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声字的源流浅说
汉字形声字的源流浅说
⽂/⽹络编辑制作/荷花⼩⼥⼦
半坡刻画符号
姜寨刻画符号
⼤汶⼝⽂化图画符号
字表
汉字——我们的精神家园
各位好！很⾼兴有机会和⼤家⼀起来聊聊汉字。
刚刚逝去的2009年，在汉字的历史上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这⼀年的11⽉16⽇，国家“⼗⼀五”重⼤⽂化⼯程——中国⽂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震撼开馆。这标志着我国⽂字保护与研究进⼊了⼀个新的阶段。作为⽂字⼯作者，我特别感到⾼兴。如果有机会，希望⼤家都⾛⾛看看，亲⾝感受⼀下汉字五千年的⽂明。
当我们涵泳汉字的历史长河，既“溯洄从之”，⼜“溯游从之”，才会真正体会到汉字的⽆穷魅⼒，⽆限风光。
今天我就尝试给各位当⼀回向导，就汉字与⽂化做⼀些粗浅的讲解，希望能引起⼤家的兴趣。但各位若想真正过把瘾，还是要到中国⽂字博物馆去看⼀看，或者去国家图书馆，安安静静地读⼏本书。
这次讲解将围绕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的结构、汉字的承载、汉字的传播展开。
汉字是⼟⽣⼟长的⽂字
汉字⼤体来源于两个系统：⼀是刻画系统，⼀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汉字的产⽣与国家形成同时，⼤约在夏代。
在古⼈的⼼⽬中，⽂字的创制是⼀件很神奇的事情。“仓颉四⽬”((论衡·⾻相篇))，“产⽽能书”(《淮南⼦·修务训》)，是说造字的⼈长了四只眼睛，从娘肚⼦⾥⼀出来就会写字。造字时“天⾬粟，⿁夜哭”(《淮南⼦·本经训》)——天上掉⾕⼦，⿁神夜哭嚎。试想，那是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件啊！这些秦汉时代留下来的⽂字，⾄今仍闪烁着神异的光芒。让⼈肃然起敬，怦然动容。⼤家知道，甲⾻⽂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甲⾻⽂已相当发达，离⽂字起源已⼗分久远。甲⾻⽂以前的⽂字⾯貌如何？由于资料匮乏，特别是缺少正确的理论和途径获得令⼈信服的证据，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数学者孜孜以求，为此倾注了巨⼤的⼼⼒。
近代汉字起源的探索，是从古⽂献、民俗学、考古学等⽅⾯着⼿的。古⽂献的记载零星不成系统，时代也⽐较晚出，但其中⼀部分，如“上古结绳⽽治，后世圣⼈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传》)，“仓颉作书”(《荀⼦·解蔽》)，“惟殷先⼈有册有典”(《尚书·多⼠》)等等，包涵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民俗学的⾓度是从没有⽂字或⽂字不发达的民族那⾥，去考察他们的意识和活动对⽂字产⽣的作⽤，⽤外民族在相同⽂明阶段的相似性来佐证汉字。考古学是从寻古⼈类遗物⽅⾯去探索汉字的源头。已经发现了刻画符号和象形符号两个系统。刻画符号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以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最为典型，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新⽯器时代晚期遗存，呈⼏何形，数量不多，前后变化不⼤，往往
有特殊⽤途。象形符号以⼤汶⼝⽂化为代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汶⼝⽂化的象形符号以⼭东莒县陵阳河遗址最为集中。有的在不同地点重复出现，有的是复合型的，⼀般认为已属于原始⽂字的范畴。如果把上述三个⽅⾯的材料
为集中。有的在不同地点重复出现，有的是复合型的，⼀般认为已属于原始⽂字的范畴。如果把上述三个⽅⾯的材料综合起来看，便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汉字形成之前，汉族祖先经历了长期⽤实物记事的时期。
汉字⼤体来源于两个系统：⼀是刻画系统，⼀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
汉字的产⽣与国家形成同时，⼤约在夏代。
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个别⼈可能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
这些结论已经获得了⼴泛的认同。因此可以肯定，汉字是⼟⽣⼟长的⾃源⽂字。西⽅学者提出的汉字是从近东两河流域成熟⽂明传播过来的说法，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汉字就像先民播下的⼀颗希望的种⼦，在中原⽂化肥沃的⼟壤⾥⽣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成为⼀棵参天的⼤树，枝繁叶茂，风华独绝。在世界⽂字之林，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汉字是民族⽂化的结晶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活⽅式不同，反映出的⽂字⾯貌客观上是很不⼀样的。同样是为⼭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三个不连属的⼭丘表⽰，埃及圣书字⽤两个连属的⼭丘表⽰，甲⾻⽂⽤三个连属的⼭峰表⽰。
⼤汶⼝⽂化的象形符号,(1)为⼀团云⽓托着⼀轮红⽇,(2)在(1)下加⼭形,(3)像斧钺,(4)像锛⼦。(1)和(2)是⾃然界的景象, (3)和(4)是⼈类发明的⼯具。这些原始⽂字的取象都是当地先民所熟悉的事物。在近代流⾏的“三书”架构⾥(唐兰、陈梦家、裘锡圭都有系统的界说)，这些原始⽂字属于表意字范畴，所描绘的或者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或者是⽣活当中的场景，或者是⽣活当中的事件，都是“近取诸⾝，远取诸物”(《说⽂解字·叙》)的。
《说⽂解字》解释“象”字说：长⽿长⿐，南越⼀带的⼤野兽，每三年产⼦⼀次，像⽿朵、⽛齿、四只脚的样⼦。《说⽂》是汉代⼈的著作，说明⾄少在汉代,⼤象已经南迁到今⼴东⼀带。从考古发掘看，商代中原地区⽓候温暖，适宜⼤象⽣存。商⼈对象的驯化蔚然成风，达到了很⾼的⽔平。《吕⽒春秋·古乐篇》说“殷⼈服象，为虐于东夷”。甲⾻⽂的“为”像以⼿牵象，正是服象之形，表⽰“作为”的意思⼤约是从服象引申出来的。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动物，服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为。两字的创制都是基于先民熟悉的⽣活。试想，在当时交通不便交流很少的情况下，没有见过⼤象怎么会知道象有长⿐，并造出长⿐的象字呢!没有见过⽤象劳作,⼜怎么能造出表⽰服象的为字呢!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活⽅式不同，反映出的⽂字⾯貌客观上是很不⼀样的。同样是为⼭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三个不连属的⼭丘表⽰，埃及圣书字⽤两个连属的⼭丘表⽰，甲⾻⽂⽤三个连属的⼭峰表⽰。丁头字和圣书字⼭的写法和甲⾻⽂丘相似。在古汉语⾥,⼭和丘是有区别的,⼭指⽯头⼤⼭，丘指“似⼭⽽低”的⼩⼟⼭。这⼤概和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地势平缓、⼭峰不⾼，黄河流域到处崇⼭峻岭有关。同样是为⽼造字，圣书字和甲⾻⽂都⽤⽼⼈拄杖这⼀形象表⽰，甲⾻⽂⽼⼈是长发，圣书字⽼⼈和⼀般⼈形⽆别。它们在反映⽼⼈不良于⾏这⼀点上是共同的，反映的蓄发习俗却是不同的。汉族祖先很早就有蓄发的传统，取象长发的表意字就有⽼、⾽、长等，由它们构成的形声字就更多了。饮字，丁头字从⼈头从⽔，是饮⽔的写照。甲⾻⽂像⼈抱着酒坛⼦，是饮酒的写照。⼤概和两地酒⽂化的差异有关。汉族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酒，汉字⾥从⾣(酒)的字⾮常发达。当时饮酒成风，致有君王饮酒⽆度，荒废国政，祀绝国忘的记载。⽤饮酒表⽰饮，正是这种强势酒⽂化的反映。
不同民族思维⽅式不同，观念形态不同，反映在⽂字上的差异更⼤。都是为男⼥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分别⽤男⼥⽣殖器来表⽰，甲⾻⽂⽤犁⽥表⽰男,⽤双⼿放在胸前坐着的⼥⼦形象表⽰⼥。丁头字着眼男⼥⽣理特征，甲⾻⽂着眼社会特征。前者⽐较直接，后者⽐较委婉。似乎隐约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
上⾯所说的都是造字时的情形。实际上对汉字形体改造也是如此。表⽰⼟地神的社，从⽰从⼟。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从“⽊”的写法(《说⽂》古⽂，中⼭王⿍)。为什么社会从⽊呢?周朝的礼制,⼆⼗五家⽴⼀个社，各种植那⾥⼟地所适宜⽣长的树⽊。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说，夏代⽤松⽊，殷代⽤柏⽊，周代⽤栗⽊。原来社旁要种植树，神主要⽤树⽊制作。社字从⽊，反映了社和⽊之间种种内在的联系。
汉字独特的发展道路
汉字适应汉语，⾛上了⼀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件⾮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汉字创⽴的时候，汉语的词是以单⾳节为主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很多。根据这个特点，先民造字着眼单⾳节词，⼀个单⾳词配置⼀个字。这样就形成了⼀词⼀字，字词对应的局⾯。配置的字可以是表意字，也可以是假借字和形声字。按照裘锡圭先⽣的解释，表意字只在意义上和它所记录的词有联系。传统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归⼊这⼀类型。假借字只和它所记录的词发⽣语⾳关系。形
声字和它所记录的词既有语⾳关系，⼜有意义联系。这三类字中，表意字在表现极相似、极复杂的事物或者极抽象的概念时往往⼒不从⼼。假借字借⾳同⾳近的字来记录另⼀个词，理论上讲是可以扩展开去的，但假借太多会造成⼤量同⾳字，给识读带来困难。因此假借字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有形声字⼏乎可以为任何词造字，是最能产的造字⽅法。形声字兼具表意字、假借字的优点，声旁表义，形旁表⾳，字形和词的⾳义同时联系起来。譬如甲⾻⽂往字，从⽌王声。往要动脚，⽤⽌(趾)作形旁，往王读⾳相近，⽤王作声旁。这样甲⾻⽂往字便⽤两条纽带紧紧地和往这个词联系在⼀起。⽐起单纯表意和表⾳的字来，形声字与语⾔的关系更紧密，更能够多⽅位的表现语⾔。这样，形声字便从表意字和假借字⾥脱颖⽽出，⼀跃⽽成为汉字主流的构形⽅式。
在汉字⾃⾝调节过程中，形声字也有明显的优势。有些表意字废掉换成新的形声字，有些通过加形旁或声旁的⽅式改造成新的形声字。假借字的情况类似，有些新造了表意字或形声字，多数是通过加形旁的⽅式改造成形声字。
我们向来主张造字和对字的改造应当加以区别。当语⾔的词已经有了⾃⼰的书写符号时，其加⼯的⽅法便是改造法，还没有书写符号时，为了记录语词的需要，给它造⼀个或借⼀个书写符号，都属于造字，其⽅法便是造字法。对于某个特定的词的书写符号来说，造字在先，改造在后。改造法和造字法都属于汉字结构的⽅法，改造法是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汉字⾃⾝的调节过程，主要是汉字⾃⾝的改造过程。
⼀部汉字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形声字不断壮⼤的历史。在商代甲⾻⽂⾥，形声字的⽐例占到百分之⼆⼗以上。在《说⽂》⼩篆⾥，形声字占到百分之⼋⼗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占到百分之九⼗以上。由于统计的范围、⾓度、⽅法不同，统计者掌握的宽严度不同，统计得出的结论会存在⼀定的差异。但它们反映形声字壮⼤的趋势确是⾼度⼀致的。
土字旁一个于怎么读汉字适应汉语，⾛上了⼀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件⾮常了不起的事情。
汉字所⾛的路，是⼀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民族⽂化决定了它的⾛向，赋予了它⽆穷的⽣命⼒。虽然西⽅的拼⾳⽂字曾⽆情地冲击它，许多⼈跃跃欲试，要把它改成拼⾳⽂字，但它⾄今仍然活跃着，成为世界上唯⼀活着的古⽼⽂字，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汉字承载之重
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化信息⼗分厚重，是古代⽂化的核⼼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化就会成为⼀句空话。
汉语和其他有声语⾔⼀样，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话说完就消失了。在录⾳机发明以前，这是很⽆奈的事情。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们要把话记录下来，或者传播远⽅的时候，⽂字作为⼀种交流思想的语⾔
的辅助⼯具，就适应着这种要求⽽产⽣了。⾃从有了⽂字，就有了书⾯语⾔，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语⾔，只能从书⾯语⼊⼿。⼤家知道，古代书⾯语⾔是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化的最直接最丰富的资料。西⽅学者根据圣书字，进⼊了古代埃及的世界，认识了伟⼤的埃及⽂明。我们要了解中原古代的⽂明，也必须从古代书⾯语⾔⼊⼿。
譬如要了解西周春秋的诗歌，不能不看《诗经》；了解夏商周三代的政事，不能不看《尚书》；了解古代礼制，不能不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了解古代⼘筮，不能不读《易经》；了解西周春秋的历史，不能不读《国语》《春秋左⽒传》。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化信息⼗分厚重，是古代⽂化的核⼼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化就会成为⼀句空话。由此看来，汉字与⽂化的关系实际包括两个层⾯，⼀是汉字形体结构本⾝所蕴涵的，⼀是汉字通过记录汉语这种⽅式来实现的。后者⽐前者要丰富得多。
上个世纪⼋⼗年代，形成了⼀波汉字研究的热潮，越过世纪，⾄今不衰。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研究有⼀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区别⽂字与语⾔，把⽂字结构中的⽂化现象和⽂字所记录的语⾔所反映的⽂化现象混为⼀谈
了。在我们今后的⼯作中，希望能够汲取教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汉字——⽂化传播的使者
世界⽂字可以分为表意⽂字和表⾳⽂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字。现在世界上绝⼤多数⽂字都是表⾳⽂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化决定的。
⼟⽣⼟长的汉字，不仅能够出⾊地记录汉语，⽽且承载着灿烂的中原⽂明，对周边民族产⽣了⼴泛深远的影响。⼤约从夏商时期开始，汉字就从中原向四周传播。影响所及，南边有楚、吴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壮族、苗族、瑶族、侗族、傈僳族、⽔族和越南，北边有⽩狄、匈奴、西夏，东边有朝鲜、⽇本、琉球。西南有古代巴蜀、彝族、南昭和⼤理，东北有⾼句丽、渤海国、契丹、⼥真。汉字在外族的传播有⼀个基本模式：第⼀阶段，当地⼈说汉语、⽤汉字，把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具和盘接受；第⼆阶段，⽤汉字假借字或者⾃造汉式字来标记本民族语⾔；第三阶段创制民族⽂字，全⾯标记本民族语⾔。⽐较典型的例⼦是越南、朝鲜和⽇本。在经历了漫长的第⼀阶段以后，越南把现成的汉字或汉字偏旁重新组合来记录越南语，创造了喃字。经过喃字、汉字并⽤，汉字、喃字、拉丁⽂并⽤，20世纪中期开始，汉字和喃字被废，拉丁⽂成为越南的通⽤⽂字。在⽇本，为了使汉字适应记录⽇语的需要，⽤汉字⾳来记录⽇语⾳，⽤汉字字义来表⽰⽇语中的同义或近义词，形成了所谓“⾳读”和“训读”。后来⼜利⽤汉字单字或半字创造了纯表⾳的⽚假名和平假名。在朝鲜则是⽤汉字或汉字变体来标记朝鲜语，出现了所谓“吏读”、“乡札”、“⼝诀”，⼜利⽤古篆字形和反切原理创造了纯表⾳的“谚⽂”。越南、朝鲜、⽇本从没有⽂字，到引进汉字，改造汉字，最终都确⽴了适合⾃⼰的拼⾳⽂字。越南⽤拉丁⽂，朝
鲜和⽇本⽤脱胎于汉字的⾃创字母。但除越南语完全不⽤汉字之外，⽇语中⾄今还保留着两千个左右的“常⽤汉字”，韩语中⼀些特定场合也在使⽤汉字。
回溯汉字传播的历史，总是以中原⽂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活⽅式，物质⽂明先⾏进⼊，然后才是汉语汉字跟进。汉语汉字的传播，使得中原⽂化的传播更加⼴泛，更加深⼊，更加牢固。长期浸润的结果，在受汉字影响的地区，形成了⼀个巨⼤的汉字⽂化圈。在这个圈⼦⾥，对我国中原⽂化有着很强烈的认同感。
改⾰开放以后，出于经贸的需要，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越来越多。国内的许多⼤学办起了以教授汉语汉字为主的留学班，在国外办起了越来越多的孔⼦学院，即便这样，仍然不能满⾜外国⼈学习汉语汉字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传播⽂化的使者，汉字承续光荣传统，正在发挥新的更⼤的作⽤，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豪。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壮⼤⾃⼰。据俞敏先⽣研究，汉字中的⽍就是来源于藏⽂的。
我们知道，世界⽂字可以分为表意⽂字和表⾳⽂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字。现在世界上绝⼤多数⽂字都是表⾳⽂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化决定的。通过上⾯的讲解，相信⼤家对此会有⽐较深刻的认识。
关于汉字与⽂化，今天就讲到这⾥。不对的地⽅，请批评指正。谢谢⼤家。
演讲⼈：赵平安
赵平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持计划”⼊选者(2004年)，清华⼤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师，清华⼤学出⼟⽂献研究与保护中⼼副主任，兼任中国⽂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字学、古⽂字学和出⼟⽂献研究。出版过《⾪变研究》、《〈说⽂〉⼩篆研究》、Chinese Characters then and now(合著)、《新出简帛与古⽂字古⽂献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百余篇。论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学家奖、王懿荣甲⾻学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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