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事史学着陈峰在《宋代军政研究》一书中写到：“宋真宗即位初期，继承了以往的御辽战略思想和军事部署。但面对自宋太宗后期以来辽军不时的南进，却一筹莫展，唯有被动应战。可以说，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新中国宋代军事史研究学者大多水平不高，对宋代军事认识很肤浅，“传统”谬论影响甚深。“弱宋”！宋朝军事软弱，是崭新中国编造的一谎言！
现代的许多书籍有个极其奇怪而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掩饰宋朝军队的辉煌成就与胜利战果。过分强调放大宋代军事的失败之处，而对宋的军事成就往往选择性失明，对宋之前的中国对外战史也交代不明。淡化失败与时常被异族侵扰凌辱的历史。
不在多说历史的大环境，“澶渊之盟”长期被否定，甚至被渲染成为“屈辱”的城下之盟。这些观点都是对中国历史认识肤浅所致，以往学者探讨“澶渊之盟”，往往只对“澶渊之盟”之时的历史进行分析，没有对“澶渊之盟”之前的史料做过多的关注与研究。所以难以阐述“澶渊之盟”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
今天主要讲宋真宗导演了“澶渊之盟” ，许多人讲“澶渊之盟”把主动、积极、英勇的宋真宗，完全塑造成被动、消极、懦弱的宋真宗。宋辽战争的大势，大战基本上是胜负各半，宋略占优， 双方军事实力势均力敌。辽有马匹优势，宋有国力优势，持久消耗战明显对辽不利。
自宋真宗咸平到景德年间平均每两年就与辽国发生一次大战，这期间辽军四次大规模南下，宋二胜一负一平。宋虽占优，能成功抵制辽国的进攻，但始终难以解决辽国的侵扰与威胁。宋辽两国的军事实力不分上下，谁都没有绝对的实力。这样长期的消耗下去，对两国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对双方而言战而没有把握与能力胜，战更是难以在战争中捞得好处，而且付出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害处极多。继续战争对双方来说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停止这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争斗状态，迎来和平，难以避免的摆在了宋、辽两国决策层面前。
宋真宗即位后极其勤政，史载：“帝自继位，每旦前御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校阅军士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仁厚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率以为常。”虽然宋自建立时常与辽国发生大战，但这些战争都发生在辽境及河北边境，对广大的大部分宋朝人来说，宋朝实际已经是承平日久，大部分人民已经远离战乱之苦，宋朝国力蒸蒸日上。
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到
京城北郊观看农民种地，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都人望见乘舆，忭跃称万岁。”四十多年难得的和平时光对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姓们来说自然会由衷的从心里发出感谢之情。宰相吕蒙正看见欢呼的人不禁说道：“车驾游幸，百姓欢呼如此，物情不可强致，盖陛下临御五年，务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悦。”宋真宗
答道：“下民但不扰之，自然快乐。”吕蒙正又说：“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时和年丰，即为上瑞。”宋真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朕以边事未宁，劳民供馈，盖不获已也，苟能选将练兵，驱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 ” 河北人民难以安居乐业久受战乱之苦的问题已成为宋真宗的一块心病。“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成兵增倍”，一直令真宗闷闷不乐。注意“选将练兵，驱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 ” 这就是宋真宗要解决这个心病的策略。
宋真宗早已经明确了就是要痛击强敌，让其屈服，即“以战迫和”。太宗去世后，真宗即位，宰相吕端曾劝真宗通过把太宗去世的消息向邻国辽朝告哀的方式传达与辽和好之意，后来何承矩又向真宗进言通过向辽朝的边臣转达宋朝和好之意。但都被宋真宗断然拒绝。为什么拒绝？因为真宗认为和谈时机没到，不能硬要和好。真宗对着大臣们又说了心里话：“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
宋真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强烈的认识到和平的前提是必需击败强敌，一味和平示好是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的。辽国是一个成熟的封建大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面对的强国，远不是匈奴、突厥这样的松散部落，而且把中国历代的流传的皇室宝物及典籍掠夺到自己手里，这些历史与屈辱都被刻意淡化了。
打败辽国当是许多中国政治家及统治者的梦想，辽国一直侵占了中国领土燕云十六州，收回这些失地也是许多中国政治家及统治者的愿望。这个人就包括宋太宗，但辽国的军事实力又岂是能轻易打败的
，
宋太祖明白这个道理，宋太宗就冒险了！冒险轻进的结果是失败，也唤醒了辽国的斗志，与无尽的报复与侵扰。
宋真宗第一次亲征 ，“澶渊之盟”之前宋真宗早已经御驾亲征过。宋真宗亲征不仅是真宗自己的心愿也是许多大臣及士人的心愿 。史载：“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于中军，枢密使王显、副使宋湜分押后阵，横亘数十里。”右司谏孙何言：“陛下攄人神之愤怒，悯河朔之生灵，爰御六师，亲幸澶、魏，天声一振，敌骑四逃。”
这次亲征的结果是契丹逃避，以胜利告终，此次亲征根本无法达到宋真宗的目的，宋真宗并未实现痛击契丹，让其屈服，“使不敢侵掠”的效果。
宋真宗在等待时机与辽军主力来一场大战，以实现“以战迫和”的意愿。随着太祖、太宗两代皇帝开明政策的贯彻，中国休养生息各方面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国力争争日上，契丹人十分恐惧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毕竟是大国，人口、城市各个方面都绝对占优，如宋、辽两方同样损失10万士兵，对宋朝的影响远不如对辽国影响大。宋朝的恢复能力远强于辽国。这样消耗下去对辽国更不利。辽方和谈之意日渐迫切。
咸平六年（1003），望都之战，真宗心腹爱将王继忠被俘更加坚定了真宗再次亲征完成痛击强敌的决心。宋真宗再次强调：“今外敌岁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边民横被杀伤，骨肉离异，
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以必行也。” 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未死还被辽国重用，并派人带了他的弓箭去到石普，传达辽国和平信息，约定议和。
“继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许。”毕士安等大臣进言：“近岁契丹归款者，皆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毕士安等人认为契丹求和是很有诚意的，也是可信的，劝真宗考虑许和。
宋真宗明确拒绝道：“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觽，躬行讨击耳。”
宋真宗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与辽国和谈。因为他要等待时机，实现战而胜之，使辽国畏服，为和谈增加砝码，战据主动地位，这样才能使友好得以长久。
“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未完成威，怎能予德？轻易许和，不能制服契丹的犷悍之性，不能使契丹为心服，这样的和谈必然不能长久。
宋真宗的第二次亲征——澶渊之盟
沈括《梦溪笔谈》：“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沈括这
则记载除了时间有错误，澶渊之盟发生在景德初而不是景德中。独寇准赞成真宗之亲征意愿也是错误的。但沈括提出真宗提出亲征是正确的。
宋真宗终于等来实现他梦想愿望的时机，《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1004）九月丁酉（十六日）条记载：“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
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 ’”这则记载明确说明宋真宗是“澶渊之盟”亲征的发起者。
《宋会要?兵志》记载：“景德元年九月，帝谓辅臣曰：‘国家重兵多在河北，不乘此时决胜，则边防之忧未已。朕決策親征，卿等共議何時可行？’宰臣毕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必立功效。如欲亲征，宜驻澶渊，就便处事。然城郭非广，兵难久聚，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深图。’寇准曰：‘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州，进发之期，不可稽缓。’知枢密院王继英等曰：‘犬戎举国入寇，朝延必期决胜。所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路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将来驻跸，不可更越澶州，庶不亏慎重。所议进发，尤宜缓图。若速至彼，势难久留。’乃诏士安等各述所见，具状以闻，而帝决意亲征。”
这是很重要的一手史料，大家仔细看看。《宋会要》原是由宋代官方特设的“会要所”，由宋代数朝史官们收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修撰的，全书二千二百余卷，是最原始最宝贵的一手史料。虽原书久佚，但现
存的《宋会要》是清代史学家徐松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辑录而成，所以史学价值极高，等同于原始史料。现代许多学者研究澶渊之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最重要一手珍贵史料视若无睹，而偏偏对一些漏洞百出的野史两眼放光充满虔诚。
《宋史·真宗本纪》明确记载：“丁酉，召宰相议亲征。”《宋史·真宗本纪》虽然是元人所编撰：但其《宋史·真宗本纪》接来自于当时宋朝史官修纂的《国史·本纪》、《真宗实录》等的原始记述，这本是最一手的史料。
以上这些史料的价值与可信度比与后来一些宋代文人盗听途说，根据传闻而成的野记来说无疑要高得多，可信得多。这些珍贵的史料在众多近代史学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研究论文里，竟被完全忽略无视了。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十六日，真宗得到密报，辽国皇帝与母后萧氏要亲自率军大举进犯，所以真宗认为终于等到时机，决定再次亲征与辽国做“决胜”。首相毕士安的态度是赞成亲征但应谨慎发兵：“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行，宜且驻跸澶渊。然澶渊郛郭非广，久聚大觽，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次相寇准也赞成亲征主张迅速出兵：“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枢相王继英也赞成真宗亲征认为：“禁卫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路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机宜，不亏谨
重。所议进发，尤宜缓图。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驻。河阳三城节度使王显也赞同真宗亲征。皇帝、首相、次相、枢相大宋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们及大将王显等都一致赞同真宗亲征与辽国决战。
宋真宗的部署与领导班子
《宋史·真宗本纪》：“景德元年，己未，以毕士安、寇准并平章事，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
在大战前期，宋真宗重新成立了领导班子。宋朝国家军政的领导决策班子，除真宗外由七人组成他们是。平章事（宰相）：毕士安、寇准。参知政事（副相）：王旦、王钦若。枢密使（枢相）：王继英。枢密院事（副枢密使）：冯拯、陈尧叟。这七人领导班子，毕士安、寇准、王继英这三人地位是最高的，这三人都是赞同真宗亲征。
王继英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视。宋枢密院专管国家军事，王继英是枢相是军方的最高长官，他一直参与宋辽战争的谋划。王继英一直主张真宗亲征，也是一直谋划着真宗亲征的人。虽然史籍有关王继英在“澶渊之盟”中的言行记载较少，但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他的作用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
王继英的职责是佐天子执兵政，主管边防军旅之常务，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帝命，以佐邦治。作为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第一把手，王继英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什
么王继英出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因为他的一贯表现得到了真宗的认可与信任。咸平二年身为枢密都承旨的王继英就进言请真宗亲征。得到真宗皇帝的采纳与嘉奖，并命他驰传诣镇、定、高阳关路视行宫顿置，宣慰将士。王继英是经略“澶渊之盟”的主要谋划者与制订者，他与宋真宗一手谋划制定了亲征方案。他是藏在背后的人，其地位与作用仅次于真宗。
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一个突出点就是启用相对年青有为的寇准为宰相。他虽然是次相实际上是负责宋辽战事的实际执行者主管人。这次调整领导班子就是要为打打仗做准备，宋真宗要实现他的理想。
辽国萧氏三妹景德元年（1004），帝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所隐也。大战之前，真宗破例让宰相毕士安、寇准参与军务，之前军务皆是由皇帝与枢密院负责。大家知道宋代宰相是主管文治，一般不负责战争，宋真宗早已经做好亲征准备，这次事关重大，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所以希望宰相也参与进来。
毕仲游《毕文简公士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