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9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之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为例
付文慧
摘 要：本文聚焦1979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所推出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的选材问题，从形象学视角探讨中国文学出版社通过选材所构建的中国女性形象与西方固有刻板印象相比有何进步；从性别研究视角探讨其实际构建和试图构建的中国理想女性形象之间有何悖论，以彰显其贡献和不足，为未来中国的对外译介行为提供借鉴。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贡献在于：其本着民族本位意识，力图展现中国新时期现实社会形形的女性形象，尤其侧重呈现城市普通女性形象，有助于弥补英语世界对中国女性片面化、类型化塑造的缺陷；不足之处在于：其对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构建呈现双重标准：部分入选作品力图呈现获得解放、走向社会、独立自主的积极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在赞扬或神化的外衣下无意中宣扬了符合男权价值标准和审美观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中国文学出版社；英译合集；选材；女作家；中国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H059 DOI：10.12002/j.bisu.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9）06-0068-15
引言
黄宗英本文聚焦1979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所推出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的选材问题。研究选取1979年作为时间起点，原因有二：一，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和中美建交之年，自此开始，中国打开国门，中英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二，从文学译介活动本身来看，1979年出现了最早的两部新时期文学英文译著，分别为香港三联书店和光华书店出版的《伤痕文学：新小说》（The Wounded：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纽约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Modern Chinese Fiction），因此，1979年可视为海内外英译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年。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英译研究（1979—2010）”（项目编号：15YJC740017）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基金“抗战时
期北平刊物译介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5WYC068）资助。
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是1979年以来在我国出版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翻译现象。在此之前，以合集形式呈现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的声音在英语世界可谓难觅踪迹，仅有一本美国汉学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在1972年以诗歌创作为主题的《兰舟：中国女诗人选集》（The Orchid Boat：Women Poets of China），叙事类作品合集则完全阙如。自1979年起，中国文学出版社作为当时中国唯一致力于对外
介绍中国文学的官方出版社，适时推出了五本女作家作品合集，分别为《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2）、《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二）》（1991）、《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三）》（1993）、《六位当代中国女作家》（1995）和《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七）》（1998）。
就选材而言，五本合集共收入三十五篇作品，入选女作家包括茹志鹃、黄宗英、宗璞、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方方、残雪、刘索拉、彭小莲、蒋韵、丁晓琦、迟子建、池莉、范小青、程乃珊、苏叶、毕淑敏、阿真、刘西鸿、叶梅、陆星儿、铁凝、张欣、方敏和杨泥共计27人，其中王安忆、方方、毕淑敏、迟子建、范小青、叶梅、张欣有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入选。
尽管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女作家作品合集的目的并非是凸显女性本体意识，而是以反映中国社会现状和国家宏大主题为主旨，但由于创作者的性别身份使然，合集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仍然占据了相当比例，形形的中国女性形象也因此得以展现在英语世界读者面前。中国文学出版社基于自身文化立场所呈现和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为英语世界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新维度。本文试图以形象学和性别视角为切入点，关注“文学译介选材”与“西方读者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读者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涉及多个层面：从参与构建的载体而言，既包括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译本，也包括在西方传播的影视作品，甚或涉及中国女性形象的西方本土创作，乃至西方媒体涉及中国女性形象的报道；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而言，构建所能取得的效果既取决于传播主体（中/西方的译介者、创作者或传播者）的主观努力，也受制于受众个体及其所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接受意愿。
由于论题宏大，难以在有限的篇幅中穷究全貌，因此本研究试图聚焦其中一个维度——译介者主体性的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其中，译介者的主体性具体又可体现为宏观选题和微观翻译两个层面，本文选取前者着重探讨，原因在于：在文字处理的微观翻译层面，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译本大致可视为遵循原文的忠实翻译，译本基本实现了原文信息的再现，与此同时也实现了原文中国女性形象的再现。因而，宏观选题就成为了中国女性形象构建的关键。
下文将具体考察上述合集通过宏观选材在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方面作出的贡
献，探讨其存在的不足。论文第一部分首先采用形象学视角追溯西方的中国女性形象流变，然后探究中国文学出版社通过文学作品译介试图呈现的中国女性形象，进而总结其在对外译介活动中所构建的中国女性形象与西方固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s）相比有何进步；第二部分运用性别研究的视角揭示其在张扬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的不足之处，探究其实际构建和试图构建的女性形象之间有何悖论，进而为未来的对外译介活动提供有益借鉴。
一、形象学视角下中国女性形象呈现之贡献：类型丰富化
1. 西方中国女性形象之流变
在西方人士的笔下，中国女性形象往往承载着西方社会以及特定体对异国“他者”的集体想象，常常面
临被片面言说、简单化构建的命运。略举一例，尽管时至今日中国早已远离蓄婢纳妾、缠足守节的封建时代，但“三寸金莲”等词汇在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的叙事中依然常常出现并成为兴趣焦点。如1994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被美国汉学家大卫•威科菲尔（David Wakefield）翻译成英文，引起了广泛关注（马季，1994：102），如今在亚马逊网站上仍能看到有普通读者称该书“回答了自己关于缠足这一奇特习俗的所有想象”（Marie，2005）。
西方世界的普通公众对中国女性的种种想象不一而足，追溯这些想象的源头脉络，不难窥见西方关于中国女性“迷思”（myth）的构建史。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呈现可追溯至1298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该书忽必烈汗选妃一节中，马可•波罗首次提到东方女子并对她们的容貌进行了描写，这些妙龄少女“面貌秀丽”“肤光洁”（马可•波罗，1998：110），引人遐思，可视为西方视野中中国女性类型化模式的源头。在之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的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和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等诸多作家和诗人又据此进行了加工渲染（Chan，1989：xxix），美丽、神秘（exotic）、精致（dainty）、温顺的女性形象逐渐固化为英语世界中国女性形象系谱中一个重要的类型。
除了对东方异域进行遥远的跨时空想象，英语世界作家还根据其与早期华裔的实际接触构建了另一系谱分支，这些华人女性形象大多镌刻着来自白人视野的偏见和丑化，其中不乏唐人街和放荡恶毒的女子。事实上，由于缺乏实际交集，中国女性形象在早期英语作家的笔下几乎全是剪影式的存在——千篇
一律、面目模糊，缺乏鲜明的独特个性。可以说，在战争以前的漫长岁
月里，中国女性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世界之中。
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西交流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华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一些华人也得以走出国门，游历西国。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女性逐渐走出英语世界的想象空间，进入他们的实际视野中。一些精通双语、熟谙中西文化者则开始尝试用英语进行创作，将其对中国女性的认知落实到文字中，如西人赛珍珠（Pearl S. Buck）、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海伦•斯诺（Helen Snow）、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华人作家韩素音、包柏漪（Bette Bao Lord）、林语堂、张爱玲以及凌叔华等都曾塑造过不同类型的中国女性形象（Chan，1989：98）。其中赛珍珠和林语堂二人堪称翘楚，他们的作品走入了西方“寻常百姓家”。
赛珍珠在西方影响最深远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讲述了中国农民王龙一家的兴衰史，展现了20世纪初清朝末年的中国农村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旧中国农民形象，故事中众多的中国农村女性形象也随之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其中典型的人物角包括王龙的妻子阿兰、小妾荷花和三姨太梨花等。
华裔学者陈美美（Chan Mimi，音译）曾这样评价赛珍珠为英语世界的中国女性形象构建所作出的贡献：在赛珍珠创作中国故事之前，西方读者关于“中国佬”的认识除了洗衣工就是黑帮成员，媒体中出现
的东方女性则是清一的性感撩人的“妖精”形象，而《大地》中的阿兰是第一个博得数百万美国和其他西方人认同和怜悯的个体化中国女性角（Chan，1989：98）。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交流初开的时代里，赛珍珠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非凭空臆测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特定女性体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女性的扭曲印象，打开了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本土女性的大门，其开拓意义不容置疑。
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播方面，堪与赛珍珠比肩的还有华人作家林语堂。林语堂素喜描摹中国女性，其《京华烟云》有“现代版《红楼梦》”之称，书中人物近百，女性占了多半。与赛珍珠专注于中国底层农村女性不同，林语堂更喜塑造民国时期上流社会大户人家的女性形象。他借由《京华烟云》塑造及向西方展示的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诗意化的中国女性形象。作品的女主人公之一姚木兰就是典型代表，她既是遵从传统妇德的贤妻良母，同时又兼具进步的时代精神，独立自主、睿智豁达，堪称站在男性审美视角设计的兼具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理想女性。《京华烟云》中异彩纷呈的个体女性角有助于英语世界了解中国女性逐步摆脱封建束缚、迈向新时代的真实状况，对于塑造积极正
面的中国女性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自赛珍珠和林语堂之后，鲜见有突破性的作品能再度进入西方普通公众的视野，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也长期止步不前。1976年，华裔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以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席卷美国，登上非小说类（nonfiction）畅销书榜首宝座。在之后一
段时间内，中国故事再度吸引了英语读者的目光。然而，由于这些故事的作者多为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直接体验，对于故事的书写往往堕入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建构中。他们对中国本土女性的叙事非但没有突破，有时反倒退回到落后、愚昧的封建时代，比如《女勇士》中投井自杀的姑姑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的童养媳。这些犹如“文化化石”般的古老桥段向英语世界读者传达的是倒退复古的旧中国女性形象。
就中国女性形象的表述而言，脱节滞后、片面单一的问题并不单单存在于文学领域，在电影等新兴大众传媒领域亦是如此。孙萌（2010）将近百年来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华人女性角归纳为15种形象类型：蝴蝶夫人形象、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蜘蛛女形象、小妾形象、公主形象、家庭主妇形象、职业女性形象和地母形象。这一系列形象系谱看似丰富，事实上却与文学领域具有类似的困境。由于电影制作者和导演多为英语世界人士，对中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几乎无一例外打上了西方文化视角的烙印。影片以中国面孔作为点缀者居多，中国女性多被塑造为满足西方“他者”猎奇或俯视心理的符号化形象，或天使或恶魔，或妖娆或愚昧，导致了女性形象的模糊化、类型化和片面化，鲜有丰满的性格呈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女性形象几近阙如。
构建西方公众对中国女性形象认知的另一主要途径是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相比于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新闻媒体因讲求时效性而更多关注当下中国。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基于自身政治立场所塑造的当代中国女性形象难称客观公允。有学者以近十年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
哥论坛报》和《达拉斯晨报》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结果表明，女性受害者的形象占到一半以上，具体涉及弃婴、失学女童、工厂女工、受虐待妇女、下岗女工、过劳女性白领、受压迫的古代女性等（庞琴，2007：47）。这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彩的报道无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女性体，专注于小众化边缘人，对不同年龄、地域、职业的中国女性缺乏差异性的洞察视角，亦难逃片面化、类型化中国女性的窠臼。
上述文学、电影和报刊文本类型虽有不同，但却以各自的话语方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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