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在1950年8月1日的八一开航，1956年5月试航拉萨成功，盲降设备试制，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兴建首都机场中，无不体现两航起义人员钻研技术和勤奋工作的优良品质。

  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总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减为 20%。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国币300万元，分 3000股，中方认购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1年7月，中德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陈卓林为总经理。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当时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

  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我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机航组等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

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重水覆的境地。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刘、陈总经理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员指出，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从此，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指导工作。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陈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元斌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9月初，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核心小组进行了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在起义的发动工作中，在党的领导下，核心小组通过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做工作。纠正某些单纯福利主义倾向，把工会工作纳入两航起义行动，使工会的执、监委员和积极分子成为起义工作的骨干，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两航员工在香港加紧准备北飞，北京时刻在关注。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航起义问题，最后一次是10月底，周总理向、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两航起义飞机降落地点、起义时间；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刘、陈总经理的接待工作；刘、陈总经理到北京后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消息；以及对两航公司的政策，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等。

  1949年11月9日，4时半，中航陆维森、华祝、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送飞机，并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6时，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

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以及任泊生等有关人员。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11月9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

  11月12日，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周总理、李克农副外长特电嘉勉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朱汉明等同志。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两航公司在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策应来归。中航澳门电讯课、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和航站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策应归附人民祖国。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

  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蒋帮，引起国际注视。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帮的分崩离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