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弟弟
由于政治环境、电影生态和媒介话语的特殊性，“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明星一直较少为学界所关注。“十七年”明星的造星机制，同此前影史的各时期都有显著差别，也迥异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明星模式。埃德加•莫兰在论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电影时谈到：“任何一个处在资本主义之外或边缘的国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资本主义程度不高的国家，都不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明星。”[1]77所谓“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明星”，指的就是好莱坞式商业背景下的明星。“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产业显然是非商业化的，因此该时期“具有传统影星现象明显缺席的特征”[2]6。或许正是受此影响，如金迪、祝希娟、田华等，由建国后的艺术院校毕业或从部队文艺兵培养出的新中国第一代明星较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解码这一代明星的身份政治和银幕人生，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如何塑造明星以及明星怎样贯彻和传达主流价值的关键。
一、身份尴尬：迷影心理与文
艺政策的夹缝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政策贯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
服从于政治”[3]849-867的方向。因为“明星”一词容易与“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社会取缔了“明星”“影星”的说法，代之以与导演、编剧、摄影等职位统称的“电影
为什么地震后会下雨
工作者”。民国时期的影迷杂志如《明星画报》《明星家庭》《影星专辑》《影迷俱乐部》也不复存在，新的畅销杂志《大众电影》《中国电影》《人民电影》从名称上就带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意味。由“明星”到“工作者”看似只是称呼的转变，实则潜藏着“十七年”时期影星身份政治的矛盾。“电影工作者”表明了明星也只是电影制作整体工作中的参与者，与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建设者拥有平等的地位。这与苏联的影响不无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电影全面学习苏联电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苏电影都以建立“人民电影”及其“人民美学”为追求。但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观众并不因国家意识形态对明星的遮蔽而放弃对明星的追逐和迷恋。当时影迷对明星的狂热丝毫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甚至更为疯狂。1958年《中国电影》刊登的一篇文章摘录了长春某青年的信，信中他迫切想加入电影制片厂：“只要叫我和赵丹、孙道临等人在一起生活就可以”，否则就是对他“精神的严重打
击”“会精神失常，甚至变成疯子”[4]72。
正是看到了明星身上巨大的力量，1961年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电影应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肯定了好演员的重要性。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会上发言时提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这句话隐含了当时明星的尴尬地位，必须小心翼翼地拿捏好“明星”和“明星主义”间微妙的分寸。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周扬的表态已经可视作是明确表达了对推出明星的鼓励态度。在“新侨会议”会议精神的催生下，次年，文化部批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推出了“二十二大明星”。其中，有13位在建国前即已参演电影，新中国
成立后继续投身电影行业，而另9位则是新中国第一代明星的代表。(1)同年，全国性的众电影评奖活动“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设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各一名，其中获奖的祝希娟、张良、仲星火都属新中国第一代演员之列。短短两届的百花奖和“二十二大明星”一道，构成了“十七年”中国电影造星机制最重要的环节。获评大大增强了明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但明星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并未得到显著改善。“二十二大明星”推选虽由文化部主导，
［影视长廊］艺苑  035
新中国第一代女明星的
身份政治、性别消解与模范铸造元宵节有哪些古诗
——以金迪的“十七年”电影为例
文‖王    超
买蜂蜜【摘要】 新中国第一代女明星以朴素、热忱的形象创造了独具特的银幕经典，在中国电影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意识形态话语缠绕着她们前半生的艺术和人生，使得她们的身份政治与表演创造呈现出与其他时代明星相异的特点。本文以“二十二大明星”之一的金迪和她“十七年”时期电影作品为例，试图解析第一代女星身份政治的尴尬以及她们银幕形象和观众接受的特殊性。
【关键词】 身份政治；
铠甲勇士主题歌“十七年”电影；性别消解；规训；红明星[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
]A
金迪
廖学秋 潘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