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聚《国朝典汇》编纂特之探析
《国朝典汇》是明代万历年间学人徐学聚编纂的一部本朝典制体史著。在《国朝典汇》中，徐学聚在继承传统典制体史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综合会典、会要二体，突出典制特征，兼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多体之长，其编纂特已表现出新综合体的雏形。
2、略仿纪传，而不失编年之次
《国朝典汇》除在整体上融合会要、会典二体外，在具体典制故实的记载过程中，为叙述的方便，还兼采众家史体之长。对此，蔡毅中在《国朝典汇·叙》中概括为“略仿纪传，而不失编年之次”[1](蔡毅中《叙》，P8)。
《国朝典汇》记事上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从军，下迄穆宗隆庆六年(1572)，共二百多年的史事。从体例来看，《国朝典汇》不象《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沿袭《史记》的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明显地标出纪、表、志、列传；但《国朝典汇》并不乏有纪传体之特性。如卷1《开国》虽未标注“太祖本纪”、“世家”，但实际上却记载了太祖开国的史实、诸侯开国承家的事迹。卷2《靖难》也并未标注类传之名，但是卷按其内容性质将建文朝
明朝东厂西厂逊国诸臣编在一起，并用按语的形式为其列传。如该卷载：“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资等五十人皆被执。既而，燕兵纵性善、与明、伯完、资皆归，性善死之”[1](卷2《靖难》，P73)。接着即以按语形式为“陈性善”、“彭与明”、“刘伯完”、“王资”等人列传。这两卷分别记录洪武、建文两朝皇帝、大臣事迹，是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吸收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编纂而成的。
又如卷31《勋臣考附勋臣表》、卷32《辅臣考》、卷33《中官考》等叙人臣事迹；卷113《祥瑞》、卷114《灾异》诸志，都是封建社会中的迷信记录；卷13《宗藩》中还详载了《同姓诸王表》等，也具有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分门别类地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之特性。
除此之外，《国朝典汇》将其内容分门别类，按制度发展的层次和顺序，次第落笔，以编年的形式见其因革损益之变化。即各门类“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3](《序》)。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来记叙明一代二百多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卷170《北虏》，将洪武元年(1368)至隆庆六年(1572)间有关北患的史事以编年的方式做了较为完整的记载。
综上所言，《国朝典汇》在整体上融合了会要、会典二体，总汇典章政令的因革变迁，在各类目典章故实的收载上又兼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史体之长，为最大限度地网罗明代的典章故实提供了方便。对于《国朝典汇》这种体例兼属的编纂特，时人赞扬之辞不绝于书。冯琦写序称赞该书：“灿若指掌，斯诚后学通今之巨筏”[1](冯琦《序》，P2)。周应宾赞道：“上自开国至于庆历，分门叙事，囊括籍，一代掌故，灿若日星”[1](周应宾《序》，P5)。蔡毅中亦称赞该书：“简而祥，瞻而有体，一披览而沿革废置、法鉴是非之际，柄若日星”[1](蔡毅中《叙》，P7)。就连一向对明人著作妄加诋毁的《四库全书》的馆臣们也不得不承认《国朝典汇》在体例上的重要价值，他们称赞道：“是书采录明代典故，自洪武讫隆庆，分类编纂，条分类萃”[4](卷83《明朝典汇》条，P714)。
二、校雠鱼亥，赋予考订
徐学聚编纂《国朝典汇》，不是单单从他人书中采摘史料一编了事，而是对所摘史料“校雠鱼亥”[1](周应宾《序》，P5)，赋予考订，使其征引的史料更真实、更可靠。
鉴于《实录》具有“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的优点，徐学聚在采择史料时，“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以此“虽不敢俱谓可信，
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5](卷12《万季野墓表》，P168)如《国朝典汇》载：“按：万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已巳，大风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啸涌，常熟、崇明、嘉定、吴江等处，漂没室庐，人畜以万计。考：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四日，亦戊辰至次日已巳，灾亦如之。又考：是日俱有龙火之异。前壬午，祸微轻而远；后壬午，祸甚掺而狭。要之六十年内所无也。周一甲子干支，又同异哉”?[1](卷114《灾异》，P1450)比对《明实录》有关记载，可知此段文字据《明实录》对灾异史事进行过考订。
同时，徐学聚还通过对每一种史料的各部分进行具体分析，从不同的局部分辨史实。既把《明实录》和《明会典》作为了《国朝典汇》的主要史料来源，又对于史事之歧说异闻和制度的设立与沿革，一般不是简单地宗奉《明实录》、《明会典》等所载的官方说法。如有《明实录》、《明会典》等不载或不实的，徐学聚在编纂时则参考了众多的私修史书，如：郑晓《吾学编》、王世贞《癴山堂别集》、黄训《名臣经济录》、徐癶《明名臣琬琰录》、丘浚《大学衍义补》、程敏政《明文衡》、宋濂《文宪集》、胡粹中《元史续编》、《靖难功臣录》、陆容《菽园杂记》、章潢《图书编》、程通《显忠录》、廖道南、黄佐《殿阁词林记》等进行校雠，还往往把某一史事的考订写入按语。如《国朝典汇》载：“(永乐)十八年，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闻。按：此不见正史、《会典》。据大学士万
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疏内云东厂之设自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年，故考订于此”[1](卷33《中官考》，P654)。从谈迁《国榷》卷17所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记：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事不见正史，……。不知《实录》遗此何也”[6](P1176)。亦可佐《明实录》没有此记载。而《癴山堂别集》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永乐十八年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拨锦衣卫官校剌癵大小事情。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7](卷15《皇明异典述》，P268)。可见，徐学聚所载是经过考订的。
另外，在书中还将所引史料误记的史事进行改正。如《国朝典汇》载：“洪熙以后，以英公张辅，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等为总兵官，后辅、懋谢兵事，禄殁，始以成公朱勇为大将”[1](卷150《京营》，P1826)。而《癴山堂别集》记：“洪熙以后，用英公辅，宁阳武等侯为总兵官。后英公、宁阳谢兵事，阳武殁，始以成公勇为大将”[7](卷89《兵制考》，P1704)。其中，“用英公辅，宁阳武等侯为总兵官”读不通，故《国朝典汇》改正为“以英公张辅，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等为总兵官”。
从取材上讲，徐学聚也惯于用经过考订过的文字，在引用《癴山堂别集》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癴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
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4](卷51《癴山堂别集》条，P466)。今人魏连科亦说：“《癴山堂别集》卷65至卷69为《亲征》、《巡幸考》诸考，这部分史料价值较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了不见于它书记载的史实。……‘实录不具载，故记之’”[7](魏连科《点校说明》，P9)。因此徐学聚在此取材时，不取《实录》，而取《癴山堂别集》。
徐学聚治史崇尚征实，注重考证，严核是非，不凭传闻，还表现在对资料的征引抱有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是书在对《皇明资治通纪》的评介中说：“广东东莞人陈建私辑《皇明资治通纪》，具载国初至正德间事，梓行四方，内多传闻失真者。……乃欲一人闻见，臧否时贤，荧惑众听。若不早加禁绝，恐将来讹以传讹，为国是累也”[1](卷21《国史实录》，P399)。从《国朝典汇》行文的字里行间，也能透射出徐学聚“校雠鱼亥”，赋予考订的编纂特点。
三、间附按语，常备小注
“自注以标所去取”，通过自注可以看见作者“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史注即为“史学家法”的产物，自注“亦史法之一助也”。[8](卷3《史注》，P239)《国朝典汇》在记载典制故实的同时插进了相当多的按语和小注，是其在编纂上的又一特。
据统计，是书共有按语142条。除个别小卷外，每卷之内少则一两条，多则二十多条。其形式至少有六：其一是徐学聚自己直接发表的议论；其二是“采时贤确言”[9](P3)，以别人的言论，代表自己的看法；其三是补充说明了明朝典制之原委、沿革；其四是有关人物传记；其五是各地民俗风景的记述；其六是标注出处，等等。举例说明如下：
《国朝典汇》载：“宣德元年，上以汉王反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癷镇守淮安。按：是时内臣尚列于指挥之下”[1](卷33《中官考》，P654)。徐学聚通过按语来说明宣德元年内臣的势力还不太严重。明王朝建立初年，朱元璋在总结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汉、唐之亡，宦官专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宣德以前，宦官虽然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只是到了明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窃取了军政大权，才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10](P248，P250)。
又如：“(成化)十二年，命御马太监汪直立西厂，领敕刺事。按：此立西厂之始。虽与东厂侔，而势出其上矣”[1](卷33《中官考》，P669)。按语记载了西厂之设，并以这样的方式既予考证又加议论。成化年间的宦官不仅具有以前的各项威权，而且权势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增设了西厂。由御马太监汪直把持，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11](卷33《宪宗纯皇帝》，P
912)，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徐学聚运用按语的形式，不仅指导我们阅读《国朝典汇》，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史实很有益处。
以按语形式标注出处的例子很多。如《国朝典汇》载：“按《皇明祖训》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致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重。以后子孙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卷35《官制》，P769)。再看《明会典》卷2《皇明祖训》“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臣实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2](卷2《皇明祖训》，P13)。较之文字异同，仅“不致”(改为“不敢”)、“稳重”(改为“稳当”)、“即时”(改为“实时”)三词虽有异，但意思却相同；另《明会典》中“其间”后较《国朝典汇》多“所用者”三字，其余皆相同。足以说明此即引自《皇明祖训》。诸如此类标注出处的书中还有很多，如《国朝典汇》卷33《中官考》
“按：杨一清《西征录》云”等等，不再赘举。
《国朝典汇》各卷中常有小注，据统计，全书有小注1067条。小注的作用不仅诠释文义，明典制之原委、沿革，而且交代人物的身份，补充大量史事并考订材料，使读者既明了所记内容的始末缘由，又不致影响阅读和思维的连续性。例如是书记载“(洪熙元年二月)敕太监王安镇守甘肃”下有小注说：“此镇守之始见，计永乐末已有”[1](卷33《中官考》，P654)。从注文中，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不仅镇守甘肃始于洪熙元年二月，而且可以得知从永乐末甘肃已设有镇守。又如：”(成化)十一年五月立纪氏为妃，徙居永寿宫”下有双行小字：“孝宗生母也”[1](卷9《后妃》，P199)。从此条小注可知纪妃是孝宗的生母。
另外，亦有以小注的形式来标注引文出处的。如《国朝典汇》载：“(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虏中有来降者言阿鲁台将犯边。……是日命柳升、陈瑛将中军，郑亨、朱勇、张辅、王通将左右军，陈懋等将前锋先驰攻之”，下有一小注：“按：此《再征阿鲁台》”[1](卷3《亲征》，P108)，在这里“此”之含义，即是段“来自于”。查《宪章类编》，是段确是直录其卷5《再征阿鲁台》[13](P509)。另《国朝典汇》载：“(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即日敕缘边请将整兵以侯”，下有注文：“按：此《三征阿鲁台》”[1](卷3《亲征》，P109)。较《宪章类编》卷5《
三征阿鲁台》，是段确是来源于此。诸如此类的小注还有很多。在书中多处能看到“见《教坊录》”、“《癴山表》止此”[1](卷34《吏部》，P738)之小注字样。此外，象“见墓志”、“详东南”、“详户部”、“详钦天监”、“详户部”等史料互见的小注多处可见，此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国朝典汇》虽为一部典制体史书，但在继承前代典制体史书的基本框架内，综合会典、会要二体，突出典制特。与此同时，又在安排内容时，借鉴了纪传、编年之体，兼采多体之长，“略仿纪传，而又不失编年之次”[1](蔡毅中《叙》，P7)，真可谓“一切武功、文德、品制、官方区别有门，包络有数，本质有辨，枝叶有依”[1](韩敬《序》，P15)。如果说清初马啸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的“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也受到学界的推崇[14](P304)。那么，通过比对《国朝典汇》与《绎史》，笔者认为虽然《国朝典汇》不及马啸的“新综合体”之完备，但在《国朝典汇》中，徐学聚试图用多种体裁综合表现复杂的明代史实，“新综合体”雏形已在其中崭露头角。所以从总体看来，《国朝典汇》典制体特明显，以分门别类为纬，其下以年、月、时序为经，对于重要人和事，适时采用纪传和纪事本末，以确保人、事记述的完整；同时，为了维持读者阅读和思维的连续性，对于需要诠释的人名、地名、制度沿革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便及时运用小注、按语等形式，灵活多样，独具匠心，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