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玲
来源：《世界知识》 2020年第1期
文／王晓玲
女性权益保障一直是韩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文在寅政府上台以来，女明星自杀事件、“ME TOO运动”以及反映女性主义诉求的文学作品不断成为舆论焦点。这些热点新闻事件的背后，是深刻的阶层矛盾、社会分裂和政治斗争。
张紫妍事件与韩国特权阶层
2009年韩国女艺人张紫妍自杀，这一事件在过去的10年里反复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案发当时，警察称其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抑郁症，但媒体怀疑根本原因是来自其经纪人公司的待。2011年，SBS电视台称发现了张紫妍的遗书，遗书记录了经纪人公司逼迫其向政府高官、议员、企业主、媒体高层等权力阶层提供性服务的事实。
此后，多家媒体陆续报道称警察在调查张紫妍死因时受到了来自韩国三大报社之一的《朝鲜日报》（该
报社两名高管出现在性贿赂名单上）的压力。随着社会舆论持续发酵，检察机构多次重新调查张紫妍案，却因证据不足无法对嫌疑人进行相应量刑。至此，张紫妍案已不仅仅是特权阶层道德堕落的问题，韩国人再次看到了特权阶层对法律和正义的践踏。
20世纪70年代，韩国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军政府集中有限经济资源，很快培养起一些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大企业，其中一些后来发展成为财阀。财阀是“汉江奇迹”的中流砥柱，但它们与军政府一同站到了民主和正义的对立面。财阀家族还与政府高官、法律界高层、媒体和企业高层家族之间频繁联姻，形成了一个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封闭的特权阶层。
随着民主制度走向成熟，韩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减少。与此同时，韩国财阀在全球迅速扩张，来自政府的约束力日益减弱，而自身的影响力却不断向各个领域渗透。2002年爆发“三星X档案”事件，三星集团对政界、法律界、媒体甚至市民团体广泛行贿等事实被曝光，韩国人再次看到了金钱和政企“旋转门”构建起的社会精英网络怎样覆盖了政界、法律界、媒体界、大学乃至市民团体。
特权阶层的存在拷问着社会正义，而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更是加剧着贫富分化。财阀拥有劳动力、原材料、技术、产品的定价权，并且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小企业受到挤压，不断倒闭，使得就业越来越困难。这种经济结构导致韩国经济进入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中产阶层流失，收入两极分化加剧。人们迫切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改革，对特权阶层持批判态度，这也是韩国一些媒体和人士10年来一直执着于调查张紫妍案的原因。
特权阶层暴力与男性暴力的叠加
韩国政坛存在保守和进步两个政治阵营。保守阵营通常被认为更多地代表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利益。进步阵营强调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观，主张进行经济民主化改革和扩大社会福利。但财阀早已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在这种经济和政治结构下，经济民主化改革难以推进。
2016年，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干预国政、收受财阀贿赂、以权谋私等一系列由特权而滋生的丑闻被曝光，导致朴槿惠被弹劾下台，进步阵营的文在寅当选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在检察机构内成立“过去事件真相调查团”，张紫妍案也被纳入调查范围。根据张紫妍真实遭遇拍摄的电影《玩物》于2019年重新上映，引发了比六年前首次上映时更多的关注。超过20万人在青瓦台网页留言，要求延长张紫妍案的起诉时限。文在寅下令重新调查该案，但是最终审判结果仍然是证据不足。
张紫妍案在长达10年的事件里反复发酵，不仅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引发震动，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各个场域里女性权益的反思。“张紫妍”们不仅仅存在于娱乐业，对她们实施侮辱和暴力的也不仅仅是特权阶层。2019年，一名短道速滑女选手称长期遭受教练的殴打和性暴力。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针对五个球类项目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运动员中的37.7%曾遭受过性骚扰和性暴力，“ME TOO运动”随即掀起高潮。韩国媒体以及人权组织、女性团体指出，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大多选择沉默，而施害者却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行为。调查显示，遭性侵害者中只有4.4%选择告发，而在侵犯场景中，餐厅聚餐占50.
2%，训练场占46.1%，都是公开场合。从各种报道来看，对女性的侮辱和暴力广泛存在于各个阶层和场域，且被韩国社会所默许。张紫妍的悲剧是特权阶层暴力与男性暴力叠加的结果，她所遭受的来自特权阶层的侮辱其实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更多女性在生活中承受着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待遇，甚至遭受性暴力或性骚扰。
文在寅政府“拥抱金智英”
在韩国，传统文化影响依然强大，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在现代化过程中，平等、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在观念领域得到普及，但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于韩国人文化心理的男性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据统计，韩国成年男性的家庭劳动时间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短，职场劳动与家庭劳动时间总和也只处于中等水平。在以工资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工业社会，女性难以完全投入劳动力市场，而家庭劳动又难以用金钱来量化，承担主要家庭劳动的女性因此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弱势体，进而在家庭中也处于弱势。
上世纪90年代起，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快速上升，女性学业成就也逐渐超过男性，但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文化、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文化的改变却远远滞后。统计结果显示，已婚女性中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辞职的约占1/5。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业质量很低，2018年男女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差异高达37.1%。
2016年，一本描写韩国普通女性生活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成为畅销书，将两性平等话题推向舆论中心。书中描写了一名普通女性在恋爱、求学、求职、工作、婚姻、育儿等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两性不平等，引发了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环境的反思。
两性平等的观念与民主阵营的价值观高度一致。同时，韩国“少子化”现象愈益严重，经济发展、养老社保、国防安全都因此面临危机，而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尤其女性的生活困境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直接原因。近10年来，韩国专注于速度的发展理念有所改变，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幸福指数，其中也包括对于家庭文化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文在寅政府在女性权益维护问题上态度积极。文在寅称“希望92年生的金智英们能过上不一样的人生”，在总统竞选中把推动两性平等列入选举公约，当选总统后则在多个政府部门内增设了旨在推动两性平等的专门机构，同时不断通过法律和制度改革增加女性雇佣机会，倡导男女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等。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女性的权益得到了显著改观，活跃的“ME TOO运动”就是其表现之一。
韩国女星摔倒 两性话题撕裂韩国社会
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是政治正确性的角度来看，文在寅政府维护女性权益的做法顺理成章。但与张紫妍案不同，文在寅政府“拥抱金智英”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他得到了女性的支持，却失去了年轻男性支持者。
《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出版以及据此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后，社会舆论出现了两性分裂现象。在韩国电影打分网站上，女性的平均评分为9.46，男性则仅为1.76。这部作品招致很多男性的批评甚至谩骂，他们或者不承认两性间存在不平等，或者认为女性夸大了两性间的不平等，还有的则指责女性加剧了社会竞争，使男性陷入困境，男性才是弱势体。2018年6月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女性中赞同“ME TOO运动”的占62%，而男性中仅占45%。
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早已成为韩国社会里的主流道德观念，两性平等教育也贯穿在学校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中。但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进入持续低迷期以来，韩国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受就业难的影响，年轻人进入“社会成年”的年龄不断延后，长期处于低收入和雇佣不稳定状态，被称作“88万韩元世代”（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约等于5000多元人民币，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甚至“三抛弃世代”（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为阶层身份较父母出现下滑的第一代人。对男性年轻人而言，身边学业成就更加优秀、经济活动参与欲望日益高涨的女性带来了竞争压力，男性年轻人中逐渐出现了憎恶女性的现象。“维护女权”的声音高涨，更使年轻男性感到了相对的被剥夺感。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几项调查显示，国民对文在寅的支持率已从两年前的77%跌至40%上下。30多岁和20多岁女性对文在寅的支持率分别为60%和52%，30多岁男性的支持率为52%，而20多岁男性仅为31%。
20多岁男性的态度转变引人瞩目。他们曾经是文在寅重要的支持者，在2017年支持率曾高达87%，但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就对文在寅政府投反对票。2018年6月他们的总统支持率为81%，与30岁男性非常相似，到7月就下降至64%，12月下降至41%，此后一路走低。2019年法务部长曹国事件发生后，年轻女性体因女权运动的成绩而继续保持了对文在寅的支持，而年轻男性的支持率却进一步下降。
韩国年轻人向来倾向于进步阵营，而出现如此明显的“反目”，与201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两性对立舆论密切相关。2018年11月，一名女性将自己和女性朋友在地铁梨水站遭到三名男性殴打的视频上传至互联网，总统府的网页上立刻有超过36万名网民要求惩罚施暴者。但警察调查结果显示，暴力的起因是视频中女性先行辱骂和对男性实施暴力。此后，警察抓获了一名偷拍男性裸露视频的女性嫌疑人，有女性组织却举行集会抗议，称警察抓捕女性嫌犯动作迅速，抓捕同样罪行的男性嫌犯时却效率低下。在保护女性权益的社会氛围下，少数女性的上述过激言行，以及进步阵营政治家们一些批判年轻男性的不当言论，都激发了年轻男性们的反感。
批判特权阶层是带有阶层矛盾性质的政治、经济民主化诉求，而追求两性平等是文化领域的生活民主化诉求，二者都是进步阵营长期高扬的旗帜。但前者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后者却在经济社会处境最相似的年轻人内部引发了两性间的对立。但需要看到的是，从社会运动的脉络来看，韩国社会的两性平等运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年轻男性的反对是这股潮流中的阶段性反弹现象，并不是大势所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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