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
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孙秀林
提要：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30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同时也将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宗族组织的存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区也有利于村庄民主。(3)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效果在本文并未得到证明。
关键词：村庄民主　村民代表选举　村庄治理　宗族
  从1980年代起，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已经历了25年的历程。1990年代之后，对于村庄民主以及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题目，吸引了若干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研究，归纳来说，主要遵循几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展开。
第一个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是社会学、政治学传统的“国家—社会”理论范式。它侧重于研究国家对于乡土社会的侵入与控制，以及乡村社会的反应机制等。这一研究范式流行的原因在于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农村地区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历史特征决定了这一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吴毅,2002)。另一个研究范式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展开，其关注的议题为农村地区的制度创新(如村民自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等)，其动力、根源是什么?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CGSS2005)”。本研究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学研究资助局(CA0304.HSS01)的资助。感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龚启圣教授和边燕杰教授授予数据使用权。感谢周飞舟博士给予本文的修改意见。文中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论文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农村地区、农民，以及基层干部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郭正林,2003,2005)?第三种范式得自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治理”概念的进入。学者们试图从中国乡土社会所自有的组织资源来考察治理的过程、机制与效果。这表明，中国学者试图在乡土社会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张厚安等,2000；肖唐镖,2001；许宗衡主编, 2001；白钢、赵寿星,2002)，试图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背景来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及其机制。这一研究趋向一方面与国际学者有关“治理”的讨论相呼应①，另一方面也是某种程度上对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学者们进行乡土建设所取得成就进行的反思与继承。②
但是，在上述研究中，有一个基本且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致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农村地区所生发的这种草根民主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与限制?在乡土中国，各种因素是如何对村庄民主发生作用的?
已有关于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讨论多集中于经济因素，其他方面，如中国乡村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在村庄民主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考量等，都仅限于个案观察，尚未见系统的实证分析。而且，对于经济因素的讨论，也多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入手，未区分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发展结构等因素。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系统化、定量化地考察各个因素，包括经济、组织和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然后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与实证分析策略，在数据结果之后，是简短的结论与讨论。
一、村庄民主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也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一种观点认为村庄民主在富村容易实施，在穷村难以推动(O'Brien,1994；何包钢、郎友兴,2002)；
第
如俞可平(2001、2002a、2002b)、张厚安等(2000)对这一概念在中国应用所做的努力。
①
②如徐秀丽等(2004)对定县、邹平和江宁等地农村治理状况的重新考察与历史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8.6
二种观点认为穷村的选举不一定就办得不好(Lawrence,1994;Choate, 1997)；第三种观点则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一种曲线相关(Epstein,1996;Shi,1999;Oi,1996;Oi&Rozelle,2000)。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选举的观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会对村民选举形成一个强相关的效果，在经济发达的村庄，竞选者和投票者都会更积极地投入选举活动，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也会更激烈(何包钢、郎友兴, 2002)。这个假设在后来的两个实证分析中得到了肯定，作为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村人均所得越高的村，越有可能进行差额选举(牛铭实,2003)；人均集体收入和村民相对生活水平越高，村庄选举的规范程度越高(胡荣,2005)。
但是，另外的观察则指出，以农业为主、比较贫穷的村庄在村级民主方面也会走在前面，在这些贫苦村庄，政治制度的创新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所致(La wrence,1994;Choate,1997)。
一个土一个于同时，更多的学者则强调，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村庄民主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曲线相关，穷村和富村都不利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反而是中等经济水平的村更有可能顺利地展开村庄民主(Epstein,1996;Shi,1999;Oi,1996;Oi&Rozelle,2000)。高亭亭以省为分析单位，发现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在村级选举中走在前面(Epstein,1996)。史天健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增进了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减弱。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延缓政治发展的过程，因为在任的领导可以运用新获得的经济资源巩固其既有权力。经济发展可以为在任村干部提供资源收买村民和上级官员并维护其既得权益，使得农民更加依赖村干部，从而阻碍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Shi,1999)。戴慕珍和罗斯高的发现与此类似，他们发现，村人均收入越高，差额选举的可能性也越高，但在特别富的村，差额选举的可能性却不升反降。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在那些通过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村庄，为村干部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激励与资源来抑止村庄选举(Oi&Rozelle,2000)。
2.村庄集体工业化
对于地方集体工业化的关注起始于戴慕珍的“地方法团主义”理论。在解释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的研究中，她提醒人们注意基层政府的行为，并认为随着1980年代财政改革的推行，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积极追求地方利益的行动者，并像一个公司一样经营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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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各个经济单位，协调辖区内的各种资源(Oi,1989,1992,1995, 1999)。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就是，那些通过发展地方工业而富裕起来的村庄，通常会为自己的村民提供更好的公益事业和福利。在这些村庄，村民们更可能享受免费的公共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补助，戴慕珍把这称为“分配性的”地方法团主义(Oi,1999)。
一项基于对于改革初期山东邹平的观察也指出，公社时期的公共医疗体系解体以后，在富裕的村庄，村集体会通过“付费服务”方式，激励私人医生为村民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Hederson&Tr oup,1998)。而在贫穷的村庄，由于没有集体企业所带来的公共资源，所以村干部只能通过“提留”、“摊派”等形式来办公益事业(Bernstein&Lu,2000)。
村庄集体工业化，不仅产生了可直接用于提供公共福利的资源，而且对村庄治理过程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在分析村庄决策过程时，罗斯高指出了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村干部对地方经济有更多控制权的地方，干部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集体资源来左右农民；而在那些没有集体资源的地区，村干部则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来执行他们的日常管理(Rozelle,1994)。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实践的观察指出，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村庄民主比较容易实行，而在那些贫穷的村庄，村庄民主则不容易推行。其中的原因在于，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村干部依靠经营集体企业的业绩，容易得到村民的信赖，而且选举能够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同时，村民也比较关心集体资源
的使用与福利分配，所以在这些村庄民主的推行没有阻力。相反，在那些穷村，村干部与村民都无法从集体经济中得到好处，所以参加选举的意愿不高，村庄民主就难以推行(O' Brien,1994)。另外两个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发现，集体企业发达的村，村干部比较有能力动员选民，而选民也希望选出有能力的候选人来经管村集体企业，在这些村，村主任得票率会比较高(牛铭实,2003)，选举的竞争程度和规范程度也较高(胡荣,2005)。
戴慕珍和罗斯高对于村庄集体工业化与村庄权力结构决策之间的作用做了更详细的检验。在工业化发达的村庄，由于村干部在早期的集体工业化过程中，通过村集体所掌控的集体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因此为了维护其优势地位，他们往往会刻意压制村庄民主的发展。戴、罗试图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模型中“村集体活动所获得收入”对于村庄民主选举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作为一种悲观的预测，村庄集体工
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村庄精英体参与村庄政治的热情，而且也为原有的政治精英对村庄政治进行控制提供了可能(Oi&Rozelle,2000)。
3.外出务工与非农经济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飞速发展，对农村居
民的家庭收入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蔡,1996;Zhu,2002;Zhao, 1997,1999;de Brauw et al.,2002)。不仅如此，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走出自己的村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的家庭经济，对于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个村庄跟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会显著地影响村庄的权力决策过程。其背后的逻辑为：如果一个村庄居民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社区范围之内，那么他们对于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选举就会给予更多的热情；相反，如果一个村庄中外出务工的比例增大，村民主要从社区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就业与商业机会，那么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对于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选举的关注热情就会下降。使用“长期在外劳动力比例(% of labor in long-term migration)”这个变量来代表一个村庄社区与外界社会的联系程度，戴慕珍和罗斯高发现，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竞争性村长选举的可能性就会越低。因此，他们认为,“在村内从事经营的村民对参与本地政治更有兴趣，外出打工的村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为家乡的政治操心”(Oi&Rozelle,2000:528)。
这个变量也可能有反方向的影响。大量的外出人口也有可能加强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原因是在城里打工的村民会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这会改变村民们的政治取向，有可能增进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Shan,2005)。单伟等人的研究支持此假设。在他们对于中国乡村控制变迁的研究中，使用了“非
农户数”，即一个村从事工商业的农户数与总户数的比值，作为该村经济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指标。最后的模型结果显示，与外界联系程度高的村，上级对其土地资源的控制较弱；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方面，也有较多的自主权；同时上级对村庄民间组织如农会的干预也被削弱，增加了农会自主的可能性。这说明，打工者带回家乡的信息、观念和资源等有利于村庄自主性的提高，有助于村庄抵制上级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民间团体的兴起(单伟等,2005)。
(二)村庄内的组织资源
近年来，对于村庄社区本土性资源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社会学研究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