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活着》，是作家余华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导演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小说到电影，张艺谋进行了富有渲染力的改编，其中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考量令人深思，留给人们对过往和当世的无限深省。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操控已然构成一重威胁，而当时代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时，当这层操控逐渐消解时，人类存在的意义更是耐人寻味。
关键词：《活着》；个人；时代；命运
作者简介：郑依梅（1994-），女，广东省中山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2
《活着》原文本及改编后的电影素来是文学和电影研究者评论的热点之一，学界已从不同的立场、意识形态和理论视角加以阐述，或诟病或褒扬，可谓众声喧哗。影片《活着》拥有诸多主题，如人道主义、反讽社会、重观历史等等，而笔者在此想就其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处理进行阐发，张艺谋对余华的文本是如何重构的？这份重构又意味什么呢？
苏姗·桑塔格对艺术多元化有过这样的表述：“有些艺术直接以唤起情感为目的；有些艺术则通过理智的途径而诉诸情感。”[1]这段话恰恰道出了张艺谋与余华《活着》的不同。张艺谋的《活着》比小说要温情许多，这与他试图把这部影片从虚无缥缈的存在之思拉回到平凡生命的现实之痛有关[2]。相较于余华对个人面临近乎绝望的苦难的所思所感为主要叙述对象，作为电影导演，张艺谋把这份个人性拓宽为普遍社会性来加以传达，以符合观众“大团圆”的定势审美期待，并引起观众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与共鸣；影片想要带给人们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不是忍耐而是达观，不是深入骨髓的悲哀而是直接鲜活的思索。这集中体现在张艺谋对“时代性”这一特性的处理上。
《活着》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明显得让观众无法忽视。情节设置中的、全民炼钢与、红气息浓厚的结婚仪式，道具中的皮影戏、军装红袖章与语录，人物语言
中“往后你肚子饿了，只要你抬抬腿往食堂门里一跨，鱼啊肉啊撑死咱们！”、“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影片反映的时代社会背景。张艺谋正是以这般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世人宣告这部影片的意图和雄心。
而与此同时，张艺谋也对原著情节进行大胆改编，其目的正是要将余华模糊化的时代性畅快淋漓地暴露出来。影片大量消减了文本蕴含的苦难意味，让人们在其中看到希望，还殷切地盼望人们能够向着光明更好地生活，从而揭示“黑暗时代已经过去，光明时代即将降临”的主旨。家珍、二喜和馒头（原著为苦根）没有死去，而是在结尾处与福贵一起围坐在桌边吃饭，三代同堂，虽有缺憾但仍然温馨，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满足的笑。这就一改余华关于死亡与苦难的冷漠沉静叙述，而突出了反讽和移情的意味，让福贵摆脱了小说中茕茕独立、静默赴死的命运，而使观众在目睹了一系列苦难之后，看到了一个光明灿烂而抚慰人心的尾巴。同时，影片中其他人物的死亡也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性：有庆之死与炼钢相关，鳳霞之死则与批斗相关。张艺谋正是追求着这种时代带给人的力度和美感体验。
我们看到，同样是面对人与时代，余华和张艺谋选择了迥异的处理方式，而在这个问题
的考量上，张艺谋的改编确是切合整个受众的心理接受以及影视艺术审美需要的。余华拷问人自身的灵魂，传达对生存和死亡这个永恒问题的哲学思辨；张艺谋则反诘整个时代的内质，表达对人类与时代之间复杂关系的现实之思。两部作品都意图指向“真实”，但他们对“真实”的定义恰恰是不一样的：作为先锋作家，余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认定“真实”恰恰就是拒绝琐碎、现实与细节的真实，并反对照相式的临摹和写生[3]，意图将悲痛本身无限放大，使之直逼读者心灵。而张艺谋眼中的“真实”，是透过小人物的一生来看待时代与社会，用现实的细微与平凡勾勒出一种有节制的哀伤，用实际生活场景以达到去纯粹化的目的。因此，影片《活着》大胆抛弃原著平和、舒缓的叙述语调与模糊、冲淡的时代背景，将作家原本无意表现或不便表现的现实感从文本中抽离出来，直接把观众拉回到中国那个特定时空的历史陈迹与社会悲剧之中，表达出比原著更为直观地对时代荒诞性的反思与质疑，使得电影较之原著更具有亲和力和爆发性，也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但是，这部影片远没有它表面看似那般纯粹简单，其中有很多值得阐发的地方，这便是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化产物所具有的延展性和可解读性。
人自出生起就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时代是人类最为沉重的镣铐，为了生存，为了获得来
自社会的身份认同，人们只得戴起镣铐跳舞。在电影中那个恢弘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奴仆，他们会因战火而妻离子散，因贫穷而流离失所，因政治而遭遇厄运，时代正如影片中的皮影艺人一样操控着人类的命运，你拼命想扯断钉在自己身上的钢丝，却又无力扯断也不敢扯断。因为，一旦脱离这个大时代，你就会面临时代及其背后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力量对你的抛弃，你会失去你的时代性，失去你在这个世界的身份认同，甚至失去你自己成为“人”的勇气，这是人面对时代时最为惧怕的惨剧。
那么，如果时代本身就是个悲剧，又会如何呢？我们常说、时期的中国是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带给人的不仅是物质的极度匮乏和心灵的极度恐慌，而且还有比脱离时代控制本身更为可怕的存在——你的世界变成了一个“陷阱”。普通百姓们在时代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往一个当权者许诺的“光明未来”行走，却不知道这个“光明未来”必将成为一个陷阱，终有一日会把世间的一切吞噬殆尽。或许有一些思想者能发现这个陷阱，但是他们也无从发声，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走向毁灭。所以，影片最后的结局“黑暗时代已经过去，光明时代即将降临”何尝不是一个高妙的反讽？当、都过去了，当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之时，身处九十年代的人们能有这个自信说，光明已经来临了吗？我想，很多人尤其是文学家会或嗫嚅或静默，不知该给出怎样的答案。在大时代里，人类命运都如同草芥，随风飘
散。
一部优秀的电影，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甚或是在将来，都应该能够激起人对自身命运的反思的。而《活着》正是这样一部影片，它的可延展性着实令人赞叹。站在世纪交汇处、时代分水岭的影片《活着》，在促使我们反思过去时代对人类命运操弄的同时，也抛出了崭新的问题：进入21世纪新时代的人类与时代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实在难解。人们往往对自己身处的时代难以做出客观冷静的分析，因为作为时代内部的一员，人们往往很难获得那种高屋建瓴的上帝视角。但尝试去解释分析时代依旧对我们具有无法抵挡的魔力。如果张艺谋描绘的是一个恢弘的大時代，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生活的时代便是一个小时代。且不谈时代的对错，在大时代里，每个人的命运都直接受到时代影响甚至是掌控。因为这个大时代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它具有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而看看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其松散的，没有一个核心式存在，是一个没有生机的“小时代”。这就意味着现在人类与时代的相处模式相较从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种近乎彻底的自由，你可以在时代里恣意驰骋，而不用担心别人的目光。因为，这个时代是极其宽容的，它无意于掌控你，也倦于掌控你。你尽可以做你想做之事，说你爱说之话，仿佛成为时代的主宰。
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样的时代实际上非常可怕。时代对人类掌控性的消解直接对人类的历史参与者的身份进行了冲击。我们感受不到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直接作用，我们体会不到历史对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印记；在这个时代里，历史只由一小部分人书写，大多数人无法插足或体验历史，而只能成为时代的“旁观者”。生命中所经历的种种，难以让人体验到时代狂潮对人性与命运的洗刷。所以说，在这个鸡零狗碎的小时代里，历史事件无法作用于每一个人而只能作用于少部分人。这就意味着，历史与生活这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截然分开，这样，我们便会迎来新的困难，我们对自身的存在就会怀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紧张感：我们终有一日会被历史遗忘。或许那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就会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剧[4]，我们会抱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扭曲心理希望成为戏剧的主角，试图将个人与时代统合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和社会的发展历史中。
《活着》自诞生起受到颇多非议。而无论人们对它如何看待，历史终将会对它做出公正客观的评定。毕竟，放眼现代中国影坛，有多少电影能够如《活着》一般引发经久不衰的热议？又有多少电影能够如《活着》这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在做到反省过去的同时，亦能开启观众对现实与未来的沉思？
注释：
[1]（美）苏珊·桑塔格（程巍 译）.罗贝尔·布勒松电影中的宗教风格，见：反对阐释 [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205.
[2]沈文慧.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J].电影评介，2008（张艺谋简介1）：45-46.
[3]焦兰周，魏传业.从内心的彷惶到现实的呐喊——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比较[J].昌吉学院学报，2002（12）：9-11.
[4]杨庆祥. 80后，怎么办？[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术出版社，2015年：26.
参考文献：
[1]Bluestone， George. ‘The Limits of the Novel and the Limits of the Film.’ In Film And/As Literature， ed. John Harringt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rint.
[2]（美） 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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