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代“邢弃灰于道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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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5期
关键词 秦国 国家战略 军事
作者简介：韩晗，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005-02
一、关于秦国“邢弃灰于道者”的原因，时至今日，学界仍无定论。
目前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李斯的“轻罪重罚说”
该说主要来源于《史记·李斯列传》，其中记载：“故商君之法，邢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邢，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这段话可被视为李斯思想的最佳体现。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其后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体现。但正如方潇先生所言该说，“并未涉及‘弃灰法’的立法成因，而只关注其量刑程度问题”。
（二） 韩非子的“立威说”
此说来源于韩非子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二》中解释“必罚”时指出：“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其说在董子之行石邑，与子产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说陨霜，而殷法刑弃灰；将行去乐池，而公孙鞅重轻罪。是以丽水之金不守，而积泽之火不救。成欢以太仁弱齐国，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断死人；嗣公知之，故买胥靡。”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韩非子通过轻罪重罚来树立法律的权威的思想。但笔者认为，抛开秦国现实状况而只谈立法指导思想，亦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三） 孔子师徒的“惩治私斗说”
根据《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其后，曹魏时期孟康认为：“商鞅为政，以弃灰必坋人，坋人必斗，故设黥邢以绝其原也”。
（四） 西晋臣瓒的“预防火灾说”
该说最早由西晋臣瓒提出，此后颜师古注疏《汉书·五行志》时引用臣瓒所言：“弃灰或有火，火则燔庐舍，故邢之也”。此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其《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中有记载：“北地多风，弃灰有失火之虞，所以为禁”。
这一观点得到了张子侠先生的支持，他认为原因有三点：“其一，古人有‘死灰复燃’之说，如果把刚烧过的热灰倒在街上，一旦被风吹到干燥的柴草上很容易引起火灾。其二 ，秦国地处西北，气候干燥而多风，‘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弃灰于道很容易学引起火灾。其三，秦一向重视防火，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许多防火方面的内容”。
（五） 明代的“为蓄马计”
明人张燧在其文章中率先提到了秦人弃灰之法。这一观点得到了张子侠先生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商鞅邢弃灰是集成‘殷之法’的，无论是殷还是秦，‘邢弃灰于道’的主要原因都是‘为蓄马计’”。
（六） “风俗禁忌说”
这种说法有着极大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学者黔容认为：“商鞅禁弃灰，是把灰看成是对政府的诅咒，是反抗，所以施以重型。这才是他的真正原因”。方潇先生亦认为：“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对这样的弃灰行为进行处刑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反对此说的也有充足的观点，据张子侠先生考证，他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既然忌灰是一种民间风俗，理应人人自觉遵守，何劳官府严刑禁止；事实上古人并没有把灰视为‘不祥之物’，更没有形成‘紧急’；从秦人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上看，他们不仅不讨厌灰，而而且还把灰视为镇邪驱鬼之物”。
以上观点，各观点持有人不仅有详细的史料支持，而且有严密的逻辑证明体系。但笔者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条法律的理解，从来都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归根到底，法律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意志。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谈，那对于这条法
律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
二、笔者认为，探究“邢弃灰于道者的原因”，应从大秦帝国的国家战略出发，以此为基点理解这条法律
（一）秦国的国家战略的体现
1.理论指导（政治指导方针）
“邢弃灰于道者”主要出现在两部史料中，其一是《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商君之法，邢弃灰于道者”；其二是《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但是对于第二种说法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如西汉的刘向、桑弘羊，东汉的班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是“商君邢弃灰于道”。无论是谁提出的，但可以得到确信的是，这条法律的确立应是在商鞅变法之时。大秦帝国停播政治原因
商鞅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既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六虱”侵害。事实上，与此类似的观点在商鞅变法的理论性著作《商君书》中多次出现。
2.经济政策体现
变法后的秦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而在这其中最重视的就是农业，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强调农战，视农业为立国之本：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廄苑律》中有如下记载：“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 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这条法律主要记载了秦国每年评比考核耕牛的办法及奖惩措施，法令制定之细，也足以见得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而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为了战争，在《商君书·算地》中记载：“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再如《商君书·农战》中记载“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此外，“所制定的调整农业生产的法律达到相当细密的程度。如：稻、麻、谷、麦、黍、豆等农作物，每亩下种的种子数量均有法律规定”。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秦国对农战的高度重视，把农业视为国家的根本并在法律中予以规定。
（2）抑制商业，视商业和手工业为末业：秦朝统治者认为商业的流动性会增强社会的不稳定性，特别是会冲击农业的发展，影响其“农战”政策的实施，因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限制商业的发展，比如：秦朝采取“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隶）”的政策，大力抑制商业和手工业。
从秦朝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其政策核心在于“农战”，而“农”只是手段，“战”才是根本目的。
3.军队建设政策体现
秦朝军队建设的政策可以看作是其国家战略的直接体现， 在《军爵》中有如下记载：“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 （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 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 军人禀所、所过县百姓买其禀，赀二甲，入粟公；吏部弗得，及令、丞赀各一甲。 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
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这种政策一方面奖励了在战争中有功之人，另一方面惩罚了阻碍军事行动的人。这种政策本身就有极大的“好战性”，其出发点就是为了战争。
从秦朝的这些理论以及政策可以看出，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国家战略是积极求战的，既“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可以说，变法之后的秦国一直处在一种战时体制当中，因而秦国法律的制定必然会符合其立法目的，也就意味着“邢弃灰于道者”必然会服从及服务于秦国的国家战略，故此，笔者认为商鞅制定的这条法律其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秦国“以战去战”（即用战争消灭战争）的国家战略。
（二） “弃灰于道者”的行为会怎样妨碍秦国的国家战略呢
其一，法条中的“道”应当是指军事交通线、各级官员行动的驿道以及皇帝专用的驰道，而非普通的城市街道。目前虽没有关于秦国交通状况的直接资料，但通过间接资料的分析可认为秦朝已具备非常先进的全国路网体系，如《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武王曰：“寡人欲通车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些
资料都可以看出秦国对于交通线的高度重视，因而制定的这条法律更多的应当是针对军事交通线、各级官员行动的驿道以及皇帝专用的驰道。其二，根据目前对秦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可知，战国末期，秦军兵种，已有步（徒）、弩、车、骑之分，步兵成为主要作战力量，骑兵也成为单独兵种，主要是配合步兵作战，作奇袭冲锋之用。如在秦俑二号坑中，是由步、弩、车、骑四兵种穿插而成的混编队列，四个小阵互相勾连组成了一个曲尺形大型军阵。由此可以看出步兵成为秦军主力，而频繁出兵的秦国要想保证自己的军事调动速度，在短时间内集结部队，就必须保证步兵通行道路的顺畅。其三，古代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弃灰于道”的行为会对道路的正常通行产生阻碍作用。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人们会大量焚烧野草、麦秸等，而此时也往往是军队调动的旺季，因而制定峻法以保证军事行动顺利展开，不受干扰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可见，“弃灰于道”的这种行为会妨碍秦国的军事调动，也阻碍了其国家战略的实现。“邢弃灰于道者”也就不足为奇。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秦律条“邢弃灰于道者”的成因归根结底是基于其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做出的法律保障，这也是高度军事化的秦帝国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方潇.“弃灰法”定位的再思考.法商研究.2008（5）.
[2]张子侠.商鞅为何“邢弃灰于道者”.淮北煤师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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