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在经历多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发展下来，“时间—空间修复”战略的运用是原因之一。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倾向，“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得以开启，在资本积累的历史中发挥着创造性破坏的作用。金融资本的发展将沿着克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一系列的“时间—空间修复”并未最终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反而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金融危机； 哈维；时间修复； 空间修复
中图分类号：B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87-05
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表象之一。自2007年以来，新一轮金融危机又铺天盖地地席卷全球。危机来袭，对经济运行本身的关注成为焦点。透过金融与实体经济领域纷繁芜杂的衰退迹象，以冷静的态度理性地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来，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就是对这一问题做出的一种回答。
一、“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主要内容
“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最初由西方左翼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哈维指出，时间—空间修复喻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倾向，哈维提出了“空间修复”理论，这是其“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重心所在。这一理论的核心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长期趋势，要想避免资本盈余贬值，就必须寻赢利方式来吸收这些剩余。哈维认为，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选择。
哈维所指的 “空间修复”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首先，交换几乎总是伴随着位置的转换，这些空间运动受到路程阻力的限制。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不断探查和降低空
间障碍。与此同时，运输和通讯产业方面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空间条件，减少了路程阻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这一领域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内部产生了促进作用。这种永不停息地减少路程阻力的动力，源于资本积累和追逐利润的冲动。第二，寻求区位优势，资本盈余向资源禀赋高、低成本、高利润的地区转移。一个地区的资本盈余可以在另外一些获利机会还没有丧失的地区到赢利。对于资本而言，区位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比运输、通讯等技术优势所发挥的作用见效更快、更直接。控制关键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是获利的重要武器。利用空间战略创造和保护垄断权利，体现了垄断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联系。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了现实。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2]86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实际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指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存在。马克思还揭示了世界市场的实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
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276第三，国家联合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发展，构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推动力。像欧盟那样的国家联合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次国家行为体（如地区政府和大都市区）的数量则更多一些。贸易与竞争的模式、关键产业或科技联合体以及特殊劳资关系与技术的专业化和集中化，将众多区域经济组织松散地连接起来。区域性组织在超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资本积累的推动力之一。
关于“时间修复”的表现，哈维认为主要体现在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用于长期投资的项目或支出主要包括生产的固定资本（厂房和设备、发电能力、铁路网和港口等）、消费性住房、科研开发与技能培训以及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等。这些投资有助于提高未来的资本生产力，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生产价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投资缓和了过度积累的问题。
哈维关于“时间修复”的认识仅仅体现在通过时间延迟来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需要补充的是，时间提前也是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即通过刺激借债消费、扩大信用与经济运行金融化的方式提前释放吸收剩余的能力。而且，这种方式在当前的资本主
义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因。在美国，生产或实体经济领域的弱增长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掩盖。20世纪70年代金融业的利润只占到了美国国内利润总额的15%，但当前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40%。相反，制造业的利润虽然曾经占到了全国利润总额的一半，但现在却锐减至不足15%[3]。现货与期货投机活动、复杂派生物的交易、投资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令人眼花缭乱的债务种类等等都是对同一种现象的反应。负债交易在制造债务的同时却为大投机者们带来了巨额利润。在1999年美国十大金融机构拥有全美金融业资产的10%，到了2008年该数据上升至60%。全球的情况亦是如此。2009年全球十大银行拥有全球银行资产的70%，而这一数据在2006年仅为59%。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利润增长额的80%归功于金融部门（只代表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非金融公司部门的总价值在第三季度则有所下降，在第四季度依旧如此。消费者对其支出进行控制，投资也仍然疲弱[4]。垄断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债务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消费的透支，是对吸收剩余力量的提前释放。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成为对抗过剩的重要法宝。
二、金融危机与“时间—空间修复”的局限性
一个接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得以开启，剩余资本得到了暂时性的吸收。但是，“时间—空间修复”既包含着发展的内在契机，也隐伏着毁灭性惩罚的潜在危险。金融危机是“时间—空间修复”的起因，危机的出现刺激了修复手段的多样化；金融危机也是“时间—空间修复”的结果，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性金融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特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表现体现了“时间—空间修复”的局限性。
“时间修复”在缓和过度积累的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资本的过度积累，从而成为危机发生的导因。从时间延迟的修复方法来看，如果在长期资本项目或支出方面过度投资，或者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价值补偿，将会导致资本贬值，从而出现危机。房地产市场作为长期投资的项目之一经常成为危机发生的。例如，1973年至1975年危机的起点是世界范围内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其起点是土地、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领域内投机泡沫的破裂，从而使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灾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起点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英国自2001年所有其他经济部门都开始陷入低迷，而房地产市场和建设领域则出现持续投机；美国最大的两家非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破产。
从时间提前的修复方法来看，债务经济滋生了没有物质后盾的“虚拟金融资本”，其中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货币仅仅是被用来通过在商品期货、币值、债务和其他类似领域的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货币的工具。当数额庞大的资本被用于这一目的以后，开放的资本市场就会变成投机活动的工具，泡沫破灭之后危机现形。这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在于，积累的过程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投资和经济增长。信用的扩大使得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分期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服务、家庭资产贷款或者其他种类的信用，这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收入约束的软化以及他们购买能力的增强。因此，就对APC（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来看，信用的扩大相当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它使得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消费，APC会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问题在于借贷消费究竟具有多大的持续性。借债消费的决定意味着放弃将来的一部分收入以偿还债务，这又会对未来的消费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居民消费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从1975年的62%上升到2005年的127.2%，增长了两倍多[5]。2005年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00%，这表明即使不追加任何新的消费，消费债务就已经超出了可支配收入能够支付的范围。如果继续借债，以债偿债，那么消费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作为“空间修复”主要手段的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典型的帝国行为。空间中的垄断性竞争带来了非对称性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以及将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美国将美国式的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向贫穷国家进行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作为接受援助的回报，这些国家必须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制度安排，由此而被迫将自己置于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超级力量的摆布之下。将最贫穷的国家拉入资本循环体系，使其成为剩余资本的“接收器”，很多国家都由此陷入了“债务陷阱”。那些接收国将不得不因资本贬值而付出代价，而那些债权国则会避免资本贬值的损害。于是，债权国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恶果在一定程度上由接收国承担，金融危机转化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1979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偿还了高达7.673千亿美元的外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在同一时期内，它们的债务从1980年的6.18千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15万亿美元[6]。世界的两极分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182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是非洲的3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为13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克（Branco Milanovic）在进行了一项覆盖全世界的家庭收入调查后指出：“世界上最富的1%的人相当于最穷的57%的人的总收入。1988年最富的5%的人的平均
收入是最穷的5%的人的78倍，到1993年则扩大到114倍。最穷的5%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其真实收入下降了25%，而最富的20%的人的真实收入则增长了12%，是世界平均工资的两倍多。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来自于一国内部不平等的扩大与国家间不平等的扩大。富国越来越富裕，而穷国越来越贫穷。”米兰诺维克依据不同的汇率标准计算出了世界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66与0.8之间[7]。从地缘政治上讲，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殖民地，但是借助于金融资本的输出和扩张形成了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这是造成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因此，“空间修复”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国际竞争正呈现出越来越猛烈的态势，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并可能引发各个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在经济手段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必然诉诸于武力和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时间是帝国主义自己孵化出来的毒蛇。
“全球化”这个术语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空间修复”是资本主义转移国内危机的一种做法，但其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日益缩小。一方面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所造成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是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过度积累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全球。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8] 273。在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于是当全球化的资本生产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的形成速度，而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率赶不上产品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资本的全球化将私有资本的内部矛盾引向世界，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向深入，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展、充分展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
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导致全球垄断资本的联合，从而使得资本更加高度集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一系列“时间—空间修复”战略的影响之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与加深。
首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国际垄断资本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全球消费市场相对过剩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贫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危机频繁发作。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经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阻碍都会破坏整个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内对抗性分配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不断把消费挤压在一个与生产不相适应的狭小范围内，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国际垄断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向世界各个角落无限扩大的特点，空间修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生产的扩大要求消费也相应扩大。但是，南北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全球范围内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症结之一。早在1965年至1973年间，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加剧了初现端倪的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从而也把七国集团从长期的经济繁荣期推向了经济衰退期。剩余价值量与资本存量相比有所减少，导致了投资和就业的削减，因此，生产率和工资率也都下降了。这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长期下降。由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利润率持续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仍然处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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