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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观察》 2014年第5期
虽然背景是乡村，主角是农民，但是《乡村爱情》中可以感受到的是赵本山对于权力和资本的膜拜，而并非真实的农村生活。
李北方／文
赵氏喜剧《乡村爱情圆舞曲》伴着过年的爆竹声在若干省级卫视同时开播。这是《乡村爱情》的第七部，从2006年第一部算起，这个系列剧已经拍了200多集，创造了国内电视史的纪录。
任何文艺作品都包含两重功能：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乡村爱情》也不例外，虽然该剧小品式的风格将故事情节打得很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思想倾向，但它“不走心”的表面下仍然包含着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可以概括为对两个“长”的膜拜：乡（村）长和董事长——前者象征权力，后者代表资本。不仅《乡村爱情》如此，赵本山的很多作品中都贯穿着这条“图腾崇拜”的主线。
符号化的权力
社会包含着一个支配性的权力网络，网络的各个结点上都有一个“长”。赵本山对乡村的权力结构是非常敏感的，他在1990年参与拍摄的头两部电视剧，就分别叫做《一村之长》和《一乡之长》。无论是村长（村委会主任）、乡长，还是镇长、县长，在赵氏喜剧中都是权力的象征。
要表现乡村社会，就无法绕开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在不同的时期，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表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赵本山早期的作品中，对权力关系的刻画是相对较实的，各种“长”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人物，乡村的事件围绕着权力中枢展开。这基本上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乡村社会中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尚存。
2003年以后，农业税费取消，这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基本弱化了基层政权履行职责的经济基础。《乡村爱情》虽然没有关注到这个趋势，但这构成了剧情的背景。在《乡村爱情》中，普通农民走上了前台，各种“长”从舞台中心退却，不再是主要人物，也不再承担乡村公共生活的职能，除了掺合一些家长里短，就只剩下招商引资，为投资者服务了。
有趣的对比是，乡村社会的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弱化的同时，《乡村爱情》所表现的对权力的态度却“升华”了，将其变成了一个图腾般的符号。或者说，正是权力在现实中的弱化，为权力表达的神秘化提供了条件——各种“长”失去了实际的功能，就更适合作为想象的载体。
表现对权力的态度的赵本山早期作品，典型的要数1998年的春晚小品《拜年》：赵老蔫乡长谈继续
承包鱼塘的事，一开始唯唯诺诺；在误以为乡长被撤职后，立马挺直了腰杆；然后得知乡长高升为县长，吓得从炕上掉了下来，腰又弯了下去。在这里，仔细品味的话会在笑料中发现一丝批判彩，批判对象既包括官的虚伪和霸道，也包括民的油滑和懦弱——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但是到了《乡村爱情》，批判的彩彻底褪去，权力成了一种审美化了的东西：它不仅仅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追逐的目标，更是精神世界里膜拜的对象。如果说前一方面还可以理解为常人在现实理性支配下的正常行为，那么后者就近乎一种病态的精神毒瘾了。比如，谢广坤的自豪感一部分就来自于与权力的接近（跟镇长有亲戚关系）；赵四在儿子赵玉田当上代理村委会主任后不再让他干活，敦促他一定要背着手走路，锻炼当官的派头；刘能每次费尽心机得到一个头衔后，都要买套新衣服，目的是和“身份”相匹配。
实打实的资本权力
赵本山表现的农村文化，既有其淳朴的、原生态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这里的进步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是因为它是指向特定方向的，即拥抱和接纳市场的逻辑，主动纳入资本的轨道。
《刘老根》系列和《乡村爱情》系列有一条相同的主线，都是如何让农村富裕起来，而最终的选择也都是外来的资本进入农村，开发农村的旅游休闲资源，开办度假村，吸引城里人来消费，所以在两部剧中“山庄”都是高频出现的词语。不同的是，在《刘老根》里，赵本山扮演的是一个为村里拉来投资的农
民；到了《乡村爱情》，赵本山则以一个外来企业家的身份入主农村。
乡村爱情已经死了的演员 资本进入农村，既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也同时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权力结构。资本的强制力来自于对个人赚取工资收入的机会的独断权。可以这么说，老板的权力来自于对职工饭碗的控制力。
同样地，《乡村爱情》没有触碰这个社会背景，但自觉地把情节置于这样的背景下铺陈。“你还想不想干了？”是《乡村爱情》中多次出现的台词，是控制资本的权力拥有者不时发出的威胁。
赵本山在精神世界深处对资本权力的迷恋和膜拜集中地体现在对“董事长”这个词的使用上。董事长是个职位，在现实生活中极少用作人际交流方面的称谓，但在《乡村爱情》里，除了家庭成员，其他人对王大拿的称呼一概是“董事长”；即便王大拿不在场，也几乎都是以“董事长”代指。“董事长”还是王大拿的自称，他会在电话里说，“喂，我是董事长啊。”
以违背生活逻辑的方式时刻强调董事长（这也是赵本山在真实生活中的身份）这个位子，其实是在强调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属性。这是赵本山将资本图腾化的典型标记，当然，这也是赵本山“土”的表现，比尔?盖茨就决不会要求员工称他为董事长或者老板。
“现实主义”变奏曲
将赵氏喜剧的风格批判为“伪现实主义”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赵本山虽一再声称他“就是个农民”，但他表现的农民和农村是虚假的。虚假之处在于他把农村描绘为一个悬浮于时空之中的乌托邦，取景在农村，演员的穿着打扮很农民，却唯独不见农业的踪迹。
王大拿在象牙山村经营度假山庄，谢大脚打理超市，王小蒙开办豆制品厂，谢永强弄起了一个果园，赵玉田一家打理花圃，刘一水两口子和李大国都搞养殖场。剧中没有一个纯粹的农民形象，象牙山村没有因土地引发的纠纷，没有粮价波动带来的烦恼，没有一连串的“一号文件”对“三农”产生的影响。人物的精神世界与脚下的土地无关，他们全天候地忙于家长里短，他们的烦恼和喜悦没有一项与农业相关。
但换一个角度看，《乡村爱情》也是“现实主义”的——权和钱难道不正是当今最大的现实吗？
不难理解，赵本山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名气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中央电视台正是体制的象征。赵本山拥抱市场，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本人变成了资本的化身。带给赵本山甜头的，正是权力与资本这两样东西；出于对这两样东西的喜爱，借助特有的艺术表达手段将其审美化，奉为精神图腾，实属顺理成章。
不知不觉间，从第一部到第七部，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了。剧情没有对此做出交代，但镜头传达的暗示是非常清楚的，这一切与农业无关，都是接受市场逻辑的结果。
为了美化资本，赵本山给了资本一副慈祥的假面。王大拿以投资者的身份扎根象牙山村，不但没有与农民发生诸如占地之类的利益冲突，而且关心村里的发展，给村里捐了500万。这就一点也不现实主义了。
《乡村爱情》是一部看不到农业的农村题材作品，它对了解“三农”问题毫无帮助，但通过它，可以管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这部戏呈现了其中最腐朽的那部分。当然，它也可以带来一些简单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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