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乐舞是一种社会存在，具有社会特征，折射社会风貌。当“乐”和“礼”结合，互为表里。一个时代的礼乐体系直接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都可以通过乐舞来反映。
1、乐舞是国家礼乐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从很早开始中国的乐舞就和“礼”这个抽象的概念结合。在殷商时期礼乐一体，礼即是乐，乐即是礼1。在祭祀活动中，乐舞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一种进献、取悦神灵的礼物2。在礼仪活动中，乐舞是礼义的传达者，礼乐教化的载体。
汉王朝全面实践了构筑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就国家礼乐而言，乐舞是国家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成分。乐舞与祭祀、礼仪程序是典仪活动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和礼仪程序要通过乐舞展开。因此，汉代国家典仪用乐研究有利于研究国家祭祀、礼仪程序。
乐舞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汉惠帝命令叔孙通立宗庙礼仪，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3。汉武帝建设国家郊祀体系，“作十九章之歌”4。王莽元始改制，改革国家郊祀祭祀方式和用乐制度，“《周官》天墬之祀，乐有别有合。”5将祭祀用乐一分为二。东汉时期，国家礼乐制度建设开始于光武帝。《后汉书·光武帝
纪下》记载“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光武帝初创了郊庙乐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制定宗庙用乐6。另外汉章帝还整理了食举乐体系7。纵观两汉，国家礼仪制度建设重要内容之一是礼乐建设。因此，乐舞可以反映出国家礼仪制度的变迁。
乐舞体现国家礼乐思想。汉代在周礼和秦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乐体系逐步体现出皇权至上的思想。汉高祖、汉惠帝时代建立了以“孝”为主的社会道德准则；汉武帝时代建立起以泰一为至高神的社
1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汉书·礼乐志》。
4《汉书·礼乐志》。
5《汉书·郊祀志》。
6《续汉书·祭祀志》注引《东观书》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功名。”；《
后汉书·章帝纪》“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间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制曰：‘可。’”。7《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言“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
会信仰系统；西汉中后期的复古思潮乃至东汉国家礼乐体系的建立，汉代逐渐构筑起以维护皇权为终极目的的国家礼乐。而这些礼乐思想的构筑要通过具体乐舞篇章来阐释，也要通过乐舞来体现和传达。
2、乐舞是汉代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
乐舞是人们常用的娱乐手段。春秋时期的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是当时娱乐乐舞代表。汉代乐舞延续了先秦乐舞娱乐特征。从汉代画像石，我们了解到汉代乐舞百戏是人们日常生活主要娱乐手段之一，乐舞艺术空前繁荣。汉代尚乐之风兴盛，产生了诸如李延年等著名音乐家和长袖舞等著名乐舞艺术样式，积累了大量乐舞技术和理论。而这些艺术积淀或通过国家礼乐或通过具体乐舞活动反作用于社会审美观念。
汉代民间歌谣秉承先秦民歌写实风格，反映世风。因此，民间歌谣是了解汉代社会现实一个有效途径。由于民间乐舞兴盛，汉代国家礼乐建设多借助民间乐舞元素。对民间乐舞的收集是汉代乐府机构一项重要职能。
乐舞作用于汉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影响社会审美意识，反映社会现实。由此可见，乐舞是汉代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乐舞必然带有汉代社会特征。因此对汉代社会风俗的研究，乐舞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3、汉代乐舞研究是中国乐舞史研究的一部分
汉代出现的乐舞艺术高潮不是凌空出世，是建立在前代乐舞艺术的积累之上。汉代舞蹈明显带有战国楚地舞特征。从战国发展而来的百戏和角抵到了汉代迅猛发展，成为社会最主要的娱乐形式。而百戏中存在类似杂技的艺术形式已经十分成熟。现在我们熟悉的杂技技术在汉代画像石中都有体现。此外，汉代的傩戏被视为中国戏剧形式的源头。汉代乐舞艺术较为全面的开启了后世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汉代出现乐舞艺术高峰成为唐歌盛舞顶峰的基石。汉代乐舞是中国乐舞发展一个重要时期。
汉代乐舞与礼的结合也是中国礼乐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是中国早期皇权专制王朝之一，其礼乐制度影响了后世。举例来说，汉代建立的宗庙祭祀程序和乐歌形制一直被后世奉为典范。而且魏、晋直至南北朝的国家礼乐篇章依然依据汉代礼乐篇章改编而成。因此，汉代礼乐制度的研究可以很好的说明后代礼乐制度沿革。
二、研究现状
汉代乐舞是学界研究了很长时间的课题。很多学者致力此方向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这些研究也成为本文研究的理论积累。
1、汉代舞研究概述
汉代舞研究由于受到研究对象自身特性限制，一直根植于传世文献史料记载。随着汉代画像石的出土，人们看到具体舞姿影像，研究视角随之扩展。近二十年间，汉代舞专向研究多集中以汉画像石为研究基础。
但在汉代舞通史研究领域，研究者一般采取传世文献和画像石并重的研究思路。景琛、野峰的《历代舞姿图》1使用图画复原各时期舞蹈特征，其中包括对汉代舞蹈的描写。画像体现了舞蹈瞬间舞姿的凝结。通过历时角度，形象描述了中国舞蹈各时期主要舞姿特征的延传和发展。通过此篇文章，我们清楚看到汉代舞蹈在中国舞蹈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以及汉代舞姿特征的来源。《历代舞姿图》只选取体现各时期主要舞姿特征的舞蹈图像，不是全面描写，不涉及舞蹈种类、舞蹈形制等问题。对各时期舞蹈种类进行全面研究的有王克芬、苏祖谦《中国舞蹈史》2，何志浩《中国舞蹈史》3，彭松《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舞蹈》4等。王克芬、苏祖谦《中国舞蹈发展史》简述了中国舞蹈发展的历史，对各时期舞蹈进行历史性描述，内容涉及舞蹈种类、舞姿特征、舞蹈艺术类型等。这本书的研究虽然依据传世文献和画像石，但缺少画像石形象说明。这本书对汉代舞蹈种类的划分采用传统划分原则，分为雅舞、杂舞两大类。
雅舞包括祭祀用舞、礼仪用舞、宫廷正式宴享用舞；杂舞主要是指《宋书·乐志》记载的四舞和角抵百戏。《中国舞蹈发展史》对各舞种的来源有所描述，比如此书认为汉代四舞皆来源周代舞蹈。对舞蹈舞姿的描述，此书仅停留在传世文献的记载，没有进一步阐释舞蹈形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级袁禾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宫廷舞蹈》比较详细研究了历代宫廷舞蹈的使用情况。这篇博士论文详细探究了宫廷文化性质的政教性、宗教性、兼容性、集粹性、享乐性；宫廷舞形式特征的威仪性、装饰性、写实性、规范性、综合性。袁禾的博士论文从多种角度综合阐述了宫廷舞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汉代宫廷舞。此外论文还总结了汉代宫廷舞的审美形态：羽毛从风的轻、美目盼兮的眼、风弄春柳的腰、曳青拖紫的袖、龙蛇蜿蜒的线和转似回波的圆。
综合来说，通史性研究的视角并没局限在汉代，而是将汉代舞放置在中国舞蹈发展进程中，一方面描述出历代舞蹈特点，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汉代舞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中的位置和作用。无论是从舞姿的研究，还是从舞种的研究，我们清楚看到汉代舞蹈对汉以前舞蹈艺术的
1景琛、野峰《历代舞姿图》，《舞蹈艺术（丛刊）》第二、三辑（秦汉）；《舞蹈》1962年第1、2、4、5、6期。
舞蹈的类型2王克芬、苏祖谦《中国舞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3何志浩《中国舞蹈史》，中国民俗学会、国立北京大学《民俗藂书》第九辑，1961年。
4《中国古代舞蹈史讲座》，《舞蹈艺术》（1980年-1982年）第四辑。
总结和继承。同时这种历时性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脉络。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只是纵向描述，没有横向阐释，不涉及汉代舞的形制、用途说明。
在汉代，宗庙祭祀是国家最重要祭祀之一，而《汉书·礼乐志》对西汉宗庙祭祀用舞记载简略。因此，虽然宗庙舞是汉代舞蹈重要内容之一，但后世学者多因其史料局限而止步。现代学者有胡红波《西汉宗庙乐舞考述》、1台静农《两汉宗庙舞考》2对汉代宗庙舞进行综述，但可惜此二篇文章均发表于台湾，未能在大陆广为传播。笔者未见二篇文章，故不可妄言。王柏中《汉代皇帝宗庙祭祀乐舞制度考述》3对宗庙祭祀乐舞体制进行描述。此篇文章有两个观点值得借鉴。第一，认为《汉书·礼乐志》记载的“登歌”不是乐歌名称，而是表演形式，并且此处演唱的是《安世乐》。文章的这一论断比较可信，但没有阐释理由。第二，将宗庙祭祀用舞区分为通用舞和特有舞。文章认为《文始》、《五行》、《四时》通行于各庙，而《武德》、《昭德》、《盛德》等舞使用在特定皇帝庙中，根据使用范围不同，两组舞应区别。本文采用了这两个观点。
《巾舞》是汉代著名舞之一，魏晋时期更名为《公莫舞》。由于此舞是汉代唯一流传下歌辞的舞蹈，此舞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焦点。杨公骥、姚晓鸥、逯钦立、田倩君、叶桂桐等人对《公莫舞》进行细致研究4。对《公莫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歌词的研究。《公莫舞》歌词保留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
集》卷五十四中。由于此歌词没有标点且声辞杂写，很长时间以来不可通读。近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在《中国诗史》中认为此歌辞不可解，推测或许是写游牧生活的歌诗。逯钦立先生认为此歌辞是西汉人形容寡妇之诗。而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则因为此歌词声辞杂写而略之不论。后来杨公骥先生首发其轫，指出歌辞中“杂有动作的记号”5，并依据此对歌词进行标点，“将歌辞、和声、舞蹈动作、脚名称分别开来”。他的学生姚晓鸥先生在老师研究基础之上对《公莫舞》歌词再次进行细致研究，更正了杨先生句读不当之处。姚先生研究的成果在于对歌
1胡红波《西汉宗庙乐舞考述》，《成功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台静农《两汉宗庙舞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期。
3王柏中《汉代皇帝宗庙祭祀乐舞制度考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7年第1期。
4杨公骥《西汉歌舞剧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37辑；杨公骥《汉
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光明日报》1950年7月19日；姚晓鸥《〈巾舞歌辞〉校释》，《文献》1998年第4期；逯钦立《汉诗别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册；田倩君《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大陆杂志》1948年第11期；叶桂桐《汉<；巾舞>研究》，《文史》第39期。
5《西汉歌舞剧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37辑，第38页。
词中舞蹈动作的细致分析（见本文第八章第二节）。《公莫舞》歌词的破解，解决了一个近千年的谜案，同时为汉代《巾舞》复原提供依据。对歌词舞蹈记号的说明，为汉代舞姿研究提供新资料。另外，《公莫舞》歌词中出现舞蹈动作记号，也说明汉代已经出现成熟的舞谱。《公莫舞》歌词破译的贡献，还在于说明汉代已经出现大型的、分角的、固定的舞蹈。
汉代舞蹈艺术成就最主要体现者是民间舞蹈。依据画像石，结合文献记载，学者总结出汉代舞蹈特征有折腰、长袖、踏物、执物等。根据这些特征，可知汉舞深受楚舞影响；长袖则是战国舞蹈普遍特征。汉代画像石中大量乐舞百戏场面真实再现了汉代社会尚乐风俗和乐舞艺术。近几十年来对画像石中舞蹈的研究逐渐成为热潮1。汉画像石舞蹈研究有通论性研究，也有专项研究。结合画像石形象的特点，这些研究突出各舞种舞姿特点和形制，弥补文献记载的缺陷。
还应该提到萧亢达先生所著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2。在这部著作中萧先生从画像石和史料两方面入手全面研究了汉代乐舞和百戏的种类、技艺、特征等。此外，萧先生还研究了乐人、舞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及汉代社会乐舞艺术教育、传播等诸问题。萧先生结合画像石对汉代各舞蹈种类和百戏的姿态、性质、表演人员身份等进行细致描述。对画像石出现乐器的地理分布有一定描述。可以说，萧先生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是一部研究汉代民间乐舞艺术的集大成者。
2、汉代乐研究概述
近年来对汉代乐的研究，学者多是从乐品、音律、乐曲考证等方面入手。对乐品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乐府诗集》乐品分类；对音律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出土文物进行实际测量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乐曲考证基本集中在《安世乐》、《郊祀歌十九章》、《铙歌十八曲》等几组曲上，多是分析词义，考证作者和创作年代。
《安世乐》是汉代国家礼乐中一组重要乐歌，《汉书·礼乐志》记载了此组乐歌歌词。学术界对《安世乐》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综合而言，《安世乐》研究焦点有两个。第一，《安世乐》的功能。《宋书·乐志》记载魏时人认为《安世乐》“歌后妃之德”。陆侃如、
1牛耕《汉代画像中的音乐神研究》，《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王仲殊《沂南石刻画像
中的七盘舞》，《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于豪亮《祭祀灵星的舞蹈的画像砖说明》，《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刘文峰《从南阳石刻画像看汉代的乐舞百戏》，《河南戏剧》1983年第4期；赵建中《浅谈南阳汉画像石中的角抵戏》，《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吴的德《漫谈南阳汉画像石中的角抵戏》，《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2期；苏严《长袖婆娑舞汉天——从考古出土实物谈汉代长袖舞》，《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苏丹《从汉画看汉代女乐舞蹈的形态特征》，《南都学坛（哲社版）》2001年第4期。
2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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