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机制视角下的新词语论略
一、论题的提出
新词语是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它表示的是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新科技等,所以“创新”是新词语的主要特征。类推,在英文中为“analogy”,来源于希腊语词“analogia”,其意为“规则(regularity)”或“部分规则(propotional regularity)”。而所谓的类推机制,就是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
语言的类推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借助类推机制解释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研究语言的这种类推机制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体系、构造及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律。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1906年至1911年间于日内瓦讲授的三次课程中提到了类推机制。索绪尔把凡是不属于语音性质的词的外形变化,都看作是类推引起的,而类推必须有一个模型及对此模型的有规则的模仿。类推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他把模仿的程序归结为一个四项比例式(即保罗比例式):oratorem:orator=honorem:x ;x=honor。采用四项比例式来解释借助类推构成新词的方式,是新语法学派所惯用的方法。这一学派的每个成员都曾采用它来解释语言变化的现
象。
类推变化在汉语词语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不仅表现在词语的构成、语音的演变上,还表现在词义发展上。我们认为:汉语词语的类推既是由于使用者的主观思想对语言的影响造成的,即使用者求同、求新、求洋和求简等心理需求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所造成的。汉语词语在构词上的类推,使得新词语既趋于整齐,又显得新颖时髦,既符合使用者的心理需要,又便于理解和使用。语音上的类推,是易学易记的客观需要。词义上的类推,也主要是由于使用者要求词义整齐一致,又易于掌握的心理需要,同时也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
二、类推机制在新词语结构生成中的作用
屈折形态化过程中的类推是语法手段完善的重要机制。它是显性的,体现在语言的表层形式上,并与规则的扩散有关系。派生形态化过程中的类推主要是指在现有词的基础上,推导、派生出新的词语,常常是仿照另一个词语更换部分语素而构造出新词语。类推作用于构词,一方面跟语义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总是善于由已知知识去推知和掌握未知知识的认知规律相一致。类推机制在新词语结构生成中的作用主要可以从音节的增减、附加法构词能力、词
族现象和外来词语的借用及类推影响等方面分析考虑。
(一)音节的增减在新词语中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汇一直以双音节词语为主,但当前产生的新词语中多音节词语明显增多,打破了双音节词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曹炜对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作了抽样调查,发现双音节词语占26.82%,三音节词语占26.82%,四音节占30.42%,五音节占8.19%,六音节占7.74%。列表如下:
表2—1:按音节分类的新词语
从上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双音节语言形式受到了三音节和四音节的严峻挑战,其优势地
位已不复存在,新词语的语音形式实际上已呈现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并驾齐驱的局面。新词语中多音节词语的增多,主要原因是新词语表达的事物、概念较为复杂,但音节过多毕竟不便于交际,所以有不少多音节的新词语很快就产生了缩略形式,如:“非典型性肺炎”的全称,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多是以“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者其英文简称SARS而知名。而新词语却用它的缩略形式——“非典”来表示。
1.双音节现象增多
与汉语词汇中出现离合词情况相对的就是词汇双音化倾向。汉语中双音节的合成词占优势是在语言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约定俗成、简约、经济是语言的原则,因此语言使用者往往对多音节的词或词组进行缩略,尽可能地做到双音化。这些双音化了的词语虽然语义未变,但是它们的语音形式发生了变化,也就成了新词语。“京九”“京广”“支书”“欧美”这些词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今天我们又能见到“新高”“新低”“新张”“提速”“提价”“加薪”“减负”“创收”“爆满”“套牢”等词语。
2.三音节现象增多
现代汉语基本按照双音节规律来支持外来词的引进,大量的外来词以双音节的形式进入了汉语,这与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主要地位有很大关系。这些外来词在新词语中刚开始是一个单独成词的外来语素,但随着与之有关的新事物、新概念的产生,我们要用新的词语进行表达,因此秉承经济的原则进行构词,即它们以参与造词的身份出现,这样就出现大量的三音节词。在多音节词中三音节词所占的比例较大,如:“咖啡”是一个音译外来词,以双音节的形式进入汉语,本身能够独立使用,同时又与汉语的语素进行构词,产生大量的新词语,如“咖啡杯、咖啡壶、咖啡豆、咖啡糖”等词;同样,由“沙发”产生“沙发套、沙发椅、沙发床、沙发垫”等词。
3.多音节现象增多
四音节新词语有很多,如:希望工程、文化快餐、窗口行业、表面文章、地方粮票、黑收入、电脑红娘等,都用了比喻式,充分反映了社会改革事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们文化活动的新面貌。也有不少属于超常意义的搭配或新鲜修辞方式的搭配,如:文化垃圾、精神污染、红头文件、人才断层等。除了上述这些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新词语外,还有一些时尚类新词语值得我们关注。如《钱江晚报》就曾出现过“蓝颜知己、作女、蛋白质女孩、
波波族、DV青年”等词语,它们与“小资、雅痞、高级灰、杭州泡泡、日光灯女孩”一起被该报列为2002年度“十大时尚新词语”。其中多音节现象的普及率在提升,它们中的不少词语已经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由此可见,作为社会流行语中的新词语,其传播速度之快,社会知晓度之高,是很值得学术界探讨的。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新词语要想得以认同、推广或流行,首先必须有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语言基础,否则,它们只会成为过眼云烟。
(二)类推机制对附加法构词能力的影响
现代汉语新词语最重要的构词方式是复合法、附加法、缩略法等。复合法曾在现代汉语双音模式的确定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大批的复合词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主力。通过复合法创造的新词语如:评估、网络、自测、自营、扶贫、打工、共建、搞活等。
而附加构词法即“以一个原有的单词或复合词为基础,加上另一个兼带语法意义的语素,是产生某种语法性质的表现(如词性),并往往改变原来的概念意义,从而成为另一个词”。简单地说,就是指由词根加词缀构成派生词的构词方法。这种方式在构造新词语方面显示出
极强的优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附加构词法是新词语类推作用的体现。旧词缀诸如“子”、“儿”、“老”、“阿”等大都只与单音节词根构成双音节词,构词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而新词缀则更开放,适用范围更大。它们可以继续与单音节词根构成新词,也可以与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词根构成新词,而且新词缀在构词中的倾向是更多地与复合词根构成多音节派生词。我们可将这种构词特征叫做二次构词。以下是近年来常用的一部分词缀及其所构成的新词,主要选了多音节词语,列表如下:
表2—2 :由前加词缀和后加词缀组成的新词语
除以上所列之外,还有许多词缀也具备了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比如“自”“小”“微”“单”“双”“堆”等前缀和“型”“式”“气”“热”“坛”“士”“师”“盲”“们”等后缀,不再一一列举。
词缀增多,原有词缀的构词能力增强,表明附加构词方式的类推作用是值得注意的。附加构词可以满足双音模式的要求,同时又不受双音模式的制约。它组词灵活,构词方法简便,可参照性强,表意清晰,使得新词语很容易在社会上通行并形成壮观的新词潮。这不仅为语言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新变化,人们的新观念和社会的新风貌。
从目前词汇发展的现状看,新词缀的广泛使用和大量新的派生词的出现已是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它对现代汉语词汇原有的结构方式是有所冲击的。而从上表可以看出,附加模式则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新词语的构造方面扮演起重要角。
(三)“词族现象”与类推机制
词族现象是现代汉语新词语的构造中出现的一个语言现象。所谓词族,即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词的聚合。它的聚合过程实际上正是一个类推过程,其结果就是通过类推产生具有共
同结构特征的词族。之所以说每一类派生词本身就是不同的词族,是因为它们是由共同的前缀或后缀构成的。比如我们有一个使用了多年的词语“文盲”,按照它的结构模式我们在近几年构造了“科盲”“法盲”“舞盲”“机盲”“股盲”等一词,形成了一个词族,“盲”也成了一个新词缀。因为我们在前一个问题中已谈及此问题,故不赘述。
除附加法构造派生词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流行词构造的新词语观察词族现象。例如“行为”词族就很庞大,有“政府行为”“个人行为”“商业行为”“涉外行为”“大众行为”“劳务行为”“择业行为”“就业选择行为”“组织行为”“短期行为”“杂文行为”“商业炒作行为”等,使用得已相当普遍,而且仍在不断的构造之中。再譬如“效应”,原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专业术语,近年来却构造了一个流行的词族,有“经济效应”“深圳效应”“名人效应”“明星效应”“轰动效应”“负面效应”等;而“超级”有“超级市场”“超级公路”“超级明星”等;“豪华”有“豪华宾馆”“豪华酒店”“豪华轿车”“豪华家俱”“豪华住宅”“豪华装修”等;还有“工程”构成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工程”“菜篮子工程”“五个一工程”“211工程”“再就业工程”等,其间的类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大体上说,词族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的类推机制作用。词族就像社会的一个窗口,它对社会变革和社会上出现的新思潮的反映是非常敏感的。这使得词族不仅在新词语的
构造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多数词族中的词语往往还有较明显的临时性,一些词语有待实际运用的检验,稳定性不够。另外还存在拙劣的模仿构词现象。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豪华”词族就存在此类问题。“豪华宾馆”尚可接受,但是“豪华手杖”就让人无法理解。再比如,“北京醇”的牌子叫响后,跟着出现的“贵州醇”“天津醇”“唐山醇”“五粮醇”“九个醇”等一大批酒名,也是如此。我们可将这种现象看作类推机制的误导作用。类推的误导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它极易形成轻率的模仿造词的风潮,在语言的发展中起一定的消极作用,因而是有必要加以引导和规范的。
(四)外来词语的借用及类推影响
类推作用也表现在外来词的借用和推广上。外来词借用多半是单独引进的,而现代汉语中许多新近借用的外来词则往往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一些类聚,有的甚至成为汉语系统中的有机成分。时下,外来词语正大量地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如:克隆、厄尔尼诺、嘉年华、血拼、传销、拷贝、杯葛、比基尼等。意译自英语的“中心”“热点”和日语的“屋”“族”等也有较强的类推能力,以至于近年来类推出大批新词语。当然这一结果与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和追新求异的心态有关。像“培训中心”“购物中心”“娱乐中心”“职业介绍
雅痞中心”等已被人们普遍使用;“精品屋”“书屋”“发屋”“鞋屋”“时装屋”“饼屋”“啤酒屋”和“打工族”“休闲族”“追星族”“工薪族”“上班族”“持股族”“单身族”“打车族”等词在城市的街面上也屡见不鲜。“的士”和“巴士”借入汉语多年,现在人们已十分习惯它的存在,并类推出一些相关的词语,如将“的士”又简缩为“的”,于是有了“面的”“摩的”“轿的”“打的”等词语;“巴士”简缩为“巴”,并按“巴”的大小称“大巴”“中巴”“小巴”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中有很多的同类概念需要表达。人们巧妙地利用了“的士”中的“的”创造了一系列与“的”有关的新词语。这些词语中的“的”最先来源于英语taxi音译成粤语并按粤语的音写成“的士”。由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粤语流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士”也就开始流行于全国。并且由此派生出了“打的、的票、的哥、板儿的”等词语。“的”这一词成了一种出租交通工具的代名词。并由此进一步派生出以上所提到的各种“的”类车辆。这一现象也充分地反映了社会需求是语言发展和新词语产生的最大促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