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马勇
《东方历史评论》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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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884-1894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题目，我思考很多年了，今天有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非常高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句话最重要的解读是历史学家脑子里想的问题一定是现实的投影。无论他做多么有学术的东西，也一定有现实的生命感受在里面。老一代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写太平天国一直写到了生命终点。97岁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在写作，太平天国现在来看是一个很纯粹的学术化的东西，从学术史的大背景来看它背后仍然隐藏着罗尔纲那个时代思考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他要研究太平天国而不研究清政府的统治及曾国藩、李鸿章，也有罗老自身背景的历史因素在里面。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错失的机遇”——1884年到1894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最关键的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转型没有完成，现代化没有建构起来。近代中国的主题也就只有这
么一个问题，即1938年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提出的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也没有走出这个问题。“中国能不能现代化”，这个结论当然是肯定的了，就是中国一定能现代化。在这样一种肯定当中我们要把它分解一下，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蕴藏了什么意思。我们目前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它由几个要素构成，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中国能不能从传统的国家转型为现代。过去的传统我们讲到农业文明所主导的一系列东西，不是说文明的农业不能创造文明的精华、创造文明中更优秀的东西，但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能否接纳一个工业化的文明、一个商业化的文明，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再进一步讲，就是能不能让世界进入中国，能不能让中国走向世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确实错失过几次机遇。
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在“错失良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那么希望进入中国、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持反对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很长的时段当中，实际上是全球贸易的主导者。我们过去历史学的研究和讲法，说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不重视商业文明的国家，这个结论，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的话，这种对中国历史事实的描述是不准确的。
反过来讲，我们今天中国的文明是重农抑商的文明，依据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一直在重视农业、抑制商业。那我们来假设一下，政府一直在抑制商业，但我们中国的商业仍然在这样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当中走出一个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尽管市民社会当中“商”排在最末位。但它仍然在四民社会当中挣扎出一席之地，这就表明，中国古典的商业力量可能比我们一直估计的要高得多，回望中国的商业史，在中外贸易交流中可以看出，从唐朝走出来的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我们不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主导者，而且我们是绝对贸易的倡导者，我们是用武力的方式强行通关。宋朝更是贸易的主导者。表明在中国的漫长社会尽管是农业文明，但仍然是同全球有一种互动，有相对密切地和谐。
这种和谐，我们可以看到两宋之后再看蒙元帝国，如果把它看作中国人的政权，那可能出现民族主义的问题。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蒙元帝国、清帝国的趋势，都应该拿到中国未来的历史架构当中去审视。蒙元帝国在跨欧亚大陆的大政治体中，那时中国中原地区的贸易与全球贸易的密切度更是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这种状态到了十五世纪，欧州发生变化，西方发生变化，全球在这个变化中有大的发现，比如地理的发现、航海技术的发展都使这些问题更突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问题更突显。
再看明朝，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中国沿海地区的萌芽其实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一个全球贸易对中国的影响。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全球史学家研究比较充分的白银贸易、白银资本。白银资产在明朝的中晚期已经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了。现在看来，张居正的改革很充分，包括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风》，可以看到白银资本、全球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的进展方式在明朝中晚期有大幅度改变。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也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认为的如此艰难，转型就是明朝的中晚期走向全球的同步状态，并没有想像的这么难。包括后来发生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十七世纪中期中国国内政治的改变。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中期满洲人周边崛起，之后中国内部的这种政治动荡是满人入主中原重建一个新的帝国，这个时候确实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点逆转。研究清代早期的学者看的很明白，中国汉人士大夫是所谓亡国之痛的状态下和满洲人之间有心理上的纠结。但我个人研究，清朝的纠结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多年，顺治末年康熙初年，汉人普遍的抵抗就基本结束了。直郑成功最后一次反攻大陆失败，有组织的抵抗基本不再，汉人在事实上接受了满人的统治。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过去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中西之间因为满洲人入主中原，从而使交流中断，中国走向一个闭关的状态。但就我个人研究，这个观点不能成
立，因为十八世纪是中国的发展时期，所谓百年盛世就是指十八世纪这一百年。那么可以看出来，这有很强的国际因素，那中国十八世纪的富强不是一个史学家去想像的、架构的，因为它实实在在是全球的白银流到中国来。这表明什么？它表明中国和外国世界的贸易往来并没有因为满洲人入主中原而中断，表明中国的物品出口仍然是很顺畅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比原来存在的混乱状态相比，可能还要规范还要好，中外之间的交流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站在文明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就是圆明园，它在国际的研究中被公认为有传教士提供的工艺。那这种状态怎么后来中国又走向一个衰弱呢？既然讲十八世纪的繁荣中国和世界有这么好的交流，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突然衰弱下去？导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还都没有消化完这种衰弱的遗产呢？
在我过去的研究中，注意到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的两次中西之间的大交流，它们分别发生在1793年和1816年。应该说西方是想通过这种和平使团来访来解决贸易问题，中国富余是因为中国的进口少出口多。乾隆晚年的四民社会基本上是工人和农民，士农工商，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体的消费能力不是很好。这种情况导致乾隆晚年到嘉庆年间一直处在中国内部市场发育不良，其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十九世纪后便处在贸易失衡的状态。这个失衡，恰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又不愿意和平地开发市场，这才导致罪恶的贸易。实际
上就是平衡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其功能就是这样简单。马克思认为这就是种罪恶，这种罪恶是因为中国的不开化。我们公平的从一个历史学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开放才导致了十九世纪早期中国一下陷入困境。1840年的战争，它的规模、区域和用兵量远远低于我们今天的想像。其实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它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结果却让中国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原来的一口通商改变为五口通商。这点使中国迅速地接上了在明代、宋元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而且非常规范化。五口通商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在改变。我们去读中国近代史料中留下来的笔记，能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气息就开始出现了。在我们文人的记录当中，就呈现出了通商口岸的描述，一种西方近代管理方式的市政，一种使中国文人有一种向往一种期待的文明，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对西方的兴趣，另一方面统治者在这也揭示着中国和西方的沟通。我们看到在1840至1858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五口通商让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产生一种期待。经过1858年西方国家来进行的修约谈判，到了1860年又诉诸于局部战争，等到北京签订条约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实质上已经走向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放开。根据这个时期新签订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国在原来五口通商基础上新增加了北方三口，长江流域基本上是全面放开。
1860年代中国的发展超出我们想像的速度。我们当代人都认为我们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深圳一个村里面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我们不要忘记1860年到1870年，也仅仅十年时间我们天津大港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从近代留下来的图片可以看出，1860年前后的中国工业发展、城市发展都在加速的往前走。这几个条约又规范了中国发展的方向。1860年到1870年再到1880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强劲的时间段。这就要回到我们的题目上去，究竟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通过这么漫长的调整，特别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新政加速发展，到了1880年中国究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洋务运动到了1884年实行了二十多年了。日本从1868年开始到1884年也实行了十几年的新政，明治维新日本在干什么，我们中国在干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中国的问题发生在哪儿了，简单地讲我们中国在这个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再造的整体规划。当时的中国缺乏日本在维新转型时整体性的思考，也没有进行一场很好的启蒙运动。中国没有这个机会，恰恰又在1860年到1880年代的发展使它自身产生了傲慢的帝国意识。这可能是造成“错失的十年”和“关键的十年”的原因所在。
不发展可能是有问题，发展了以后也是问题，这才导致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第一个主题就是188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1884年到这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的1860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改观，光绪初年中国确实赢得了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中国正统史学家比较欣赏的时代——“同光中兴”，即同治皇帝的十几年，加上光绪帝的前十年。在这短暂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恢复，重回了清帝国最好的时期。达到顶峰是1894年，那时中国真的是达到了重建康乾盛世的感觉。
1884年，中国当时面对的大问题是究竟怎么处理和周边关系的问题。我们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磕磕绊绊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对周边究竟担负了一种什么样的责任：作为老大，你究竟怎么处理周边？我们一百多年来经过这一次大变动之后，我们现代中国才完成这种建构，我们才真正的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那在1884年发生的这件大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奇葩。我们一直在讲自古以来越南是中国的，越南从中国增长的规律来讲早可能成为中国文明版图的一部分，过去我研究中国古典文明增长史的时候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确实有一种柔性的增长力量，使它文化的边疆越发展越大。因为中国的文明从最早开始就不是以去占领更多的领土为诉求，但结果却是中国的版图越扩越大，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如此迅猛扩大呢？我的看法，就是那时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中国文明的柔性力量。
什么是中国文明的主流价值，是同化，孔子讲的是“以夏化夷”，中心地带的主流文明通过柔
性影响，慢慢地将周边的文明化进来了。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有战争和残忍的屠杀，一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一种吸纳。中心地带的主流文明向周边辐射，周边非主流文明的因子也不断地向中心主流文明补充许多新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再往北的文明在秦汉时期都被吸纳进来了，再往南走越南就可以进入中国文明的版图。十九世纪，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下南洋”，就是汉人、大陆人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去，实际是中国文明在向外扩展。这种状态因为西方势力东来而改变，这种改变就是西方势力进来之后，我们一直将其看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从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什么?看到它更多是一种资本的力量，是一种金融的力量.今天讲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经过工业革命，迅速出现了人类不曾梦想的问题，不是物品短缺，而是产能过剩，进而资本过剩。过去几十年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资本主义这个难题，经过几十年发展，我们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经济短缺难受，没有资本难受，但是物品过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也难受。资本过剩，不到出口，不到市场，资本就成了一个问题。从这里回望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中国应该怎么做，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有一种很好的产业——自主产业的发生，当时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中国的工业体系、市场体系能在十九世纪早期建构起来的话，那中国对周边、对
越南、对这几天变化的缅甸，缅甸也是中国的属国，泰国也是中国的属国，还有“自古以来”的菲律宾也是中国的属国，这些属国都面临中国同样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些属国一直维持着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且是良好的宗藩关系，那么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时候，当然可以向属国转移，这种转移应该是一种很友好的带动。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东来和现在全球资本重回亚太，和美国的所谓“亚太再平衡”等，究其本质而言，就是遵从了资本的固有规律，这也是马克思的发现，即资本只是逐利，资本的本能就是就是哪儿价格低，哪里能产生利润，资本就会过去。这就是资本的本性。我们这代人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资本的力量。在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在面临西方施加给自己压力的时候，清政府没有设身处地地去想像这些属国，没有意识去带动这些属国一起转身、没有从“我改革、我发展”转换到“和我的这些小兄弟一起发展”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