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新批评视角入手解读崔健歌词，可发现歌词文本中包含着大量悖论和多义，歌词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全词，体现一种有机联系原则。更为显著的是，崔健歌词运用明喻、隐喻、悖论、反讽等手法间接地表达语义，将各部分间接地与主题联系在一起，体现一种间接表达原则，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关键词：崔健；歌词；新批评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112-02
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诗乐舞三位一体，诗的最初状态就是配着音乐一起演唱的歌词，发展到后来与音乐分离，不再是歌词，出现了纯文本形式的诗。现如今，诗与歌词被看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偶尔，人们将好的诗入乐传唱，而有的歌词也被人们赞为具有现代诗的特点，其中一例，便是崔健的歌词。
新批评派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它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以种种理由摒弃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以文学语言研究为基础，用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对作品加以细读分析。特别是它提出的隐喻、反讽、悖论、张力、复义等术语，被认为是解读诗歌的有力手段。
从新批评视角解读崔健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崔健歌词语言含有许多悖论和多义。经过梳理，可发现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喻与隐喻。明喻经常在崔健歌词中出现：“今天我的心情就象那月亮把这黑的天空支撑着”“你就象是一面能透视的镜子立在我的对面”（《另一个空间》），“寂寞就象一团烈火，象这大地一样宽阔”（《寂寞就象一团烈火》），隐喻在崔健歌词中较少使用，“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你是冬天里的花朵，长在我心里”（《迷失的季节》），“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正是一种对季节的迷失。崔健歌词里明喻很多隐喻却很少。
明喻通过喻体来说明本体，叙事以本体为明晰的主线，而隐喻将本体和喻体放在一起造成互相阐发的效果，叙事路线以本体和喻体为双重脉络，导致明喻相较于隐喻更为简单易懂，隐喻则比明喻更加耐人寻味，似乎审美体更加深刻，但不可避免更加隐晦。崔健的歌词
明喻较隐喻多，其中“我”坚决果断，想要表达的就是本体，不会将本体和喻体搅合在一起将它们混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率直真诚的感情，铿锵有力，脉络明晰，没有太多朦胧与无力之感。新批评派主张诗歌是隐喻的，但歌词毕竟不同于诗歌，歌词意图流传，追求通俗易懂，加之崔健的摇滚乐追求坦率地将“我”的情感暴露，是一种清晰明朗的风格，所以隐喻不会得到大量的使用。由此可见，明喻和隐喻使用的多少不同，反映出歌词与诗歌的区别，也反映出崔健摇滚的坦率风格。
二、悖论，即似非而是。崔健歌词包含的悖论又体现在三方面：
1、情节结构方面。《花房姑娘》中，“我”与“你”的爱情和“我”的志向是冲突的，这是“似非”，“而是”在于爱情与志向处于矛盾中是常会发生的事，但“我”在这个矛盾中达到了一个平衡，“我”还是选择离开去追寻那志向。再如《解决》一词中，最开始是“我”要“先把你解决”，后来发现“新的问题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目的与结构完全颠倒了。这种情节结构上的悖论，让情节丰富又跌宕起伏，情绪也在悖论中渐渐升华，整体呈现出一个富有层次感的故事和一种复杂的人物内心活动。再如《红先生》中前文都述说“我”追求着爱情，最后突然一句“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一下就否定了前面的诉说，情节的悖论让人出乎意料而更见其情感中的矛盾，在矛盾中更见深刻。
2、语词意义方面。《重头再来》：“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离开”与“存在”构成悖论，“不愿离开”与“想要离开”，“不愿存在”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歌词与“想要存在”也是意义相反，看似悖论，语义不成立的句子，深层含义中折射出了现代人精神上的恍恍惚惚与惊慌失措。
值得注意的是，崔健的歌词运用了大量意义相对的词，如“走过去，走过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从头再来》），“我看看天，我看看地”“那山还在，那水还在”（《出走》）等等，句式对称，词义相对，营造出歌词中“我”的一种率性风格，这种风格正是摇滚乐的特点。
3、语词风格方面。“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假行僧》）中，“吻”带有高雅意味，“嘴”则较粗俗，两者一起用就消解了“吻”的高雅，整体风格趋向于粗犷与大胆。“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雪”是圣洁的，“撒点儿野”却消解了雪的圣洁，一种反叛的解构圣洁之感油然而出。再如《混子》以混子的口吻解构了文化、正经与深沉。歌词中语词风格方面的悖论以通俗解构了高雅，当高雅面临尴尬，通俗就变成了一种叛逆、解脱、释放和坦然。
三、反讽，即似是而非，言此意彼。反讽是语境对陈述造成的明显扭曲。《投机分子》中“噢……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噢，我们有了机会就表现我们的力量”这句话直接呈现出人们抓住机会时的昂扬斗志，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它的上下文语境是：“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在这种语境里，这一陈述的意味恰恰与它的字面意味相反：“我们”努力抓住机会，实质“只是充实着每个机会”，只为填补空虚，积极向上中暗含着一种强烈的空虚之感。这是嘲讽，最明显的一种反讽。
四、否定性陈述。崔健的歌词总是以一些否定性的词语如“不”“不再”“别”“没有”等来组织语言，构成一种反叛式的对话，充满了对过去、对习惯、对曾经掌控“我”的某种事物或感情的反抗。“可我第一没有钱，第二没名气，第三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小城故事V21-上》）“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不再掩饰》）是对自我的否定，否定的是一个人的外在——除了自己“我”一无所有，歌词中的“我”因此而处于纯粹的精神状态之中，诉说的也纯粹是“我”的精神世界，崔健摇滚乐探究精神世界的风格特点也由此而出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否定说肯定。如《这儿的空间》：“自由不过不是监狱”，“你我不过不是奴隶”，“不过不是一对一对儿虾米”，结合新批评的语境理论，联系上下文会发现这几句话
表达的意思是，自由虽不是监狱，但与监狱有着共同之处，只是没有监狱那么禁锢而已；你我不是奴隶，但接近奴隶，你我不是一对虾米，但与虾米本质一样，只是没有虾米那么渺小而已。本该否定的却实在肯定，人们于矛盾中领悟其深刻。
五、多义性。无论“似是而非”还是“似非而是”都是将语义偏向一个确定的意指，语义导向唯一一个，而另外一种情况便是两种或多种意义同时出现并成立，这就是多义性。燕卜荪著有《复义七型》，提出复义的概念，解释文学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多义性。如“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把我的虚伪和问题，一起接受”（《解决》），“解决”，既是与上文呼应的解决眼前许多问题，也指“我”对“你”有所企图，希望达成某个愿望；“接受”，既是接受了“虚伪和问题”，也是接受了“我”。再如“我的心已不再呼唤，它随着太阳沉落”（《寂寞就象一团烈火》），“沉落”的是“太阳”，也是“我的心”。这种词语表达多个含义的方法，无疑是让语义丰富又耐人寻味了。
六、有机联系原则。布鲁克斯在论述诗歌的有机联系原则时说“诗歌的成分相互联系……像一株活生生的植物上生长的花朵，和植物的其他部分相互联系……诗歌像一幕短剧。戏剧的总体效果来自于所有的环节。”①比起其他歌词反复咏叹情感，崔健歌词更具有故
事性，并非真正的叙事，而是将语言扭曲，既诉说了情感又暗含着故事，如一首现代诗一样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将卢沟桥拟人化，最后卢沟桥的期望是“不要再吵我的男女和老少……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让我睡个好觉》），具体的物象相互联接构成了整个词的含义，让全词的意指导向对于安稳与和平的期望。
综上所述，“语境赋予具体的词语、意象或陈述以意义。”②诗歌中的任何陈述都要承受来自语境的压力，其意义要受语境影响。在语境的压力下，我们读出了崔健歌词的反讽、悖论与多义，让歌词语言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张力”本系物理学词汇，指物体所受各方的拉力；用之于泰特意义上的“内涵”与“外延”，十分恰当地显露出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平衡。“‘外延’指的是词的‘词典意义’，而‘内涵’则是词的暗示意义、感情彩。”③多个语义的拉扯，或消解、或并存、或导向其中一个，语言和结构内部充满各种各样矛盾，让崔健歌词蕴含深刻、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加之其有机联系和间接表达的特点，让歌词更具有现代诗的意味。
注释：
①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第73页.
②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第74页.
③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第123页.
参考文献：
[1]陆正兰著.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
[2]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4]朱国华.蒙着红布的呐喊——接近崔健.东南大学学报，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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