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2020年12月第38卷第4期
Dec.2020Vol.38No.4
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性，常以女性的视角聚焦加拿大小镇，讲述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爱情、婚姻及日常生活，反映女性的自我成长主题。门罗的短篇小说《我妈的梦》于1997年首发于《纽约人》杂志，1998年收录于门罗荣获吉勒文学奖与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这篇颇具自传彩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吉尔在自我艺术追求与母亲身份二者之间的困扰和母亲身份的现实困境，深刻地探讨了女性的家庭责任与自我发展的矛盾，以及在二者之间取舍时所面临的道德、伦理困境。门罗通过故事中这对从冲突到和解的母女关系的书写和反思，表达了女性的自我艺术追求与母性之间并非简单的矛盾对立，呈现了母女关系表层之下，爱与责任的回归在女性意识成长中的作用。
一、母女疏离：孤独与排斥
反映母女关系的作品在门罗的短篇小说集中并
不少见，从初涉文坛并为她赢得第一个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快乐影子之舞》到1990年出版的《我年轻时的朋友》都曾反复涉及母女主题。在《乌得勒之的宁静》《冬季风》和《渥太华山谷》中，门罗巧妙地将自身经历融于故事之中，塑造了一系列为疾病折磨、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而被年轻的女儿们视为古怪甚至有些近乎疯狂的母亲形象和渴望逃离家庭、逃离母亲的女儿形象。多年以后，当女儿以故事的叙述者出现在故事中回顾往事时，往往又对自己年轻时的冷酷无情表现出对母亲的无限愧疚。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亲形象有很多门罗自己母亲的影子，自传因素非常明显。在门罗的早期作品中，在处于青春期女儿的眼中，母亲往往是社会对女性角的期待和规定的执行者，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习俗的牺牲品，因此这类母亲往往成为长大成人的女孩们首先反抗的对象。岁月流逝，随着女儿们阅历的成长，回忆中的母亲往往成为女儿心中最魂牵梦绕的对象。
门罗193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威格汉姆小镇的一个普通人家，父亲经营一个养狐农场，
收稿日期：2020-08-08
作者简介：王峰灵（1978—），新疆伊宁人，文学博士，昌吉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孙磊（1976—），新疆昌吉人，昌吉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门罗短篇小说《我妈的梦》中的母女关系探微
王峰灵，孙
磊
（昌吉学院外语系，新疆昌吉
831100）
摘要：艾丽丝·门罗的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她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感受和视角为读者缔
造了一个静水流深的文学世界。在门罗的不少作品中，复杂、矛盾的母女关系是其探讨、挖掘的主题之一。《我妈的梦》是门罗1998年出版的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中的压轴之作，这篇颇具自传彩的作品深刻地展现了门罗对母女关系的重新审视。通过故事中这对从冲突到和解的母女关系的书写和反思，表达了女性的自我艺术追求与母性之间并非简单的矛盾对立，呈现了母女关系表层之下，爱与责任的回归在女性意识成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我妈的梦；母女关系；女性主体意识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20）04-0044-05
王峰灵，孙磊：门罗短篇小说《我妈的梦》中的母女关系探微第4期
母亲安娜·钱梅尼是一名小学教师，俩人结婚后，对生活极富抱负的母亲随当时加拿大的社会风俗，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拿出多年的积蓄帮助丈夫经营养狐农场。1943年，母亲钱梅尼出现帕金森综合征的早期症状，而父亲经营的养狐农场受二战皮草价格下跌的影响，最终破产。当母亲的病情恶化，门罗便开始分担母亲的职责，小小年纪开始承担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等基本家务。在经过与疾病的抗争之后，母亲终不治而逝。这段经历对门罗后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后，在门罗的许多作品中，雄心勃勃的母亲、敏感而早熟的女儿形象成为她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不同于门罗的前期作品，《我妈的梦》讲述了一位年仅19岁的母亲吉尔在职业追求与母亲身份之间难以取舍，经过挣扎与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想与母亲身份的平衡。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女主人公吉尔一次偶然的机会聆听了一场音乐会，受到音乐艺术的强烈感染，坚定地树立了要学习小提琴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幸运的是，吉尔的坚持使她得以顺利进入音乐学院并结识了英俊的空军飞行员乔治，然而短暂的甜蜜之后，乔治在一次训练飞行中不幸失事身亡。失去了乔治，吉尔又一次不得不回到“最初拥有的空间与选择”［1］224，乔治的离世不得不让即将初为人母的吉尔回到了乔治的家人身旁。女儿的出生成为年轻的母亲吉尔痛苦的真正开始。作为一个一心想在音乐之路上追逐梦想，有所建树的年轻母亲，吉尔纠结于母亲和女性的双重伦理身份之间，她在向往独立自由的过程中，经历着曲折复杂的心理成长过程，努力追寻着自身存在的意义。
二、母女冲突：伦理困境中的艰难选择
吉尔原本是一位颇有天赋的小提琴手，突如其来的怀孕和乔治的离世使得吉尔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她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即将为人母的心理准备，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故事中作为叙述者的婴儿似乎洞悉母亲内心深处的想法，从腹中便开始对抗吉尔。天真的吉尔把婴儿的出生理解为某种终止而非开始。“它将终止对她肚子一侧永远酸痛的那个地方的踢打，终止她起立时，血液涌上私处带来的剧痛。她的乳头不会再胖大、发黑而粗糙……她的脚会消肿，穿回正常尺码的鞋子。”［1］324年
轻的吉尔以为腹中的孩子一旦出生就不会给她添麻烦了，她的痛苦就该结束了。对生育的恐惧，让吉尔无法对母亲的角实现认同。
失去新婚丈夫的伤痛和对腹中小生命即将出生的焦灼和慌恐使得吉尔的行为近乎失控，而女儿的出生是对吉尔考验的真正开始，是对其母亲身份的挑战。这个在故事中始终没有姓名的婴儿出生之初便以小丑般的行为攫取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关注。她拒绝母亲的哺乳，对母亲的乳房像厌恶怪兽般怀有强烈的敌意。女儿的到来带给吉尔独特的生命体验，而女儿的疏离则让吉尔的心灵在独立身份和母亲身份之间被撕扯。
吉尔对音乐的热爱招致一家人的惊恐与阻止，她们只希望吉尔扮演好母亲角。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社会伦理对女性社会的要求，即女性应该“微笑、亲切、殷勤、服从、谨慎、克制与平凡”［2］。吉尔对小提琴的热爱，对音乐的梦想与这个沉闷、呆板的小镇及中规中矩的婆家人形成了冲突，吉尔一再遭
遇反对。在吉尔的信念中，“她和小提琴自然而然、命中注定彼此相连，即使没有人为的帮助，也必然要走到一起。”［1］336然而孩子的敌意似乎在宣誓对这个年轻母亲的惩罚和对其母性角的不认同，这让吉尔陷入了更大的痛苦，放弃孩子意味着与周围人敌对和自己内心的谴责，而放弃音乐梦想又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生命。
吉尔的困境也正是门罗自己进行文学创作前期遭遇、体验过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门罗开始投身创作之时，知识分子女性在加拿大还是凤毛麟角，她本人也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对女性从事艺术创作所施加的种种压力与歧视，因此“作家身份”与“母亲身份”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也长期困扰着门罗。就加拿大的社会风尚而言，做职业女性通常并不受鼓励，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期望是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女人一旦步入婚姻往往也意味着女性事业的结束。《我妈的梦》无疑呈现了门罗对女性家庭责任与自我发展矛盾的思考，如门罗自己所表达的：“我生命中的两种呼唤……选择经营婚姻做个好母亲呢，还是选择艺术家的黑生活？”［3］26屈从于母性，履行女性照顾家庭的义务和强烈的想成为作家的梦想之间的矛盾使门罗在20多岁时有过一段黯淡而无助的岁月。
像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的女作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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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传统的社会模式：恋爱、结婚、生子。门罗也未能脱俗，她在一次访谈时说道：“整个50年代我一直生活在温哥华郊区，抚养孩子。在那个时代，对姑娘家或女人来说，它（写作）是不被接受的，可我从未想过要停下。”［4］门罗的这段经历无疑在吉尔身上得到了投射，艺术家的理想与母亲天职的矛盾让年轻的母亲陷入了困境而苦苦地挣扎。在吉尔的成长之路上，母亲的角是缺席的。因此沉浸在个人的音乐世界是她逃避母亲身份的方式。排斥母亲的婴儿以洞悉母亲心理的视角说：“我该怎么形容音乐对于吉尔的意义呢？就别扯什么图景、视野和对话了吧。不如说，这是她不得不严苛地、大胆地着手对付的一个难题，她已将它视为人生的责任……我的哭喊像把刀子，从她的生命中割去所有没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没用的。”［1］345门罗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我”的观察和心理活动来呈现女性在自我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两难选择。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先驱阿德里安·里奇曾发出警告：“每个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形成关系——母女关系一直被沉默、缺乏所围困。母亲失去女儿，女儿失去母亲，这是女性最根本的悲剧。”［5］
xila三、母女和解：精神磨合
门罗的短篇小说常常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打破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A.S拜厄特认为，“门罗的故事是片段性的，时空颠倒的，启示性的，但是它们通常能在很短的篇幅中表现出一种整体性，一种完整的生命体验，并指明背后所蕴含的哲理”［6］。随着情节的发展，母女关系的矛盾终于在吉尔和女儿的单独相处中爆发。与刚出生六周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女儿共度的一天无疑是吉尔有生以来最漫长、最糟糕的一天。
女儿无休止的哭闹、不安与烦躁，让逃无可逃的吉尔觉得母女彼此都是对方的恶魔。吉尔决定要在女儿为自己“铸就的监狱”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是她重新捡起了心爱的小提琴。然而令她崩溃的是曾经让她引以为豪，用来尽情炫技的门德尔松和她无比热爱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此刻都变得曲不成调，糟糕透顶。似乎与反抗自己的女儿结盟了一般，“小提琴仿佛受了蛊惑，它憎恨她。”［1］351吉尔内心的挣扎似乎不堪生命的重负，在母亲身份与现实的较量中，吉尔与女儿的磨合是一个自然而渐进的过程。
琴艺的倒退，女儿的抵触使颓丧的吉尔终于栽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睡着的吉尔做了一个极具隐喻性的梦，她梦见自己孤身一人待在一幢令人窒息的大房子里想出门透气。“她想起来，大雪落下之前，她也不知道在哪儿丢下了一个娃娃……这个记忆，这种确定无疑的感受，令她突然陷入恐惧。她于是从梦里惊醒了。”［1］320在接下来的梦境叙述中，作者有意识地将不带感情彩的“一个娃娃”用“她自己的娃娃代替”。她丢下了自己的娃娃，彻夜把她抛在脑后……她把自己的娃娃丢下了有一整个季节，或者许多个季节了［1］320。当吉尔想象着她孤独无助的孩子在徒劳地等待自己时，随之而来的悲伤、懊悔和内疚占据了内心深处。
吉尔的梦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她身处道德困境和焦虑感的体现，梦境中时空的叙事变化呈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张力变化。乔治家令人压抑的，缺少自由活动空间却不失体面的一层半的白木屋，古板、沉闷的小镇与社会习俗，站在一起反对其音乐之路的婆家人，从出生伊始就对她怀有敌对情绪的女儿，让她视为
生命的小提琴似乎都让她深感痛苦。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抛弃亲子的这一极端行为可以被视作“被压抑欲望”的某种回归，吉尔认为自己的母亲身份阻碍了原本颇有艺术天分的自己追逐的音乐梦想，而孩子对自己的抵抗和周围的压力使她遭受更多的痛苦，出于让自己的“合法”欲望强力回归的想法，梦境中会有自己抛弃孩子的情景，而母性的力量又让她内心充满了羞愧感和自责感，承受着来自于自身的谴责和攻击。可见吉尔的梦反映了母性的文化重要性和女性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的焦虑感。
与吉尔的女性身份伴生的事业和母性间的困境及妥协一样，这也是创作之初，怀揣作家梦的门罗婚后遭遇的现实困境。迫于经济的压力，20岁的门罗被迫中断两年的大学生活，选择了现实的婚姻。婚后一年，年轻的门罗迎来了大女儿茜拉；1955年8月，二女儿凯瑟琳由于先天不足，出生仅两天就夭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门罗的梦魇，一直折磨着她，直到1957年6月小女儿的出生才使门罗平复了心情。随着孩子们的陆续出生，克尽母亲的职责占据了门罗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她不可避免地挣扎于“母亲”与“作家”两种身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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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灵，孙磊：门罗短篇小说《我妈的梦》中的母女关系探微第4期
间，这份愧疚之心成就了她的名篇《我妈的梦》，可以说作者彼时的矛盾心情在小说里尽显无遗。
四、母女一体：爱与责任的回归
门罗的短篇小说能够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展现出复杂的生命体验。贝弗莉·拉斯波瑞奇在《两性之舞》中曾谈到门罗的早期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如何克服家庭环境的桎梏，获取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门罗曾一度把家庭视成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障碍，她曾经在1979年的一次采访中回顾自己早年创作时的艰辛，“我直到35岁才把自己当个作家……在那之前我要照顾孩子，然后才能抽时间坐下来写作”［7］。借助《我妈的梦》的创作，门罗通过母亲吉尔对自己女性身份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对“我”的身份困惑的书写，深刻地表达了如何平衡母亲与艺术家这两个角的夙愿。
在母女之间这场虐心的对抗中，吉尔不得不接受女儿新一轮的挑战。照顾婴儿原本使这个年轻的母亲狼狈不堪，孩子无休止的哭闹，令吉尔濒临崩溃的境地，绝望之余，吉尔从自己服用的药片刮下一点屑子撒进了奶瓶中让孩子喝下后昏沉睡去。小说的张力抑或说是门罗不动声的喜剧天赋即在这一节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访亲回来的艾尔娜看到酣睡中一动不动的婴儿后有一连串的过度反应，她一声惨叫唤醒了吉尔，“死啦。死啦。谋杀犯。”“你杀死我的宝宝啦。”“宝宝。我亲爱的。给闷死了呀。毯子。宝宝。警察哟。”［1］354就在每个人小丑般地演出这一幕幕滑稽的闹剧时，被镇静剂弄得昏昏欲睡的婴儿醒来发出了微弱的哭声。“然后吉尔听到了。吉尔是听到我的人。”［1］361清醒的吉尔终于想起了一切。她循声而去，抱起了被艾尔娜放在小提琴旁的婴儿。孩子并没有被闷死只是被镇静剂弄昏沉了。“从大厅跑到起居室的短暂路程中，吉尔想起了一切，她突然喘不过气，嘴里塞满恐惧，旋即一股狂喜又让她恢
复了生机，就像在梦里一样，她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娃娃”［1］360。母性的回归使吉尔的女性身份得以完整建构，女儿与母亲在这一瞬间在情感上达成了和解。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之后，女儿一改从前的敌意与反抗，终于接受了母亲的拥抱，女儿终于明白，来自母亲的爱才是自己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的温柔。“我要的是吉尔，我不得不索要吉尔。”情节发展至此，在闹剧般的收场中，在虚惊一场的考验中，女儿放弃了与母亲的对抗，选择了“生存”，与母亲最终和解。在母女虐心的对抗中，身为女儿的“我”发现，在放弃与妈妈抗争的那一刻，自己才拥有了女性身份，因此，“我”从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起，开始接受了吉尔的母亲身份与小提琴表演家的双重身份，从生命之初对母亲的苛责要求转为逐渐理解。这成为叙事者生活的转折点，也意味着母女之间对立的结束和母女关系的重新建构，这种和解的方式同时也隐喻了从西方文明源头便被割断的母女关系得到了恢复。
小说的最后，门罗再次用她温暖的笔触增添了一抹生活的亮。在经历磨难之后，自我意识成长的吉尔并没有被门德尔松打败，她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换得了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并作为音乐家被广播乐团聘用。与此同时，吉尔也成了一名合格的母亲，顺利将女儿抚养长大并幸运地再次结婚、生子，嫁给一位支持其音乐之路的地质学者。这个开放式的快乐结局意在表明女性的自我艺术追求与母性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对与错。
门罗在凯瑟琳·舍德瑞克的一次访谈中坦言，“所有异性恋的女作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你作出作家的
选择时困难重重，而想坚持时又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愧疚之心……你总是不得已地让别人失望。即使当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以后。”［8］作为一个经历两次婚姻、养育了三个女儿的母亲，门罗早年从事写作时的独特经历使她敏锐地抓住了“母性”这一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在作品中强调了女性所具有的复杂性，女性对母性的接受也需要过程。
门罗在《我妈的梦》中以动人的笔触，设计精巧的构思，刻画了吉尔母女在经历对抗、冲突与磨难之后，寻和解的过程。通过对吉尔在追寻音乐梦想和履行母亲职责中凸显的矛盾与困惑，揭示了女性自我追寻的深层内涵。她将自己的经历巧妙地融于故事之中，用理解、包容和积极的态度看待母女关系，使这部短篇具有打动人心的效果。正如贝弗莉·拉斯波瑞奇所认为的那样，“门罗在生活中的角似乎很符合社会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规定，她从未放弃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责任。然而她的生活经历了很多角变化的挑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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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CCAIG.Reading in Alice Munro’s Archieves ［M］.Toronto：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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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苗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Alice Munro's My Mother's Dream
Wang Fengling，Sun Lei
(English Department，Changji University,Changji831100,Xinjiang，China) Abstract:Rooted in life,Alice Munro creates a literary world for the readers with a female writer's unique perspective.Complex and paradox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s often explored in many of Munro's stories. My Mother's Dream is the closing story of the collection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1998),and it presents Mun‐ro's deep concern fo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Through close reading,the paper not only analyzes the con‐flict and the tolerance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and their ultimate transcend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but also explores Munro's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Key words:Alice Munro;My Mother's Dream;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femal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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