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当代民谣审美内涵解读
浙江音乐学院/张正元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民谣也重新回到了当代人的视野中,在创作和演唱方面都迎来了复苏。与以往的民谣相比,当代民谣的亚文化属性更加鲜明,使其审美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在人文关照、文化立场、形式创新等方面。对此需要从亚文化视角下对其审美内涵进行深刻地分析与解读,继而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亚文化新民谣审美内涵
近年来,在音乐文化整体发展背景下,民谣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了当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分支。虽然民谣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今天的民谣,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传统民谣有着明显的不同,呈现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和文化精神,即亚文化属性。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从亚文化视角下,以多部作品为例,对当代新民谣的审美内涵进行解读,使民谣特有的价值和魅力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和发挥。
一、当代新民谣的艺术特征
“民谣”一词并不陌生,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溯源至百年前的西学东渐时期,学堂乐歌正是最早的民谣形式。此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先后迎来过发展高潮,并分化成为了
台湾民谣、校园民谣和城市民谣等多种类型。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一批酒吧驻唱歌手为创作和演唱主体的新的民谣形式逐渐呈现在观众面前。2005年,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新民谣音乐会”首次为民谣冠以“新”的前缀。自此,新民谣作为一种新的大众音乐文化类型正式扬帆起航。虽然当下学界对于新民谣的研究难言系统和明晰,但是通过对新民谣形式和内容的分析,还是可以总结出其与传统民谣明显的不同。
首先是内容新。以往的民谣在主题类型上是较为单一的,即校园生活与城市生活,也正是这种单一性,成为了制约民谣发展的瓶颈。而新民谣音乐诞生于一个复杂、多元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所以其主题是十分广泛的,时代变化、个人情感、生活百态等,都纷纷写进了作品中,已经难以寻到共性彩,只能归于一个“新”字。其次是形式新。与传统民谣多抱着吉他演唱不同,新民谣音乐在创作和演唱形式上也更加丰富。比如引入民歌和童声,使用民间乐器伴奏等,在给观众带来全新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创演者的个性化审美追求。最后是风格新。得益于主题和形式的丰富,新民谣音乐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审美风格。既有西北诸多演唱者刮起的新西北风,也有极富烟火气息和批判意识的现实风格,还有充满诗情画意的唯美追求,让不同的观众都可以到自己心仪的风格。可见,新民谣音乐既是植根于传统民谣的,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是当代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当代新民谣的亚文化属性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由当时的美国和英国的多个哲学学派所提出并完善。即亚文化是由于社会某一个体所形成,与社会主导文化相比,其在文化要素、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区分,并带有抵抗性、边缘性、风格性和历史性等特征。抵抗性是指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是不合作态度,并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在审美层面上进行着抵抗;风格性是指亚文化的审美标志和符号,也是亚文化体区分于主流文化并获得本体认同的关键;边缘性是指无论体数量还是社会认可度上,亚文化都是全面处于劣势的,并会受到主流文化刻意的忽视和压制,使其长期处于地下传播的状态中;历史性是指亚文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和发展后,既有可能消亡,也有可能变为主流文化,其与主流文化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存在着协商和转化的可能性。
中国民谣在发展之初,就是以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等为主要创演者的,他们的创作普遍带有一种质朴和自由的天性,面对音乐和生活,为自己而唱,为热爱而歌。特别是名利,更是他们所看淡的,从来不考虑经济效益。创演者这种淡然的心态,自由随意的性格,以及无所谓的合作态度,使其在音乐市场中被视为缺少商业价值的小众音乐,使其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无法进入大众的视线。所以新民谣对时下主流的流行音乐文化避而远之,并尽量保持着自身的这份“孤傲”。创演者是小众的,受众也是到独特的,民谣独特的音乐风格与文化内涵,满足了少数受众个性化审美追求与体验,成为了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双方共同使新民谣成为了音乐亚文化的一个典型。
三、亚文化视角下当代民谣的审美内涵
1.鲜明的文化立场
ART RESEARCH
陈粒
041
与一般流行音乐相比,新民谣之所以历久旎新,并在最近几年迎来新的复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所坚守的亚文化立场,使其呈现出了特有的风貌和品质,并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首先是平民立场。民谣歌手大多都是草根,既没有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也没有社会公共话语权,所以在新民谣中,少了几分歌功颂德与闲情逸致,更多的是社会边缘和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以“我”对“你”说的方式,将生活中的感恩、感悟、焦虑、忧愁等方式娓娓道来。如李志在《热河》中描绘到的:“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人们总是早早的离开拉上卷帘门。热河路有一家开了好多年的理发店,不管剪什么样的发型你只要付五块钱。”没有任何修辞,只是一种白开水一般的描述,讲故事和情感都藏在其中,让观众自己去回忆和体会。其实这种表面上的“我”说“你”听,实际上是对当代社会多数人状态的描绘,这是一种个体的情绪,却又具有普遍性,可以实现听众的集体认同感和情感共鸣,实现创作者和欣赏着共同的主题建构。莫言曾提出,真正民间书写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正是对新民谣平民文化立场最精准的概括。
其次是主观立场。与主流的流行歌手相比,民谣歌手似乎很少在意自我包装和宣传,普遍是普通不起眼的外在造型,质朴内向的表现风格,并与大众保持着若远若近的关系,只是自顾自地的歌唱着。所以他们的创作和演唱都有鲜明的主观化倾向。如周云蓬的《买房子》一曲,全曲的歌词不到二百字,却前后出现了近三十个“我”字,讲述了“我”贷款买房后面临的巨大压力。诙谐打趣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艰辛与自嘲。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品中却强调“我”,观众反而越觉得这个“我”就是自己,因为歌中唱到的人和事是具有普遍性的,表现的当代人普遍的焦虑和无奈。作为多数观众来说,当对流行音乐审美疲劳时,自然也会将目光投向新民谣,品味其深层意蕴,进行自我关照和体悟,实现了从主观到客观的完美转变。
最后是人性立场。从众多新民谣的文化态度来看,其并非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直接输出,并给人以说教感。多数作品并没有宏大的政治立场和预设的叙事背景,而是关注和描写小人物的境遇和悲喜。或是对往日的追忆,或是对当下的记录;或是对现实的嘲讽,或是对未来的憧憬。如野孩子乐队在《流浪汉》中唱到:“北京的马路宽,半小时我到对面;北京的楼房高,我只能住那地下面”,以一种对比的方式对北漂青年的生
存状态进行了生动描绘,是城市化进程中异乡客背井离乡额的真是写照。这种关注和描写中,没有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也没有自上而下的俯视,而是多了几分平和、体察、关怀与自省,作为观众来看,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民谣传递过来的一种温润之感。歌中唱到的人和事,既陌生有熟悉,既触手可及又遥遥
无期,是别人也是自己。这无疑是一种人性关怀,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2.独特的叙事手法
以怎样的方式传情达意,既是区分不同类型声乐作品的重要标志,也是彰显新民谣亚文化属性的关键。传统民谣在叙事上主要采用弹唱加讲述的方式,而新民谣则在基础上多了几分意象言说、诗情画意和时代情怀。
首先是意象言说。近年来的很多新民谣创作者,都喜欢用意象来抒情达意。这些精准意象的加入,一方面增加了叙事的诗化程度,一方面也使歌词的文本意义得到了延伸,赋予其更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如“南方”,这是多为创作者都十分喜欢的一个意象,在他们看来,南方代表着远方和流浪,象征着民谣歌手的桀骜不羁的个性和对自由的向往。而除了赵雷的《成都》外,还有很多作品也直接使用城市名字作为作品名字,如《定西》《喀纳斯》《杭州》等,寄托着创作者们对故乡的眷恋。这些意象已经不再以表征形态而存在,而是经过创作者和听众的双重构建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象征意义。
其次是诗情画意。新世纪以来,“中国风”“古风”等在国内兴起,充分证明了中国古诗词的价值和魅力。近年来,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新民谣创作者文学、艺术修养的提升,使新民谣的文学性、艺术性都更加突出,朝着“现代诗歌化”的方向发展,甚至将新民谣称为是“现代人的诗”。如周云蓬直接为两首《长相思》谱曲,陈粒在《性空山》里致敬唐寅的《桃花庵歌》等,既保留了古诗词原有的韵味,也更
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而且不仅是古诗词,一些现代诗歌也得到了新民谣创作者的推崇,北岛、海子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也都直接或间接的出现于作品中。这种诗情画意,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个追求美和诗性的过程与结果。
最后是时代情怀。我们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与这个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也是新民谣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通过新民谣,可以对某一个时代场景和事件进行复现,获得自己的独特记忆。如宋冬野在《安河桥》中唱到一座北京的水泥桥,围绕这着这个意象表达出了莫名、模糊的情感,但是人们听了以后却都会被打动,原因就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承载着过
艺术研究|艺术理论042
往回忆的地方,或许是一座桥,或许是一片田野,或许是一条小溪,每每想到这些,都会伴随着几分无奈、失落和伤感,轻叹世间几多变迁。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当面对个人、体与时代的矛盾时,新民谣的创作者既没有盲目的批判,也没有消极的躲避,也是主动迎上前去,试图以一种和解的态度,通过形而下的感悟伤怀和日常化的生活叙述与时代进行对话,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减弱这种矛盾,同时也从没有放弃自己的时代理想。这就使新民谣具有了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也让我们对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与感悟。
3.丰富的创演形式
传统民谣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形式,在创作中多使用最简单的作曲技法,使用最常见的调式与和弦;在演唱中更是“一把吉他走天下”,没有华丽的高音,只有走心的吟唱,营造出了一种真挚、质朴的氛围。而新民谣则于其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在于主流音乐文化仍然有着明显区分的同时,使民谣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延展,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比如在创作方面,很多创作者都突破了传统的曲风,将一些地方音乐素材甚至方言运用于作品中,这在之前的民谣创作中是不敢想象的。甘肃民谣歌手张尕怂,多年来致力于对西北花儿的收集和整理,以此为基础再进行新的创作,力求用最土、最地道的声音讲述家乡的故事。代表作《亲家母》《张老汉》等,一听就具有鲜明西北特。那直白的歌词和直入人心的旋律,可以一下子波动人们的心弦。著名的黑撒乐队则在多首歌曲都使用了陕西方言演唱。而冯翔的《汉阳门花园》也是全程用武汉话唱完。此外,还有一些创作则采用了更加直接的方式——“说”,不同于歌剧中的宣叙调,新民谣中的“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念白、说话。如何大海的《猪老三》,一开始就采用了似唱非唱的形式,通过独白将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在伴奏方面,也不再是吉他的一统天下,很多演唱者都将一些小众而特的乐器运用其中。如新疆的马木尔和他的LZ 乐队,多年来一直使用冬不拉、热瓦普和曼陀铃等维吾尔族乐器,天山风情迎面而来。而莫西子诗在谈到自己最爱的彝族口簧琴时候曾表示,只有口簧琴能够告诉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继而获得一种民族文化的归属感。
在演出方面,传统民谣多在校园、酒吧或街头巷尾吟唱,而今却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帮助下,彻底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各类音乐类的网站或APP为例,虽然这也是其它流行音乐主要的展示和传播阵地,但是新民谣却凭借自身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实现了创演者与观众的深层次互动。如QQ音乐、酷我、酷狗等音乐平台,近年来都主打“音乐+社交”牌,即不仅提供音乐作品的在线欣赏和下载功能,而且增设了留言和评论功能,这就为创演者和观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新民谣本身自带话题属性,创演者可以直接阐述创作感悟,而观众则可以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新的,这种交流与互动,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既是对作品的本身深化,也为新民谣提供了更新的、更有效的传播途径。又如网络直播,不仅可以看演出,而且可以与演唱者进行互动,双方之前从未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传播和接受效果也是传统演出方式难以企及的。可以看出,与传统民谣相比,新民谣在创演方面更加丰富和多元,使新民谣的亚文化属性得到了彰显和强化,在无形中也培养了更多的受众,加强了不同时期、地域音乐文化的联系与融合,因而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结语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当代民谣的复苏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而是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充分证明了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当代新民谣迅速发展的背后,也要深刻认识到,近两年来的一些新民谣作品已经产生了同质化和模式化倾向,凭借情感泛化和符号化的内容赢得观众的短期关注,作品缺少了态度和精神的支撑,使亚文化彩也难民踪影,这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的做法。所以作为流行音乐从业者来说,应从宏观到微观,对当代新民谣的创作和演唱进行全
面而深入的审视,推动其沿着健康方向发展。本文也正是基于此目的,就新民谣的审美内涵进行了分析,也希望新民谣的创作者、演唱者和研究者,不迟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在尊重音乐艺术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抒个人心声,扬时代新风,让新民谣成为当代人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
[1]郑月.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的前世今生[J].艺术科技,2015(12).
[2]张璇璇.音乐社交:大陆城市民谣的叙事、传播及情感建构[D].南京大学,2018.
[3]魏嵘.地域景观中的文化乡愁——大陆新民谣叙事性研究[J].兰州学刊,2016(11).
[4]孟轶.基于音乐类应用社交功能中用户评论的内容分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11).
ART RESEARCH
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