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宏志
来源：《观察与思考》 2017年第3期
提要：问题与主义之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重要论争。通过这些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明确和揭示了以下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原则为党后来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最初的奠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论争四项基本原则
作者姚宏志，男，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芜湖241002）。
1920年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初步开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了三次大论争。通过这些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阐明和突出强调了以下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基本原则的选择、确立和坚持，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科学概括和明确揭示“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主义相互激荡，时人开口闭口不离主义，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最流行的话语，就连安福系首领众议院院长王揖唐也假装时髦地谈起了民生主义。这让信奉实用主义的胡适感到不满，于是他违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于1919年7月发表自称“政论的导言”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在文中劈头就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①“‘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他奉劝舆论界，“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②在胡适看来，所谓“根本解决”的主张，“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③应该说，胡适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有一股不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空谈之风。不过胡适批评的矛头不在此，而是借反对空谈各种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实，反对中国人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明确指出：“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他说，这“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⑤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公开宣称：“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⑥在他眼中，问题与主义有着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要有主义作指导，“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⑦另一方面，宣传主义不能脱离实际的运动，“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不但阐明了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初步表达了主义要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可以看出，李大钊这里所讲的“主义”显然是指马克思主义。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思想，李大钊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革命主张，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指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⑨。
姚宏 李大钊的文章刊出后，胡适并无休战之意，又相继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李大钊则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进一步加以批驳。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如蓝公武在《问题与主义》中指出，胡适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他认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⑩陈独秀因当时身陷囹圄未能直接参战，但其《主义与努力》一文无疑是对这场论争的回应，他说：主义好比行船的方向，“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他在同日发表的另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①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主义”同样是指马克思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思想论争。在论争中，胡适口口声声反对人们谈论主义，实际上并非反对所有的主义。他所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实用主义，他不但不反对，而且大加宣扬。这时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尚存不足，但他们运用新学的科学理论，批驳了胡适等人的实用主义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真谛。这场论争的实质，与其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毋宁说是主义与主义之争，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是用实用主义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之争，是用改良方法还是用革命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争。这场论争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推动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和改造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后果，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阵营开始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以民主主义者身份掀起新文化运动、向着封建主义堡垒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并肩战斗、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民主主义者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地运用它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仍然在旧民主主义阶段徘徊。他们因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二、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在英国兴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不改变现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生产自治和产业民主，由国家负责产品的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实现劳资和谐和劳动者的解放。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于1920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罗素的讲演引起张东荪的共鸣。他于1920年11月5日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简短时评，对罗素的观点表示赞同。此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主张在中国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由此拉开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序幕。两天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李达的
《张东荪现原形》、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予以反驳。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集中了张东荪、陈望道、陈独秀、邵力子、杨端六等人先前讨论的文章。这使得早前仅限于小圈子的议论一下子变成公开的热门话题，为论争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接着，张东荪又相继发表《一个申说》、《答高践四书》、《现在与将来》等文，进一步阐发自己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改良主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支持张的观点，梁启超于1921年2月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进行呼应，并作了系统发挥。由于梁名气大，他的参战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莫大的鼓舞。除张、梁外，蒋百里、彭一湖、费觉天、蓝公彦、徐六几等人也纷纷撰文，参与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来。
为了批判张、梁等人的言论，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先驱》等进步刊物为阵地，纷纷撰文予以回击，其中代表性的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施存统的《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在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了深入批判，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
第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开发实业说到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①。如何开发实业？张东荪虽然声称世界发展大势是“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又认为“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
②以社会主义理论家自居的梁启超，虽然宣称“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③，但又认为“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④。可以看出，张、梁开出的药方如出一辙：求诸资本主义开发实业。针对上述观点，陈望道指出，所谓“开发实业”的主张，实际上是“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⑤。施存统认为，张东荪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⑥蔡和森说：“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⑦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道路。张东荪关于中国应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手段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其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暴露无遗。既如此，中国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陈独秀说：中国若“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⑧。李大钊也说：中国的“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如果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根本道路。李大钊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⑨李达认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⑩
第三，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张东荪认为：“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k，“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所以“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l。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越阶”呢？一是我们没有打倒军阀的能力，二是社会主义应付贫乏的方法不及资本主义“速效”。为此，需要“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梁启超也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①。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当作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无法跨越的鸿沟。针对该观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弊病的揭露，认为中国趁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时候，为了避免它所带来的恶果，应当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李达指出，中国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可以步入社会主义，“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②。陈独秀也指出：“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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