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这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诉说了一位青年对生活满怀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的人生际遇。该信引发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半年之久，轰动全国。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如今，近40年过去了，“潘晓”已然在平凡的生活中到了人生的意义。
黄晓菊的母亲是北京人，年轻时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到包头去开拖拉机，后来和一位军人结婚留在了包头。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出生时条件很艰苦，她从小身体就很弱。为了加强营养，一岁时黄晓菊被送到了北京的外祖父家。
1972年，黄晓菊初中毕业。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免修体育，她没有资格上高中，也不能去插队。在家待业的两年间，黄晓菊整日为前途担忧。后来，一位同学的妈妈建议她向组织上寻求帮助，1974年，她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干了七八年后，她有了新烦恼：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和机器打交道吗？
为了排解精神上的苦闷，黄晓菊读了很多书，有《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简？爱》《红与黑》等。“我在书中到了共鸣，原来书里的主人公也有和我一样的苦闷。”《简？爱》中的女主角对命运的不妥协和对自我的勇敢探索，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黄晓菊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1978年，黄晓菊参加了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培训班。“我记得有一节课的主题是‘德才学识与真善美’，李燕杰老师把‘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才学识’；‘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没有真，哪儿来的善和美。他很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引导别人，这对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她采访了诗人艾青，采访文章发表在《艺苑蓓蕾》上。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诉说青年人生苦恼的来信，于是，他们决定发起一场青年人生观的大讨论。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深入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召
开座谈会。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推荐下，黄晓菊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中国青年》的编辑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请她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最后发表在杂志上的那封信，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黄晓菊的稿子，同时糅进了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发表时，编辑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了“潘晓”这个笔名。这封信于5月1日刊发，半年内，编辑部收到了6万多封读者来信。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中，黄晓菊一夜成名：有人堵在工厂门口要跟她“谈理想、谈人生”；还有人邀请她去作报告，有一些人还与她成为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位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门事件女主角 但成名也让黄晓菊在工厂的处境变得艰难，之后，她被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在她眼里，这样的岗位与“到一个读书人多的地方”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于是，她又“不安分”了。接着，她应聘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员。为单位订阅杂志时，她想到社科院是研究“人”的单位，便在专业杂志之外又选择了一些“有人味的”，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等。可是在单位机制改革时她却遭遇停聘，“罪状”之一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自己喜欢的杂志”。“停聘就停聘，”黃晓菊想，“年纪轻轻难道还怕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吗？
”于是，她拿着3个月的工资回家了。但在丈夫眼里，所谓“与众不同”的“潘晓”和其他妇女并没什么区别。失业的煎熬，加上二人之间的诸多分歧，他们选择了离婚。
1988年离开社科院后，黄晓菊反复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她想摆脱“潘晓”的标签，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她把孩子托付给姨妈，跑到海南工作。她在一家报社到了工作，但要整天低声下气地拉广告，她无法忍受，于是决定去深圳碰碰运气。
那时候，黄晓菊已经30多岁，不会用电脑，英语也不好，工作时四处碰壁。深圳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不管你资历如何，都要从头开始。就在黄晓菊想要放弃的时候，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家政工作。雇主是一位日本人，说是需要一个普通话好、有一定文化的人，专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可去了之后黄晓菊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得干。日本人要跪着擦地板，黄晓菊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雇主的妻子索荣花就手把手地教她。黄晓菊本来就有关节炎，擦地时双膝跪得生疼。她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源于索荣花对她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她们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深圳之行让她从备受瞩目的“潘晓”做回了尘世中的黄晓菊，也让她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它不是空洞的想象，不是别人预设的形象，而是在“泥与土”中生存，真正
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完美，靠劳动赚取自己和家人的“面包”。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是她最大的收获。
在深圳工作两年之后，黄晓菊不想再错过孩子的成长，于是她回到了北京。1993年，黄晓菊做起了服装生意。她在纸上画好衣服款式，交给裁缝做出样衣，再到木樨园进行批量加工。因为不善于跟商场负责人拉关系，黄晓菊经常被撵到最不好的摊位。她说：“我的服装有很强的时尚感，3年前做的服装，3年后仍然能卖得出去。生意没做那么大，是因为我的心思一直在生意之外，想挣点钱踏踏实实养孩子，然后赶紧做我喜欢的事情去。”
黄晓菊单匹马闯荡了十几年，后来，各大品牌服装全面进驻商场，个体户都被挤了出去。黄晓菊又租了一个门面开专卖店，但由于受到网络购物的冲击，生意很难做。之后房东和别人签订了10年的合同，她不得不结束了生意。50岁时，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黄晓菊通过自己的奋斗养大了孩子，还把外祖父居住的老宅子也买了下来。说起做生意，她自认为是个有能力的人：“我很善于跟顾客沟通，但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我喜欢一个顾客，会跟他聊上半天，东西卖不卖出去都无所谓。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不亲和的，有时碰到很挑剔的顾客，我忍受不了便会跟顾客吵起来。我挺明白姜文的那句‘站着把钱
挣了’。跪着能挣100，站着只能挣60，但我不愿意受那40块钱的气，我只站着挣钱。”
退休后，黄晓菊不用再为生计奔波，那些年在谋生压力下变得模糊的文学梦又逐渐清晰起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下来。”尽管在“潘晓”来信中黄晓菊已经显露出一定的写作才华，但经历了年轻时的意外成名，又遭遇了一系列的生活波折，她一直刻意回避与之相关的事。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黄晓菊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她加入了一家拍文艺片的电影公司。
黄晓菊说：“我对电影的热爱由来已久。当年开服装店时，我宁肯损失每天近千元的租金，也要去电影资料馆看电影节展演。我认为，拍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挖掘生活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深入挖掘人性……我希望能在电影中实现我的文学梦！
多年后，回想起80年代那场人生观大讨论，黄晓菊感慨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历史环境下的思想产物，它的价值是撼动了当时被长期禁锢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呼吁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认识人生。但今天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再是主观和客观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包容、互为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
态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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