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和德治的联系与差别
2007级法律大专班  陆大鑫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一、发展和德治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
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
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制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
淆。“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法律与道德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
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 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
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