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
      对于游牧文化、游牧生计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异文化”的“误读”,这与我们的学问体系和认知模式是亲密相关的。我们古代的主要文明国家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学问体系、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占据着话语权,因此在各种历史文献、笔记小说的记载描述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描述几乎有着固定的、简洁化、格式化的词语。在“我们的常识”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游牧生活的熟悉存在着一种“他者”的想象,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学问背景的文化“误读”。当然,这种“误读”或“曲解”是跨文化沟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对游牧方式的熟悉
      游牧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各民族的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不同时期有着很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丁零、柔然、突厥、回鹊、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异,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一一逐水草迁徙
      我国古代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留下了清晰的记载,如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乌桓传》〕;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一》〕;突厥“弯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J匕史·突厥传》〕;回给“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回给传》〕;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兵志三》〕等等。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都明确表述了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一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二〕游牧活动的地域性
      各有分地虽然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社会的生活是行踪不定、漫无目的、漂泊动乱的。历代文献资料记载中都强调游牧民族“居无恒所”、“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主要强调的游牧生计下不同于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居住形式不像农业社会中的农夫那样固着于一地的定居形式,人的居住地是随着畜的移动而迁徙移动的,而不是说明游牧人在游牧过程中没有地域限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每一个游
牧人的随水草而迁并不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其游牧活动都是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分地〕进行的。文献中不乏此类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等等。
      〔三〕游牧活动的季节性或周期性一一顺寒暑,以时迁徙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因寒暑而变换季节牧场的季节性、周期性的迁徙移动。这在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如《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败渔,岁以为常”;《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近代的很多游记、调查报告、民族志资料都记述了游牧生活中的季节性移动。 草原游牧民族的季节性移动,主要表达在按季节划分牧场。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依据自然环境不同,一般分为四季牧场、三季牧场以及两季牧场。只要不发生特别大事,牧民们就随季节更替,根据肯定的挨次轮换放牧,在不同的时间利用不同的牧场,年复一年地循环移动放牧。
      二、游牧生活的多样性的理解
中国最大的草原      在我们的“常识”中以及一些讨论游牧社会的文章中,将“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看作是一些同构型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好像全部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常常提及的草原和游牧文化都是一个概括的概念,强调的是其与农业文化或者农耕区域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其内部就是完全同一的。整个草原地带的地形地貌、自然生态条件也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既有高山、台地、平原,也有湖泊、河流等,并非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既包括森林草原,也包括荒漠草原甚至戈壁荒原,在一些局部的小环境中,也有适合农业进展的区域。在这些不同的资源环境中,历史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牧民们各自进展出一套适应当地特定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详细表达在其经济生活、放牧的牲畜畜种组合、游牧的季节支配、游牧迁移的距离等等方面都并不完全相同,其游牧生活也是多样的。
      〔一〕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农耕文明特的产生,在于农耕农业在文明的进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游牧文明的产生及其特点的形成,在于游牧经济在文明的进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是我们所称的
农业社会还是游牧社会,我们强调的都是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方式,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体中,都不是仅依靠于单一的或唯一的经济手段来维持生存进展的,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获得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去利用完可能多的资源,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农业文明或农业社会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于农业,畜牧以及其他经济成分只是作为帮助生计,其家畜饲养并不占用农田,只是利用无法耕种的土地、荒坡、草地,扩展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利用了农业种植无法利用的区域来供应人类所需求的肉食,另外也为人类供应了畜力来源。草原地区,游牧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牧民们的主要生活资料或经济来源主要仰赖于畜牧业,但也同时存在着采集、狩猎等活动来补充生活资料,甚至在一些条件适合的地区也存在着农业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