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是新时代高扬的主旋律。
爱国理所当然。在国家机器尚未同青铜斧和纺车一起放入考古陈列馆之前，国家仍然是人类生存发展以及获取安全、福利的基本单元，爱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正当性和神圣性。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是国民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诚如陶行知所言：“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凡是脚踩中国之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
爱国必得奋斗。爱国是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美好理念、标语口号，爱国是经年累月的情感积淀而不仅仅是一时兴起慷慨激昂的抒发，爱国是攻坚克难的负重前行而不仅仅是高谈阔论、吟诵唱和。爱国必然也必须伴随着脚踏实地的奋斗，它是夙夜在公、舍私为公的付出，是胼手胝足、摩顶放踵的努力，是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奉献。
爱国奋斗精神是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的合称，是深怀爱国情感，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完整，
为国家的安全、发展、振兴，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爱国是基础，奋斗是保障；爱国是情感，奋斗是行动；爱国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奋斗是关键点，更是爆发点、支撑点。
作为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高远的治平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到汉代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从唐代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到宋代苏东坡的“为国者终不顾家”；从明代海瑞的“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到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许国之愿、报国之志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史，回荡天地、震古烁今。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在那个山河破碎、华夏沉沦的年代，延安成为了知识分子无比向往的“圣地”。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多达4万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日子里，大批中国留学生，兴起了一股回国浪潮。他们唱着根据《打倒列强》曲调填词的《赶快回国歌》，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以报效国家的卓越贡献生动诠释了“爱
国奋斗精神”的深刻内涵。爱国奋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无数仁人志士一代代的奋斗，成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思想营养和强大精神激励。
【篇二】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进入新时代，我们科研工作者既承载着新使命，也拥有广阔发展空间。
今年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对于这一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把国家需求与科研选题有机结合起来、与个人兴趣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我们从事应用基础研究人员而言尤为重要。
集成电路作为“工业粮食”，是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科技要强，集成电路必须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尽管进步显著，我们离集成电路强国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这一代人肩扛重任，应当以国家需求为科研选题的第一要素，避免好看不好用的选题，研究各领域发展中存在的实际瓶颈问题，以恒心、耐心冲出
一条有中国特的集成电路发展之路。
风起于青蘋之末，小器件、小芯片是系统的基础端。集成电路投入大、难度大、显效慢、成果显示度相对较低，需要外化在系统中体现作用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矢志不移，积微致著，“硅”步千里。在科研中要有啃硬骨头的精神，攻坚克难，大胆创新，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不盲目追热点。
我的具体研究工作是低功耗半导体新器件技术。功耗是集成电路发展的核心瓶颈问题，也是集成电路未来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我在这个领域坚持了20多年，我的体会是科研需要长期积累、全情投入，当你无限热爱你的工作时，总会有灵感迸发的那一刻，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集成电路领域国际竞争激烈，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抢时间拼创意。我们从基本物理出发，巧妙解决问题，同时保证可集成性，在超低功耗新原理超陡器件、高性能低功耗新结构器件、新型超低功耗神经形态器件以及影响功耗的器件波动性可靠性表征技术等方面作出了系统性、开创性贡献，相关成果转移到国内知名集成电路公司，提升了我国集成电路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
当今世界，各种新技术风起云涌，我们应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繁华，共
同营造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大自豪感的氛围和生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三】
54有关科学精神的名言警句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成功研制出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而10月16日，恰好也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浙江大学原校长钱三强的诞辰纪念日。每到这一天，老一辈浙大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老校长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高尚品德，以及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老校长踏实、勤奋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催人奋进，先生的名言警句更是时常回响在人们的脑海里，激励后人去攀登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
“古今中外，凡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结果”
钱三强是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钱三强就献身于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化学的科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他在承担中国原
子能科学事业和“两弹”研究重任的同时，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和筹划我国科研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9年，即将中学毕业的钱三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几本进步书籍，书中描写的未来中国蓝图深深地吸引了钱三强：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他读着读着，仿佛一个长期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终于看见了前方的光明。他朦胧中感到自己有责任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这样美好的蓝图奋斗。他认为，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他到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
次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钱三强的头上，在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鼓励下，钱三强考取并获得了到法国巴黎大学的留学机会。他将进入当时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而他的导师，就是发现人工放射性镭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钱三强的聪慧和实干深得居里夫妇的赞赏。居里先生选他为助手，协助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轨迹的云雾实验室。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从查阅文献资料开始，不断研究并提出改进方案，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实验室建成了。接着，他又创造性地制成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机。居里先生称赞他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钱三强的刻苦钻研获得了居里夫妇的赞许，也赢得了同为核物理领域研究者、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的青睐。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钱三强，带着妻子一起，投入到研究中。
就在这一年，钱三强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钱三强仔细观察这张有着细微差别的照片，他凭自己的实验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认为“这可能是从铀原子核中另外分裂出来的一颗质子的射线”，既然是二裂变，那么这现象如何解释呢？
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这对年轻夫妇相互轮换着在实验
室度过了1000多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他们终于又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的核裂变现象，实验照片上再次出现了那根垂直的细线，这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这样的结论令他们欣悦异常。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分为三。经过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即铀核的“三分裂”。他们把实验结果报告给了居里夫妇。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在居里夫妇的支持下，钱三强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此后不久，他又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他们将实验的成果和照片在法国科学院公报上公布，又对三裂变放射出裂片质量、动量和角度做了精确的测量和计算。一直以来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夫妇引发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地震。1947年，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均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
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很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晋升钱三强为研究导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以为这个中国科学家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下去的时候，钱三强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要求。居里先生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听了钱三强的陈述之后，就立刻表示理解和赞成。他对钱三强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同时也将当时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钱三强，并且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带回中国。居里夫人在跟他们惜别时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就这样，钱三强带着这些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精神振奋，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然而，中国的核弹研究工作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就守
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钱三强很清楚，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甚至于中国的国防、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受到创伤。为了牢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的工程代号定为“596”。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钱三强带领原子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精神抖擞地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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