觉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Z    文章编号　167321441(2010)022*******
中国科技史研究长期是中国的科技史研究之主项也是强项，从上世纪20年代起已走过将近一百年的历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系列贡献，在学科发展中据有重要地位，这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
在兹世纪之初，我们面临这样的发问：中国科技史研究是不是已经到顶了，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换言之，
中国科技史还有没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和客观需要?我们有必要和有可能保持这一领域中的传统优势、继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吗?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只是时隐时现、尽管已对研究实践和学科发展造成影响，却很少摆到桌面上来罢了。
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困惑。我们毋需规避矛盾，而应当正视面临的问题，认真进行探讨和予以解决，这才是学科发展的正道。
以矿冶史为例,1984年我应出版社之邀，着手写《中国古代金属技术》一书,1985年草成初稿;1996年又写第二稿，较第一稿有较大改动和增补,1999年刊行时仍用原名但加了个副标题“———铜和铁造就的文明”。这反映了我对技术史研究的理念有了变化。此书，学界多以矿冶史视之。但我自问史学功底尚浅，占有资料不够全面和系统，涉及社会、人文方面的许多课题尚未深入探讨和展开，还是不冠以“史”之名为妥。这正如我在该书《自序》中所说:“从总体来说，这一研究毕竟还处于初创阶段，大量课题有待深入，许多空白需要填补。其中首先要做的，我以为是资料整理工作和若干主干性的技术考察工作。在这些具体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大体理出一个历史线索来，为进一步的技术性研究，探讨技术发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前提与准备。一些年来，我是本着这样的认识，围绕着这一有限的目标工作的。”
以上情况说明矿冶史的研究仍处于成形阶段，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下的现状是，冶金这一部分相对要
充实一些，铜冶金和铁冶金大体有了个眉目。采矿部分显得弱一些，已知的最早采铜遗址只到商代中期，更早的有待发现。金属加工工艺这一部分，尽管上古青铜器铸造的研究已卓有成就，但若干重要环节，例如早期熔铜设施和鼓风器型式等仍未有确证，汉以后的铜器铸作有可能转以失蜡法为主，然至今仍少实证性研究。至于文献的汇集、整理、考订和研讨包括地方志中的史料、民间传说等等，或下的功夫还不够或甚少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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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和修订信史的要求是存在距离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年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以内史为主，矿冶史也是同样。这固然是必要的，也是研究逐步深化和拓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应当承认，由于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从内史转向外史并不是那么自觉和主动的，因而也是比较迟缓的。部分的原因与研究惯性有关也与人力资源不足有关。一个人习惯于某种研究模式了，继续这么做下去是比较轻便的，转变模式并不那么容易。再说，一个研究团队往往就那么几个人，应对当下的工作尚觉吃力，就不一定能顾得上其它了。尽管这么说，建立科技史研究的整体观，会通内史和外史使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研究格局，产出新型的研究成果，总应当是我们的也是国际科技史界须企及的努力目标。
事情很清楚，中国古代矿冶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继续拓展和进一步深入的客观需求与必要。上文所
说失蜡法是一个典例，超高锡青铜刀具则是另一个例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现广东广宁、罗定所出青铜篾刀含锡量高达3315%。苏荣誉在检测江西新干商墓出土铜器时，也发现一枚刻刀含锡达2816%，为此类刀具已知年代最早者。近些年来，四川、江西又陆续出土这样的切削工具。这表明，先秦铸师为探索锡青铜的合金配比及性能、功用曾进行了超出人们想象的广大实践,《考工记》“六齐”法则是有其客观实在性和由来的。这种合金为现代工业所不备，金属学也很少予以关注，而类似的超高锡青铜却仍在锣钹锻制传统工艺中广为应用，并且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是经高温淬火处理的，从而在学术上和实践上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矿冶史是这样，技术史的其他学科分支何尝不是这样?科技史界素有重视传统工艺调查的学术传统，梁思成、刘敦桢先生早年对古建筑和现存营造技艺的实地考察，王振铎先生对北方地区民用大车和独轮车的系列调查，潘吉星先生对民间手工造纸技艺和张秉伦先生对清人翟金生所作泥活字及其印本的调查和复原试验都堪称范例，都对有关分支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于传统工艺是堪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中华民族又一科技宝库的认识，有鉴于其抢救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笔者和谭德睿、祝大震、苏荣誉等同好发起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之后，又在路甬祥院长鼎力支持下，着手编撰20卷本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这一系列专著从2002年起陆续刊行，恰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启动，为其中手工技艺类和民间美术类的雕塑、编织扎制和刻绘的评审与保护传承，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科学依据，从而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近些年来，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在一些研究单位和高等院
校已蔚然成风，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质量也续有提高，并向着技术史、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综合的方向发展。例如，潘吉星先生早年曾对陕西长安的麻纸生产作了调查。之后，该作坊停产，学术界咸以为这一技艺业已绝迹。而民俗学家宋兆麟先生前些年却在山西原平意外地发现了以原生态保存着的多家麻纸作坊。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朱清时先生倡导下正在进行全国手工造纸技艺的拉网式调查，现已获得大量鲜活的资料，无疑将使中国造纸史为之改观。
技术史是这样，科学史的诸多学科分支又何尝不是这样?天文学史历来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强项，经叶企孙、竺可桢、席泽宗、薄树人等先生的不懈努力，已有众多重大成果和系列专著问世。近年来，刘次沅先生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的考证，陈久金先生、徐凤先博士关于甲骨文、金文所载历谱的研究和武家璧、陈美东、孙小淳等先生关于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天文观象遗存的论证等都是重要的学术建树。再如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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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前辈学者就已打下了坚实的根底，但数学史界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郭书春先生在李、钱二老的基础上，对刘徽注《九章算术》做了深入细致的校勘、注疏和高水平的研究。他的工作广受好评，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被公认为已相当成熟的天文学史和中算史研究，尚且犹有可为，其它科学史分支不更可以有所作为吗?
按学科性质来划分，科技史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也是人类认知之一部分，因而与史学和认知学具有共性。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之所以可持续发展，正是由史学研究和人类认知的两个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史料占有的非全息性。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殷墟青铜文化之“突然繁荣”是接受外来影响所致。然而，前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前殷墟文化之相继发现，雄辩地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所来有自。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本土文化。外来影响是有的，但非决定性的。这一“突然繁荣”的“外来说”之所以有误，原因之一是对史学研究的非全息性特征缺乏认识，将当前拥有的、局部的讯息错认作历时性的、完整的。类似的错失所在多有，至今仍有不少人蹈此覆辙，这是很令人遗憾的。盖历史乃已逝之事象。科学昌明到了今天，还没有办法检测到往昔的全部信息。我们往往只能从窄小的窗户甚至隔着门缝窥知历史大厦的内部景象，所得信息常是很不完全的、局部的甚至被扭曲了的。这是所有史学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史料占有的非全息性恰恰反证了信息获取的历时性和潜在的可能性。这样的例子是大量的。例如《鹖冠子》一书历来被认作是伪作，证据多多，言之凿凿。然而，待到考古发掘出土了它的原本，所有“证据”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尚书》素有古文、今文之分，如今又有了清华简。初步的研究表明，其内容与编列均与现有的本子有别。商周时期究竟有没有失蜡法；如果有，其应用范围又如何?对此，学术界意见纷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侯乙尊盘和淅川铜禁相继出土，经科学鉴定和复原，确认其为典型的中国式失蜡铸件，这一悬案才得到破解。正如欧阳修所说:
“事固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我们躬逢“后世”，得明先秦失蜡法之实有。科技史上还有一些未解的谜团，也许就有待“后世”之后世了。考古发掘、文献考订、民间传说，传统工艺调查研究、海外华文文献之挖掘、整理，众多渠道不断给古代科技史研究提供新的资讯，谁能说这一学科就到此为止了呢?
史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阶段性。孔子和秦始皇都早就过世了，然而，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和反复，最近的例子是“”期间把孔老夫子打成“复辟狂”和把秦始皇再次高高地抬了出来。随着史论和史识的翻新，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会有新的解读，科技史研究也是这样。例如韩琦先生的新作《中国印刷史》和张柏春先生的新作《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的研究和评论》，就都增添了大量新的资料并从新的切入点给予新的阐发。
这再次说明，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阶段性恰恰反证了它的历时性和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持续可能性。有人类就有科技活动，就构成科技的历史，就有科技史研究的客观需求和它的社会价值。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其盛衰起伏。有的人治学愿意粗一些，可以从某个研究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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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细一些，甚至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例如某种史料的汇集整理。这些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无一定之规，更不应人为设限。只有这种自由的开放式研究，方能促使学术繁荣。所以古代科技史研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热点，另一段时间内较为冷清，乃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有的学科分支的研究已具规模和气象，一时吃不准继续前进的方向。不妨稍停一停，对后续工作作些探索，以利再起。停顿不等于停滞，转移方向同样是学术研究的常规。停滞不前和无所作为才于理有悖。王世襄先生谢世前所出版的最后一部大作《清代匠作则例》收有手抄本70种，为极珍贵的技术史料。据王称，其中包涵有近万条的工艺术语，远远超过《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史籍所载术语的总和。有谁能发大愿、下决心用一辈子或大半辈子的时间来做这近万条术语的注疏考释工作呢?要做的事情很多，几辈子也做不完，谁能说可以到此为止和无可作为呢?
古史常新，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这是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统一。
至于如何保持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传统优势、继续拓展研究的深广度，笔者以为:
首先须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立何以立人，已所不达又何以达人?
其次，中国作为历史上的科技大国，理所当然要保持一支人数不多但甚精干的科技史研究梯队。编修清
史和编纂《中华大典》用得着科技史研究人员，修民国史以及日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史，能没有科技史的参与吗?科技史研究梯队是国家智库也是国家人才资源战略储备的一个部分，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长远的打算。
为保持研究梯队的质量和数量，要高度重视新一代高级研究人员的培养，要造就一批品学兼优、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较完备的知识结构与技能的中青年学者，有些学科缺项要采取措施及时补上。这是科技史学科持续发展的根本。
科技史研究是一门投入少、产出丰的学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的30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所用经费比诸许多重大科研项目连个零头都不到。所以，对科技史研究及梯队建设在政策上适度倾斜是完全办得到的。举例来说，如果能在若干年间建成较完备的中国科技史数据库和能用于实证性研究的科技史实验室，必将有力推动科技史学科建设和增强我国在科技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所费也止是某些重大项目的零头而已。
“古史常新，探索正未有穷期”是上述拙作自序中的一句话，也是笔者对科技史研究一以贯之的看法。现在将它展开来讲，供各位学界同仁研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