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
今天接着读李商隐的诗，其实读李商隐的诗，有时候只能算“猜”，他的诗太难懂了。
儒家学问的根基
前面说了，李商隐十岁那年，父亲在浙东去世，一个稚龄少年，从遥远的浙东，一身孝服，手持丹旐，侍奉母亲，带领弟妹，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故乡洛阳东。
（瘦削单薄的李商隐像）
母亲已经年迈，弟、妹年纪尚幼，十岁的李商隐不得不担起了家庭重担（他是长子），于是他脱下孝服就开始寻求各种营生：替人抄写文书，帮人舂米稗贩（打麦、扛包等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养家，李商隐什么都愿意做。
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李商隐就此沉沦下去，并由此成为一个膀大腰圆的庄稼汉，他心里想的，还是读书、应试、登科、入仕、做高官……总之，要改变命运，这大概是从五岁开始读书那一年，就已经成了他终生的念想。
要读书，第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位好老师，好在家乡有一位不出五服的堂叔——“处士叔”——这是李商隐后来在文章中对他的称呼，处士在古代是个比较高端的称呼，一般指有德有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据记载，这位处士叔从小就熟读《诗》《书》《礼》《易》《春秋》（儒家“五经”）十八岁就已通读“五经”，后来以乡贡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还进过长安的太学，学问相当不错。
（打坐悠闲的处士）
既无心为官，处士叔学问做得更为安静，当然也就做得更为出，也热心将自己所学所思所得教授给李商隐以及同族跟他学习的其他学生，但有个问题，处士叔虽然熟读儒家典籍，却一辈子没有写过唐代科场和文坛风行的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他只写古体诗，这显然不
利于李商隐后来的科考。当然，李商隐后来考中了，今体诗写的也很出，那是因为他后来又认识了另一位老师令狐楚，那是后话，以后再说。
处士叔的书法也很出众。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与人通信，但又不愿书迹落入他人之手，所以从来不肯亲自执笔，常唤人代笔，由他口授内容，看，多有个性。更有意思的还有，据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载：
有关劳动的经典古诗（儒家“五经”）
“惟曾为郊社君造福，于野南书佛经一通，勒于贞石。后摹写稍盛，且非本意，遂以鹿车一乘，载至于香谷佛寺之中，藏诸古篆众经之内。其晦迹隐德，率多此类。”
他为了给故去的父亲追福，亲书佛经并刻石立碑，本来是悄无声息的事，不想引人注意，但不知何故，终归给人发现了，慕名来拓碑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他索性亲自驾小车装了石碑送到较远的一个寺庙并混在众多的刻石之中，让人再也不易到。并且，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其晦迹隐德，率多此类。”这是一个把韬光不耀做到了极致的人。
或许就是这样，李商隐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大致五、六年的时光，李商隐就是跟着处士叔一边熟读儒家经典和史部书籍，一边学习古文古诗，学习书法。同时也养成了正直耿介的性格。李商隐的人格形成，多出于处士叔的言传身教。
（“诗鬼”李贺像）
当然，诗的学习，李商隐还受了李贺的影响，因为李贺的家乡就在福昌县昌谷乡（现在的河南宜阳），跟荥阳很近，李商隐曾亲自去拜访过李贺，只是没有遇到，只听李贺的讲了李贺的事情。但性格里的东西很难说，李商隐疯狂地爱上了李贺的诗，搜罗、抄写、吟咏、背诵，紧接着，就是模仿，现在我们看到的李商隐诗集里，还有一大批有“李贺风格”的诗作。
学仙玉阳东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儒家文化根底，疯狂爱上李贺诗风的李商隐，不知何故，突然在十六岁时，跑到了济源玉阳山（河南）某道观去学道修行去了。
（济源玉阳山风景）
我们知道，李商隐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道士，但他却曾经有学道的经历，这很奇怪，但也说得通，因为在唐朝，道教等于“国教”。
道教以先秦周人老子李耳为始祖。唐代的国姓也是李，为了证明自己华夏血脉足够纯正，唐朝皇帝便与老子攀了本家，据说还有李耳下凡的故事（当然是应需而编），总之，李唐王朝尊崇道教，甚至很早就在长安和各大州开办了“崇玄学”，并且开了“道举”以取士，道举登科者地位大致等同于明经科，同样也可以做官，考试的科目是道家“四经”，就是《道德经》（《老子》）、《南华经》（《庄子》）、《通玄经》（《文子》）、《冲虚经》（《列子》），后来为了跟儒家经典对比，又加了《洞灵真经》（《庚桑子》）合成道家“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