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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项目“元代江西书院刻书与区域文化研究”（YG2018275I）
作者简介：李福言，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元代圆沙书院性质及所刻《广韵》版本问题探究
李福言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杜信孚、漆身起所辑元代江西刻书书院共有七个，经考察，真正属于元代江西刻书书院的可能只有兴贤书院、广信书院、武溪书院。圆沙书院有可能是江西的书坊，由于江西、福建毗邻，所以其刻书具有建阳刻书的特点。元代泰定年间，圆沙书院曾刊刻简本《广韵》，泰定圆沙书院本与原本《广韵》虽然同属略本系统，但是与原本《广韵》相比，泰定圆沙书院本与南山书院本的关系更近一些。简本《广韵》主要是对注解、引文、典故进行省略，这种省略与《广韵》的前身《切韵》系韵书性质不同，简本《广韵》主要是在《广韵》基础上的省略，其又音异读并未省略，音系框架仍属于《广韵》系列。略本《广韵》同样具有查音义的作用，只是其类书功能有所减弱。
关键词：书院刻书；圆沙书院；简本《广韵》
2021年第2期总第704期
MODERN  CHINESE
No.2
General No.704
现代语文
一、关于元代江西书院刻书（一）问题的提出
在杜信孚、漆身起先生所著的《江西历代刻书》（下文简称“杜书”）第二章“元代江西刻书”中，共收录了七个元代刻书书院[1]（P27-28）
，笔者转录如下：1.兴贤书院
《滹南遗老集》45卷  （元•藁城）王若虚著。至元二十年（1283）庐陵兴贤书院刻本。
朴有天女友朴嘉熙
2.广信书院
《稼轩长短句》12卷 （南宋•历城）辛弃疾撰。大德三年（1299）广信书院刻本。半页9行，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此刻本为行书刻写，字画圆润秀丽，装印精善，流传最广，为历代所注重。
广信书院即铅山之稼轩书院，在铅山县期思渡，宋秘阁修撰稼轩辛先生弃疾寓居，旧名瓢泉书院。
3.临汝书院
《通典》200卷  （唐•京兆万年）杜佑撰。大德十一年（1307）临汝书院刻本。
临汝书院位于抚州路，距府城西南五里，一名南湖书院，宋淳祐九年（1249）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
以朱子尝临是邦，故立书院祀之。
4.圆沙书院
《大广益会玉篇》30卷《玉篇广韵指南》1卷  （梁）顾野王撰，
（唐）孙强增字，（宋）陈彭年等重修。延祐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
《朱子易图说》1卷《周易五赞》1卷《筮仪》1卷 （南宋•婺源）朱熹撰，董楷辑。延祐二年（1315）圆沙
书院刻本。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10卷《续集》10卷《别集》10卷 （宋）林駉、黄履翁撰。延祐四年
（1317）圆沙书院刻本。
《大宋重修广韵》5卷 （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泰定二年（1325）圆沙书院刻本。
5.武溪书院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新集》36卷《外集》15卷
《遗
集》15卷（宋）祝穆辑，（元）祝渊续。泰定三年（1326）庐陵武溪书院刻本。
6.梅溪书院
《千金翼方》30卷（唐）孙思邈撰。大德十一年（1307）梅溪书院刻本。
《韵府玉》20卷（宋）阴时夫辑，阴中夫注。元统二年（1334）梅溪书院刻本。
《皇元风雅》30卷（元）蒋易辑。梅溪书院刻本。
7.象山书院
《北史》100卷（唐•相州）李延寿撰。象山书院刻本。
笔者认为，杜、漆二先生所辑录的这些江西书院的刻书，性质比较复杂。由于书中没有对“书院刻书”中的“书院”进行界定，所以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不过，从其收录内容来看，作者似乎认为所有涉及“书院”名字的都应该是书院刻书。笔者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考证辨析，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二）元代江西书院刻书辨析
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我们认为，真正属于元代江西刻书书院的可能只有兴贤书院、广信书院、武溪书院。
兴贤书院，据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兴贤书院在延福坊，明万历间知县何 课士所。康熙二十一年知县王清彦修。乾隆四十八年重修。”
象山书院在鹰潭贵溪。据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象山书院，一在贵溪县南三峰山下。宋陆九渊尝结庐讲学于县南八十里，应天山以山形如象，更名象山。绍定四年，江东提刑袁甫请于朝，遣上舍生洪
阳祖改建三峰山下，徐岩赐额象山书院，中为圣殿，翼以两庑，后为彝训堂，翼以居仁、由义、志道、明德四斋堂，后为仰止亭，有池，上建濯缨、浸月二亭，堂左为储云、佩玉二精舍，右为九韶、九龄、九渊祠，赐额象山书院。（袁甫记略：宁宗皇帝更化之末年，兴崇正学，尊礼故老，慨念先朝鸿儒，咸锡嘉谥，风厉四方，谓象山陆先生发明本心之学，大有功于世教，锡名文安，庸是褒美。于是慈湖杨先生、我先人絜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进读论，宁考动容，天下学士，想闻风采，推考学问，源流所自，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学小子，将指江东，筑室百楹，既壮且安，士遐迩咸集。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义，精舍曰储云、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画也。顾瞻之间，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门，规模信美矣。乃其本末上之，朝有诏赐额：象山书院。）元季兵毁，明景泰间巡抚韩雍、知府姚堂重建，并置田以供岁祀。正德间，提学李梦阳、知县谢宝修，嘉靖二十二年袁凤鸣增修。万历八年，诏废天下书院，祭亦裁。知县伍袁萃捐资赎，还避书院名，改为象山祠。寻诏复，仍编祭，岁久倾圯。三十一年，知县吴继京新之，申请陆氏裔孙奉祠。一在城东南隅。康熙三十三年，知县张鹏冀于梅花敦建义学。”
临汝书院，应是讲学书院。据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临汝书院，在城西南二里。宋淳祐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以朱子尝临是邦，故立书院祀之。元延祐间毁，山长黄镇、同知马合睦新之。（吴澄记：宋淳祐戊申，冯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师徽国文公朱先生尝除是官而不及赴，乃于抚州城外之西南，营高爽地，创临汝书院，专祠文公，为学者讲道之所。明年己酉，书
院成。位置外□率仿大学，故其屋规制，非他建书院比。右庑之左竖危楼，贮诸经及书于其间，属曰尊经阁。大元延祐乙卯，楼毁于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庐陵黄镇来长书院，始克构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工毕事完，轮奂复旧。同知总管府事、亚中大夫马合睦提调其役，相之者，前经历赵谐；继之者，今经历张允明也。是年春，予往金陵，过抚，山长以楼成，请记，余将行，未暇作。其冬还自金陵，而总管太中大夫杜侯至，与巡按官廉访副使董侯登斯阁，周回瞻视，且嘉山长之勤。又一新门，外舍廊庑暨池亭，靡不修葺，而以书来促记，命山长躬诣吾门以□。噫！汉贾谊有云，俗吏所务，在于刀笔筐箧，侯下车未暖席，而惓惓焉以儒学所当务为急，其贤于俗吏远矣哉！书院之创，迨今七十余年矣，未尝刻石记其兴造始末，非缺与？今侯急人之所急，而补昔人之所缺，予何敢以囿陋辞。夫尊经云者，岂徒曰庋书于高阁以为尊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尝言尊所闻，子思尝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亵慢之谓。经之所言，皆吾德性内事。学者所闻，闻此而已，所闻于经之言，则覃怀许公所谓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后谓之尊。读其言而不践其言，是侮圣人之言也。谓之尊经，可乎？昔日冯侯名此阁，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望于学者为何如？予少时一再就书院肄业，不常处也。退而私淑于经，一句一字，不敢轻忽。资凡力少，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无闻，仅仅能通训诂文义之秕糠，于道昧如也，其有负于冯侯之意多矣。继自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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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院者，其可不深以予为戒，而惕然警惧，动息语默必知学校之官，故其加意于儒学者此云。）至正
元年，照磨王坚孙、山长张震修，明初寇毁。嘉靖三十七年，知蔡元伟移建临川县学故基。万历三十七年，临川知县刘允昌修，久废。”
我们根据上述资料推测，杜书所辑录的“临汝书院”刻书，更可能是临川路儒学所刻。同样的道理，“象山书院”也可能不是真正的书院刻本，而是儒学路跟书院合刻。
同时，根据《书林清话》的相关记载与吴国武的考证[2]，杜书所收录的“圆沙书院”和“梅溪书院”可能都不是江西的书院，而有可能是元代福建建阳的书院。而且这两个书院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书院，而很可能是吴国武所说的“以书院为名的书坊”。
（三）关于圆沙书院及其刻书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圆沙书院到底在哪，是不是书院，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吴国武指出，“建阳很有名的圆沙书院，《书林清话》误归于元代讲学书院。但从所刻五种书籍来看，其字体雕印无疑属建本，所刻书籍显然是为科举服务，书中木记亦具有坊刻特征。比如，所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目录处有‘延祐丁巳’钟式牌记和‘圆沙书院’鼎式牌记。”[2]（P28）吴国武先生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支持，所以姑且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瞿镛、丁丙在记录《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时，均提到了圆沙书院，与吴国武所论大体一致。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子部五：“《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元刊本。《前》《后》《续》三集，题闽川林駉德颂。《别集》题前进士三山黄履翁吉父编。吉父与德颂同为三山人，亦同时，故既序其书而复补作《别集》。明刊本以《前集》《续集》互倒，且于《太极论》前增《太极图》及朱子《太极图解》，全失原本之旧矣。此本《前集》目后有正书墨图记云：延祐丁巳孟冬圆沙书院刊行。又有钟氏记云：延祐丁巳。鼎氏篆文记云：圆沙书院。板印清朗，元刻佳本也。”[3]（P439）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元刊本。怡府藏书。闽川林駉德颂，《别集》进士三山黄履翁吉父编。前有嘉熙丁酉三山前进士黄履翁序，云林君德颂雅有远度，志在邦典，尝取治体之大者，约百余目，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以淹贯之学，发而为经济之文。先生之论，其至论也。故名曰《古今源流至论》。《别集》有履翁自序，目录后有大德丁未建阳书林刘克常识，云此书版行于世，因回禄残缺，今求到校官孟声董先生镛抄本。端请名儒，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与四方共之，木记。此麻沙坊刻，每页三十行，行二十五字。爱日精庐所藏为延祐丁巳圆沙书院刊，较此迟梓十年矣。”[4]（P402）
陈力曾指出，“还有不少建阳刻本并没有标明是哪家书坊所刻，从字体风格以及其他因素综合分析，可以判断为建阳书坊所刻”[5]（P257），“元人刻书好用俗字（类似今日的简体字），这也是元刻书的一大特
点。一般而言，官刻图书和学者刻书俗字较少，而书坊刻书则较多”[5]（P362）。圆沙书院本《广韵》本经常出现简体，且文字多有形近而讹者。据此推测，圆沙书院应该是书坊性质的刻书机构。
《中国书院史》在附录部分特别提到，“在古籍书目里还著录着一些非书院的书院刻本。潘承弼、顾起潜《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指出，不少明刻本‘名曰书院，实多私椠’。《图录》所收明嘉靖二十三年云间陆氏俨山书院刊《古今说海》，即陆氏‘集梓鸠工，刻置家塾’的私塾刻本。王欣夫《文献学要略》也曾列举‘名为书院而实则私刻的书院刻本，如方回虚谷书院、茶陵山陈仁子古迁书院、詹氏建阳书院、潘屏山圭山书院、平江路天心桥南梅溪书院、郑玉师山书院等等。’上文列举的书院刻本中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私椠混杂其间，如圆沙书院刻本的版式特征、牌记款式就像是书坊中物。但因缺乏确凿证据，姑仍旧之。”[6]（P969）此书对圆沙书院刻本是真正的书院刻本同样持怀疑态度。
此外，方彦寿先生对福建历代刻书家考证甚详[7]，却没有提及圆沙书院。笔者推测，圆沙书院有可能是处于江西的书坊，由于江西、福建毗邻，文化交流频繁，彼此相互影响，因此，其刻书具有建阳刻书的特点。
二、元泰定圆沙书院《广韵》的版本源流
朴现圭、朴贞玉指出，“《广韵》略本，乃注删略之书也。此略本依注删节之度，可别二大类：即注略本与注略本中再加删略之本，后者谓之为略多本，另分一节。又前者注略本，依版面之行数，分为十一行
本、十二行本及十三行本。又此十二行本，从版式覆刻与否，细分为覆刻十二行本与据之而改行本。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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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行本，始自元元贞乙未明德堂本；之后，分为覆刻本与改行本。其特征，非论覆刻本或改行本，将《唐韵》序之孙愐官职‘司法’讹为‘司马’。十二行略本之编刊者，出自建安私刻书坊，校勘不精，只求营利，以致乱改，又其后刊者不辨其讹，从之而误，甚至鸿儒顾炎武难逃其责（唯四库原本广韵本未载孙序首题）。其十二行之覆刻本，有共同特征，如版框约纵二十点五，横十三公分，孙序十行及行二十大字，本文十二行及行约二十七、八小字等；其改行本，未予一统。其十三行本，皆锓于元朝，而以孙序题之官职称‘司法’为主矣。其十一行本，仅获去声一卷，未得详知，而以版左上栏有耳题为标牌。”[8]（P44-45）朴现圭、朴贞玉认为，元代《广韵》的略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注略本，一种是注略多本。与详本《广韵》相比，前者在注释部分略去了很多文字，而后者的注释部分比普通的略本还要简略。本文所论的圆沙书院本《广韵》也属于注略本。关于略本何时形成的问题，朴现圭、朴贞玉阐释说：“首论《广韵》略本究为何时删注？据朱彝尊‘重刊广韵序’（题张刊泽存堂本），以为明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数，然而略本已出于元朝，并非明中涓所删也。又略本书中有避宋庙讳字（除十二行改行本等少数），如阳韵匡字纽十三字及漾韵诓字，避宋太祖讳；又如震韵眘字，避孝宗讳；又如东韵融字注朗字及宕韵荡字切韵朗字，皆缺一笔，他处朗字均不避；除此，其余宋讳皆不避。是则此略本既避宋
讳，而删注成于宋朝，实由略本初刻者为建地私人书肆所出，疏于翌代不讳例，而未尽回复宋讳；除此，元版书亦偶见如此，或避宋讳，或不缺笔，则可知此略本并非刊于宋朝，而出于元代矣。”[8]（P45-46）作者认为略本源自元代，是由建阳私人书坊所为。刻本之所以避宋庙讳字，是由于没有删改彻底造成的。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圆沙书院本《广韵》有两种：一是元延祐乙卯二年刊本，二是元泰定乙丑二年刊本。关于乙卯本，朴现圭、朴贞玉指出：“岁次乙卯，元有延祐二年，明初有洪武八年。向来学者谓之为元延祐刊，早于泰定二年椠，而唯阿部隆一以为斯书之字样流于明初风，遂推为洪武椠。然而余见中图藏卷四、五残卷，其字体刀刻却类乎元版，又圆沙书院之刻书期，以元延祐、泰定间为主，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山堂先生书考索前集》之目次末有延祐庚申圆沙书院新刊书牌，而未闻明初锓版之事，则仍题岁次乙卯为延祐二年是
也。”[8]（P53-54）关于该书的来源，作者认为，“本书之行款版式等特征，若以十二行略本校一过，即知互有覆刻之支派，唯版式微有夺落，字体少有肥瘦，他处无一不同。此十二行覆刻本，盖疑始于元贞乙未明德堂本，惜乎余未亲睹其明德堂本之实物或影抄纸，然由前人之辨识，略得其概，并可推之为圆沙书院之据本。”也就是说，乙卯圆沙书院本乃是来自于元贞乙未明德堂本。
关于元泰定乙丑二年圆沙书院本的来源，朴氏认为，“本椠乃覆同书铺刻龙集乙卯本也。然亦有不同处，
则除覆刻时偶佚摹字之外，本字若遇于其注解时，龙集乙卯本画直线而不书其字，本椠一一重写之矣。”[8]（P55）依据朴现圭、朴贞玉的研究，我们对圆沙书院本的大致源流进行了梳理：元贞乙未明德堂本→乙卯圆沙书院本→元泰定乙丑二年圆沙书院本。
不过，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森立之、涩江全善等的《经籍访古志》卷二“经部下”曾记载：
《广韵》五卷，金椠本，求古楼藏
有“泰定乙丑菊节圆沙书院刊行”木记。[9]（P157）按照这一记载，元泰定乙丑圆沙书院刊行的略本《广韵》是来自金椠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略本《广韵》最早在金代就已经出现了，金代刊本应是元代泰定乙丑刊本甚至之前的明德堂本的祖本。不过，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只能是暂且存疑。
朴现圭、朴贞玉还指出，元贞乙未明德堂本是《四库全书》所收原本《广韵》之祖本。作者说，“本书题‘乙未’于元朝，凡有二者，即成帝元贞元年（1295）、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盖著成于大德元年，刊于至顺二年（1331）。熊忠书曾引本书，则本书须早刊于熊书，当作乙未岁为元贞元年。”[8]（P50）将原本《广韵》与圆沙书院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似度确实很高，应来自同一版本系统。圆沙书院本与原本《广韵》相同部分有293例，加上圆沙书院本、原本《广韵》、重修本《广韵》三者完全相同的731例，总数占所有比较内容（1069例）的95.8%。
不过，朴现圭、朴贞玉又将原本《广韵》的祖本定为原藏于清内府的明内府刊本：“此四库提要著于纪昀等之手，本书提要颇类乎纪昀‘书明人重刻广韵后’。又纪昀等尝校明内府本之误刊字，本书予以修定。”[8]（P146）这一观点与前面所言其祖本为“元元贞乙未明德堂本”相矛盾。刘芹在分析原本《广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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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时，也采纳了朴现圭、朴贞玉的“原本《广韵》成书于明代”的观点。刘芹从编排体例、注释、注音、韵字字形、韵字收录等方面，对四库所存原本《广韵》与覆元泰定本《广韵》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书无论从编排体式上还是内容编定上，都极其相像，由此得出结论：“《四库全书》所存原本《广韵》成书晚于《重修广韵》，来源于明内府刊版删削，最早所据底本可溯至元元贞乙未明德堂本，与《覆元泰定本广韵》一卵双生”[10]。这种说法未免绝对。笔者认为，原本《广韵》成书于明代并非祖本就是明代，其祖本应该还是朴现圭、朴贞玉所说的元代。
我们对原本《广韵》与泰定圆沙书院本《广韵》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两书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仍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圆沙书院本有讹误而原本《广韵》没有；同时，圆沙书院本与《重修广韵》有相同处而与原本《广韵》并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圆沙书院本与《原本》广韵虽然同属略本系统，但是与原本《广韵》相比，泰定圆沙书院本与南山书院本的关系更近一些。笔者比较了泰定圆沙
书院本与南山书院本平声东韵字的所有内容，发现二者完全一致。朴现圭、朴贞玉亦指出，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由泰定乙丑圆沙书院本而来[8]（P84），这是可信的。
三、从详本《广韵》到略本《广韵》
作为韵书，编撰《广韵》的最初功能就是在作诗押韵时便于查检，它是从《切韵》发展而来的。熊桂芬曾从“增字”的角度，论述了从《王三》到《广韵》的变化，“总的来看，《王三》和《广韵》是增字的两座高峰。从《切韵》到《广韵》所增字头的类型主要是语词用字、异体字以及多音互见字。《王三》所增字头中名物字的数量与其他类型的字相比是平分秋的，而《广韵》的增字中名物字则比别的语词用字多近一倍。《广韵》增加的字头中异体字所占的比例也远远高出《王三》”[12]（P910）。熊桂芬亦从“加训”的角度，阐释了从《切韵》到《广韵》的变化原因，“从训释内容来说，从《切韵》到《广韵》，除了对每个字的词汇意义训释得更详细外，还增加了很多百科知识的内容，包括姓氏、地名、职官、名物、典制、异闻传说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对姓氏源流、州郡的建置与沿革等的解说尤其详备，这使《广韵》成为一部兼具韵书、字书和类书特的综合性辞书”，“姓氏内容、异闻传说的大量增加是从《唐韵》开始的，职官、典制、名物的内容则是从《广韵》开始大量增加的。
在韵书里大量加入这些内容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唐代姓氏学、地名学都相当发达，志怪传奇兴起，类书编纂盛行，这些都影响了《切韵》修订者的编撰思想”[12]（P910）。当然，这里主要是针对详本《广韵》而言的。
陈力认为，“与前代相同，元代的坊刻图书主要以适应科举需要的图书以及医学等日常生活用书居多”，“元代儒学、书院数量庞大，生员众多，因此，科举图书成为书坊刻书的重点”[5]（P353）。吴志坚则指出，“元代规定乡试、会试，许将《礼部韵略》外，余并不许怀挟文字。事实上，《礼部韵略》只有在第二场考古赋诏告章表时才能派上用场。”[8]由此可见，元代在科举考试时是不准使用《广韵》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为科举服务的功能。陈力还指出，“一般文人作诗填词、引经据典的工具书也是书坊刻书的重点。元建阳书坊刘锦文日新堂《新增说文韵府玉》有牌记云：端阳阴君所编《韵府玉》，以事系韵，以韵摘事，乃韵书而兼类书也，检阅便益，观者无不称善。本堂今将元本重加校正，每字音切之下，续增许氏《说文》以明之。间有事未备者，以补韵书之编，诚为尽美矣。”[5]（P353）在一定程度上说，《广韵》也具有同样的功能。
如前所述，元代从详本《广韵》到略本《广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注释的省略上，同时还出现了略多本，即比略本还要简略的版本。朴现圭、朴贞玉指出，“然其略多处皆见于注解较长之字，而他字如略本，未予删节。又其每小韵收录字之次顺，别具格式，异乎详本、略本”[8]（P75）。需要说明的是，它主要是对注解的省略，跟《广韵》之前的《切韵》系韵书性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虽然也曾刊刻详本《广韵》，但是其版本数量远不如略本多。朴现圭、朴贞玉指出，“元人之有略本，愈来愈炽，刻版甚多，明人亦尔。而其详本概至元末，被人多忘，而于其版本之源流表上，元末及明朝已不识详本之存在，则本椠之刻年应为元初矣。”[8]（P35-36）董婧宸《南宋监本
〈大宋重修广韵〉版本补考》（未刊稿）也指出，“元代以来，为便于查检，形成了反切在前、删改说解、改动小韵下字序的略本《广韵》，成为明代以迄清初的主流刊本”。那么，圆沙书院与元代书坊为什么会大量刊刻略本《广韵》呢？我们认为，其主要目的应是朴现圭、朴贞玉所说的“只求营利”[8]（P45）。陈力也解释说：“书坊刻书专为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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