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历程谈起，从“黎锦晖模式”到“西北风”，再到今天的“中国风”，探寻了通俗音乐民族化发展的轨迹，并提出中国通俗音乐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并在发展中加固民族情节。
关键词：中国 通俗音乐 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闪耀于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之中，在中国的通俗音乐中也焕发着自己的光彩。通俗音乐最早来源于西方，意为“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动感的节奏、声情并茂的演唱满足了大众宣泄情感的需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识，受到了人们的强烈喜爱。在通俗音乐中加入民族元素，使通俗音乐民族化，使我们产生文化的认同感，加固我们的民族情节。
一 丢不掉的中国情
通俗音乐在中国的民族化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黎锦晖模式”为代表的民族化的萌芽；二是80年代末以“西北风”为主的通俗民族化音乐的发展；三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风”的兴起。
1 “微微风，细细吹，吹皱了平湖秋水”
这是黎锦晖《微微风》中的歌词。战争以后，上海商埠被迫打开，西洋文化大肆涌入，并自上而下渗透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方面存留有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也就是在这样多元的、包容的文化背景下，以爵士乐为代表的西洋音乐流入，进入上海人民的视野，并因其出场的随意性和音乐的亲和力受到人们的喜爱。爵士乐的风行标志着西洋音乐在我国的生存，通俗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纳，我国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就此解揭开了帷幕。
中国风歌词黎锦晖被认为是中国通俗音乐的创始人，“黎锦晖模式”也是对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最初探索。他不仅创作了国内首批通俗歌曲，传播了自己的专辑，组建了团队，并培养了许多通俗音乐的创作家和演唱家，使通俗音乐在中国生根发芽。当时国人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西方音乐也几乎全盘接受，以西乐为正宗，学校所教的歌曲除了一部分是外国流
行歌曲外，其他多半也是用外来曲调填词、西方化了的乐歌，而唱中国歌曲则会遭人笑话。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黎锦晖对此感慨不已，在这种压力下，开始了通俗歌曲民族化创作。20年代后期，《木兰辞》《毛毛雨》《人面桃花》《落花流水》《微微风》等带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相继问世，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创立的“明月歌舞社”和“大中华歌舞团”成就了大批明星，这些创作家有意识地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国乐创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
继黎锦晖之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陈歌辛自觉担当了对通俗音乐民族化的使命，他创作了许多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传唱度较高的有《玫瑰玫瑰我爱你》《秋的怀念》《蔷薇处处开》《苏州河边》《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御香缥缈》。与黎锦晖类似，陈歌辛从小就博览书，并接触了大量民间乐器，现代派音乐使他心向往之，又受外籍教师的影响，使他的音乐具有中西交融的特点。他的歌曲极富韵味，歌词诗意盎然，简洁凝练，词浅意深、寄托悠远，对音乐结构的独特把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情至性的意境美，堪称词曲双绝。成为中国歌坛上的“歌仙”。
2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黎锦晖模式”之后，受国内战争和“”的影响，大陆乐坛一片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俗音乐迅速爆发起了一场“西北风”。“西北风”一词来源于陈哲创作的《黄土高坡》中的歌词：“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带有北方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多数取材于北方民间，在旋律上也大多采用陕北民歌的音调，伴奏中采用北方民族乐器，风格粗犷豪迈；在歌词上，“西北风”不再以爱情为主，而是充分展现对家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在演唱方式上，则用“喊唱”对抗港台地区的“吟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寻根，乡土的情怀。代表作品有谢承强的《信天游》，陈哲的《黄土高坡》，张小夫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李黎夫的《我心中的太阳》，徐沛东和孟广征的《我热恋的故乡》，伍嘉冀与张萍的《心愿》，崔健的《一无所有》等。
“西北风”是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俗音乐民族化创作风潮，这样的风潮尽管没有从根本上促使音乐民族化占据华语乐坛的主流，但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情节。1989年以后，“西北风”势力渐弱，但是有关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创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电视剧《渴望》之后掀起的“新西北风”作品《篱笆墙的影子》《好人一生平安》和《苦乐年华》；东北秧歌《大中华》；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新疆少数名族的歌曲《楼兰姑娘》；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等。
这一时期的歌曲对于民族化创作的技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为21世纪出现的“中国风”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
3 “天青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进入21世纪之后，以陶喆、周杰伦、王力宏为代表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自觉地在自己的歌曲中融进中国元素和传统文化，并采用笛子、古筝、二胡等带有浓浓中国韵味的传统乐器，这种风格被命名为“中国风”。中国通俗音乐实现了在歌词、曲调以及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进一步民族化。对于“中国风”的定义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是“三古三新”，“三古”指的是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即歌词借鉴或模仿古代诗词形式，内容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旋律中国戏曲中汲取营养。“三新”指的是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即在演唱中融入西方唱法，在编曲的配器中加入中国传统乐器，在作品的包装中添加具有民族特的东西。总之，歌曲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或能够营造出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人产生民族审美共鸣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国风”。
“中国风”的歌曲继承了一种古诗词、古文化中的悠远、含蓄、凄美的意境。以方文山词和周杰伦曲组成的“中国风”歌曲为例。“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
（《东风破》）营造了一种天涯浪子思乡念恋人的氛围。“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等待苍老了谁”（《发如雪》）抒发了一种古典文化中的离别和执着等待的凄楚。“天青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翠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青花瓷》）同样塑造了这种为爱等待的痴情，这等待却充满“伤而不淫”的婉约典雅的美丽。“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千里之外》）流露出对于前途命运的无法把握，为爱等候的信念却至死不渝。“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兰亭序》）中一再渲染的还是千年不变、千年不老的等待。“如你默认，生死枯等，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烟花易冷》）感人至深的依然是等待，哪怕是明知无果的等待！这等待穿越千年，来到“中国风”创作歌手的笔下，配以中国传统乐器的曲调，感动了无数的国人，重新唤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一片民族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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