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司礼监涉密人员管理研究
作者：董建铄　阿卜力米提·麦麦提托合提　王昱寒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0期
        【摘 要】明代的宦官制度极为发达，宦官对于王朝兴盛的唱衰比之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最初削弱外戚权臣以及监控舆论的初衷发展到天启年间猖獗至极的魏忠贤阉患，几百年间宦官的兴衰更像是一部王朝的苦难史。然而，就是在这期间，一个较为完善的组织，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也应运而生。司礼监站在这个王朝的制高点上，一手早就了一个乱象，也目睹了整个王朝的兴衰。就今天而言，这个背负着巨大骂名的司礼监任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关键词】宦官制度；司礼监；利与弊；借鉴
        任何事物都必然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具体到一种制度的成长，也决非随心所欲，它既贯串了制度设计者的用心，也与当时的政治态势交互影响。以司礼监为代表的明朝宦官制度由兴起、到鼎盛、乃至猖獗，可谓是统治者思想变换交织纠结的真实写照。殊不知一项制度的发展，绝不会取决于个人意志，这项甚至被称为“明朝覆国罪魁祸首”的制度，是否真如世人眼中一无是处？又是否成为了统治者心中对抗外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一、美好憧憬终成空——独断而又纠结的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登极后“收天下之权归一人”，作为一代开国雄主，他深晓宦官专权弊政之痛，曾感慨系之地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同时指出，“唐汉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正因如此，他对宦官作出了种种严格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谕吏部“明朝东厂西厂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规定了这些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以示震慑。
        但是，一种制度的发展，是不会决定于个人意志的，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如果说朱元璋执政初期，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宫墙之内。而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一方面罢黜丞相一职，分中书省之政而归六部，各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将权力空前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都心存疑忌，必欲除之而后快，正是这些措施与手段，为他防之又防的宦官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生长条件，他也走上了信用宦官之路，于是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宦官又重新粉墨登场
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政事”的角了。如：洪武十年（1377年）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加以核实，确立定额，朱元璋“从之”。这可算是宦官参预税政的明证；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和四川的茶叶去换马；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赉至河州、陕西等卫向所属番属宣谕，命他们卖马，给以茶叶互换之。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早在洪武初年，宦官已被委以重任，去从事极为重要的茶马交易。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预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蓝玉案事发，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至山西传旨晋王朱棡；至于让宦官出使外国涉足外交，更是屡见而不鲜：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六年（1389年）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整个洪武时期，宦官人数在不断增多，朱元璋不仅主动增加人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洪武二十四年，更是向高丽国索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太祖实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表明，在宦官问题上，首先打破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
        二、时起时伏，逐渐猖獗——皇帝的悲歌注定这一乱象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发受到重用，洪武时期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永乐时期随着地位日益升高，宦官逐步开始专权，其插手经济领域更是洪武时期所不能比拟。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至于太放肆，而到了明中叶也就是成化至万历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所谓阉党的把持国柄，专权弄政，正始于此。明英宗登极之时，只是个九岁的娃娃，其时太皇太后张氏委托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大权在握，宦官尚惧，不敢张牙舞爪，而当张氏与三杨去世、年老力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宦官便逐渐大权独揽，自司礼太监王振始，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宪宗成化年间，汪直亦是气焰熏天，而至武宗正德年间，刘瑾的专权又更超王振、汪直；明末的一代巨阉魏忠贤的出现，标志着明朝宦官专政发展的顶峰。
        三、司礼监的沧海沉浮
        司礼监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宦官制度而起伏涨落的。上文已经提到，有关司礼监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洪武十七年，在当时的宦官机构里，它排于司设监之后，与其他监一样，设令正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其职责纯粹在礼仪的范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
定内官诸监职轶时，司礼监位列内官监之后，与其他诸监一样，设太监一人，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丞各一人，六品，职责较前有所扩大。
        永乐以后，随着对宦官的委任日多，司礼监的编制、职权较之诸监都有了显著变化。宣德时，司礼监已成为宦官机构系列中的总领，列于二十四衙门之首，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它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各一人，秉笔、随堂太监四五人乃至八九人，其下还有人数不等的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六科廊、经厂掌司及典簿。司礼监的职权亦已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从侍奉宫廷生活转为参与政治生活。具体说来，提督太监负责“督理皇城内外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培训宦官中、高级人员的内书堂、内官档案等等，亦由提督太监总负责；掌印太监负责“内外奏章及御前勘合”，其“秩尊视元辅”，即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受宠信的程度，则因近侍君王而往往居于内阁首辅之上。秉笔、随堂太监负责“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之传宣、外之奏请属焉”。秉笔中最得宠者，还兼管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嘉靖时麦福、黄锦，万历时冯保、张诚、陈矩等，更是“以掌监印带管厂事”，即集行政、监察两大权力于一身，政治地位无以复加。其余的秉笔、随堂太监，也“如众辅”，即拥有相当于大学士的权力。司礼太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与内阁会议、廷议，以达到对阁臣或众
大臣的议事进行监视、控制的目的。而负责皇室选婚的礼仪房以及中书房、御前作，亦由掌印或秉笔太监兼管。掌司各自负责本司事务。典簿则“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设正、副守备太监各一人，有“南京守备太监关防”印，是“三千里外亲臣”，守备南京的公侯伯们都要听他号令指挥，坐公堂时，太监首席，公侯伯子上座，都督只能侧坐。
        四、司礼监的构成
        司礼监下有文书房，是负责接受、登记、发送通政司每日封进奏本，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札的纪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所以司礼太监能掌握国家军政大事一切最核心机密的动态；明中叶以后，司礼太监先拆看奏章后才给皇帝，遇到不利己的，便扣压下来。宫内各大小衙门，若有应题奏之事，均要“先关白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太监而始行”。司礼监还掌握对各衙门宦官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所以各衙门见了他们都要叩头称上司。司礼监组织机构、人员、任务之多，均在各监之上，掌握着收发奏章、批红、发谕旨及传宣谕旨之权，还掌控着对特务机关的领导权、司法权、选后妃驸马权、管辖宦官权、护卫留都权、监控地方和军队权，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重要机构。
        五、司礼监的权势——厂、监、卫组成的一张宦官大网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莫过于批朱、传宣谕旨和掌东厂，由于拥有代行皇帝之权的资格，它的内部机构也逐渐完备起来。司礼监作为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是一切宦官机关的参谋部，因此也就成为明代特务最高指挥机关。而明代的特务机关在司法权层面上取代了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实施司法权的主要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
        东厂负有监视锦衣卫的秘密使命。不过，它的更主要任务还是听记和坐记。听记，就是由役长率领番役到三法司和锦衣卫北镇抚司去会审大案、要案，把囚犯的口供和用刑情况详细记录下来，报告给皇帝。坐记，就是到各个衙门和城门等地去密谋打探。大到关防出入，小到民间琐事、百姓家务，都在侦缉范围，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番役把打探的情报带回，由负责的官员写成报告，然后直接送给皇帝。皇帝通过东厂的侦缉情报，随时掌握天下臣民的动态。
        西厂和内行厂，都是临时的宦官特务机构，存在时间短。1477年，权阉汪直在明宪宗的支持下，成立西厂。西厂的职责和东厂大致相同，而且逮捕都是先捕后奏，并专门向朝廷
高官开刀，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1481年，汪直被贬，西厂随之被裁撤。
        内行厂是权阉刘瑾设立的，它不仅拥有东厂西厂的司法权力，还可以监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形成一个巨大的特务网络。内行厂不仅监视高官大僚，黎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六、论古知今、司礼监的管理之利弊
        司礼监作为一个特殊的纽带，是皇帝与场、卫这两个特务机构沟通的桥梁。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其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外戚专权或是内臣权势滔天的困扰，同时还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机构的控制，加强了对民间舆论的监管。但是其罪孽大于功绩的事实不可置否，致使太多人看罢明朝时总忍不住对其指责不已。
        不管世人怎样批判这项制度，但它却有几处光亮于骂声中变得更加熠熠生辉：
        职能分工明确，内部权限职责分明。让下级机构相互制约，暗中彼此削弱，以达到增强控制的目的。与其他机构相倚，形成高效有序的立体工作网。
        这些都是历史无法抹去的，蒋介石主政时期的军统、中统更是大肆吸取了其中的精华所
在。就算以如今的观点来看，明代司礼监任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这些优秀的管理经验，甚至可以直接用在对当今机要人员的管理上。明朝自永乐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外戚或者官员兵变，无疑是这张监控大网的作用。如果我们学习这种制度，对及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及早布控，严密盯防，那么国家会免受多少损失，多少人会免受伤害？在边疆地区实行恩威并重的政策，同时建立一个完善的监察系统，则边陲会稳定很多。
        七、结语
        由上我们知道，司礼监对于几个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管理，是通过“任人唯亲”和“同利相死”的模式，将所有人紧密地系于一体，而纵观历朝历代的特务机构，汉武帝时期“衣绣衣，持节及虎符，用军兴之法”的绣衣直指，武则天一手创立的梅花内卫，都不脱于皇帝个人意志，而与明朝的模式最接近的宋朝皇城司，也在枢密院掌军机、三衙统兵的机制下与殿前司互为制约掣肘，其权力范围被严格限制；清朝的粘杆处在雍正帝还是皇子时就存在，而在随着其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发展成熟，乾隆帝即位后继续利用其控制境内外众臣的行动，直到其身后逐渐被废除，自始至终也都处于皇帝的个人意志控制之下。它们的机制、规模与有明一朝司礼监统摄的厂卫系统相比之下，无疑要简单得多；而到了中华民国
蒋介石主政时期的军统和中统，倒是很有几分监、厂、卫一体的意思，其用人机制、运作模式都相近之，不过其始终也以蒋介石，从未曾也无法僭越总统之位权；而纵观世界各国之情报机构，从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五处到俄罗斯克格勃（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列摩萨德等，对人员的管理、控制更加精密，随着情报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国家安全需要，现代情报机构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趋势全速发展着，如司礼监般集司法、立法、执法于一身然后统摄天下者，空前也绝后矣。
        参考文献
        [1] 潘才高升.明代内书堂考论[D].福建师范大学，2012.
        [2] 吴思柏.明朝中前期对外交往中的宦官集团[D].南京大学，2013.
        [3] 李存.明清宫廷事务管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