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更应关注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次高的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全球危机步入“ 新常态”
正在展开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其程度之深，堪比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我们就会看到，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时间跨度近20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而且，同过去不同，其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
不待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如此。在拉美地区，经历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顿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现在方兴未艾。非洲地区也很突出，自从民族独立之后，那里的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增长，而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长令世人瞩目。
然而，危机之前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也带来了一些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有些人以为如今世界这么美好，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以至于有“历史终结”的妄言。
历史并未因人们对其误读而改变自己的轨迹。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了6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象。做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市场纪律松懈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显著者。
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
危机，等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5~10年后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恢复到正常轨道，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这一判断在国际社会上可以到诸多印证。例如，2013年2月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也就是说，如果各国宏观政策不能回归稳定、私人去杠杆化进程未能最终完成、财政悬崖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决定性缓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复、各国间的国际收支不能重归均衡，危机就将仍然继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我们应当学会在这种新形势下生活。
二、新的“货币战争”已然开始
危机既然在持续，各国间为争夺最好的恢复条件的明争暗斗自然盛行。在此情势下，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量”和“价”两个角度，清楚地观察到它的产生和发展。
就“量”而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几乎都在印钞票“放水”：美联储4次数量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兑美元汇价下降7%，兑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四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M2走势重攀高位并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是，为了解救危机的燃眉之急，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恶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不过是采用了新的形式，换了新的借口而已。
就“价”而言，在各国竞相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各主要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也变动不居，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趋势。汇率变动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三、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认真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
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
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巨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
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 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 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 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 0的水平，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位，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的经
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不仅不可怕，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五、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应对危机手段之捉襟见肘，使得在20世纪后20年已被视为敝履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卷土重来，货币扩张几乎是各国宏观政策的不二选择。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它在防范危机恶化，从而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方面，确有明显效果，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着眼于短期，其药方的疗效或属引鸩止渴，或属麻醉缓释，并不能从根本上救助因长期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大危机。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