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历代战国策序跋
    刘向战国策序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
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
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辩，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专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曾巩重校战国策序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之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泥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国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来先后来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出，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李格非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裁，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土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则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者为不易得也。呜呼！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
此岂独人力哉！盖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当其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穷服之外，其礼乐制度，条施目设，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音，至三千数，此圣人文章之实也。及周道衰，浸淫陵迟，幽、厉承之，于是大坏；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子言语。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仪、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
    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意天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复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觉题战国策《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为之序，世久不传。治平初，始得钱塘颜氏印本该之，爱其文辞之辩博，而字句脱误，尤失其真。丁未岁，予在京师，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盖十正其六七；凡诸本之不裁者，虽杂见于《史记》他书，然不敢辄为改易，仍从其旧，盖慎之也。
    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传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
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核纬，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
    会有求于本以开板者，因以授之，使广其传，庶几证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觉题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然亦间得一两字。癸酉岁，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孙元忠孙朴记刘原父语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比刘原父云：“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战国策括苍刊本序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讹舛为多，自曾南丰已云“疑其币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
    昔袁悦之还都，止赍《战国策》，曰：“天下要惟此书。”而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盖学者好恶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当考合乎圣人之道以姚宏
自择。要之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且诵之。故余刊书以是为首云。绍兴四年十月鲁人耿延禧百顺书姚宏题战国策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坚之《论》尚存。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卷，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叔坚之《论》，今他书时见一二。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失得。
    余顷于会稽得孙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慤，殊为疏略。后再扣之，复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标出钱、刘诸公手校字，比前本虽加详，然不能无疑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窦苹作《唐史释音》，释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亦岂出于古欤？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
    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十余条。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共事异者，止五、六条。太史公用字，每篇间有异者，或见于他书，可以是正，悉注于旁。辨“灓水”之为“渍水”，“案”字之为语助，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遗逸，如司马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竭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后语》“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之类，略可见者如此，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初见秦》，“厉怜王”引《诗》乃韩婴《外传》，后人不可得而质矣。先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余居究乡，无书可检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绍兴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
    鲍彪战国策注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檮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媒贤其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
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
    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知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鲍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