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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科技
XIANGCUN KEJI
——基于近10年中文论文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唐瑕苓1郑菊1张翎燕1杨颖2彭华1
（1.四川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100；2.电子科技大学，四川成都610100）［摘要］通过研读10年来国内中文数据库中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文献，分析乡村旅游研究发展状况，着重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乡村旅游者的感知和动机、当地居民的体验与需求、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内学者采用了实证分析或定量分析等规范的研究方法，关注了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和乡村旅游企业管理等研究主题，并建议从政府干预、经济效益评估、居民应对策略、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重构本土理论，提炼研究主题。
［关键词］乡村旅游；民俗旅游；旅游者
［中图分类号］F323；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909（2021）04-42-4
现代乡村旅游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新型旅游模式，其主要特征如下：旅游的时间不再局限于假期；乡村的自然景观、建筑设施与人文等资源都能增强旅游者的感受；拓展了会务度假、休闲娱乐等新兴旅游方式；旅游发展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创造了就业机会，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在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研究后发现，实践中存在如利益分配导致乡村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不足制约乡村发展、粗放式发展增加环境负荷等问题［1］。因此，为准确把握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状况，本文对2010—2020年中文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提炼研究主题并总结研究特征，提出研究展望。
1研究内容综述
1.1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1.1.1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李庆磊等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树立民主管理理念的途径［2］。是丽娜研究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发展，认为两者相互促进、内在统一［3］。易丰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通约性，发展乡村旅游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较强的内在契合性［4］。
贾江龙等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后发现，乡村旅游收入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5］。栗小丹分析上海市具体情况后认为乡村旅游业可以成为融通工农城乡、兼容生产生活生态、横跨三大产业的新业态，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金杠杆”［6］。蒋培调研宁夏沙坡头生态脆弱地区，认为与农村自然地理、社会结构、地方文化等紧密结合的绿发展模式是可行性选择［7］。
他们认为，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村收入的有效手段，已成为当前推动旅游业发展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日益显著。
1.1.2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宋罡等认为以智慧旅游为手段可以解决现有乡村旅游建设中信息化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8］。刘笑明等分析了陕西省乡村旅游品牌化发展进程，提出了乡村旅游品牌化的发展思路和可落地的具体路径［9］。余河琼认为山地型乡村旅游发展可以实现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10］。张云彬等认为城乡空间互置使空心村综合开发形成市民游憩空间成为可能［11］。曾尚芸研究了翁丁佤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品的融合模式，探索将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居民利益保障以及村寨经济发展相融合的文旅产品开发途径［12］。彭华等提出福建水际村旅游化进程体现了一种多主体共治模式，即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13］。曾艾依然等认为乡村旅游艺术介入本质上属于“地方再建构”，并提炼出“乡村—艺术共振型”模型［14］。
1.1.3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生活和治理机制带来的影响。孙九霞等认为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培育了多元化的新乡贤结构［15］。周国忠对比分析浙江省典型旅游乡村后提出，旅游发展有助于形成乡村精英价值引领、村委会自治职能充分发挥、农村多元市场不断完善、新型组织有效协同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16］。吴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乡村旅游文献的计量及可视化研究”（18SA0188）。
蓉认为乡村旅游发展深刻影响了乡村秩序［17］。嘉丹提出了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强化乡村文化生态建设的路径［18］。
1.1.4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坚持旅游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是我国旅游转型升级版的战略选择［19］。吴冰以袁家村旅游小企业为对象研究验证了旅游小企业的创业环境和学习对机会识别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0］。李秋成等发现，当地农民经营的内生型旅游小企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21］。
张洪昌提出乡村旅游发展有社区主导、企业主导和政府主导3种模式［22］。渠雪娜以河北省唐县为例，提出建立高效政务体系、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等优化政府职能的建议［23］。
地方居民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旅游影响的直接承担者。汤静等发现政策支持能对乡村居民
的旅游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激励地方居民参与［24］。李会琴等认为居民的获得感是影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25］。
1.2关于乡村旅游者的研究
1.2.1对乡村旅游消费者动机、行为的研究。乡村景观吸引力源于乡村内在的美学特质，并与旅游者动机相互作用形成乡村旅游的现实吸引力［26-27］。熊剑峰认为乡土文学实现了对潜在乡村旅游者动机的促成［28］。赵雪祥发现居民与游客的交往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重游意愿［29］。南京市江宁区的案例证明乡村旅游游客动机主要包括领略田园风光、缓解压力、远离城市喧嚣、体验当地文化［30］。石晓波探讨了CSA（消费者支付当地生产者定金，生产者提供食品）型乡村旅游地的合理性及发展潜力［31］。
研究游客行为有助于了解影响旅行意向的各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王雪梅将乡村旅游者分为逃避现实型、社交享受型、周末家庭型、多面向型，并发现这4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存在明显差异［32］。金彩玉将旅游动机分为健康休闲动机、社会动机、寻求乐趣动机和业务动机［33］。奇海兰等认为乡村旅游地的情感认同对游客行为意向产生最大影响［34］。
1.2.2对乡村旅游者体验及满意度的研究。谢新丽等认为“乡愁”是乡村旅游地产品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35］。赵耀武等分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网络文本后发现，游客对乡村旅游满意度较高［36
］。张欢欢发现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乡村景观与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则呈负相关［37］。张孝义等认为及时进行服务补救可提升乡村旅游者的满意度［38］。樊友猛以具身范式理论为起点对乡村旅游体验进行研究，认为差异性体验与重复性体验构成了乡村旅游体验中的基本矛盾［39］。
1.3关于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研究
可持续生计框架成为评估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影响的重要框架体系。陈佳等对秦岭景区农户的调研发现，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程度随家庭收入、区位差异、劳动力规模等因素变化［40］。李文龙等指出草原旅游使牧户原有的单一生计方式朝着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等模式转变［41］。席建超等指出乡村旅游使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42］。
学者研究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感知情况和态度差异。唐晓云从居民感知、态度与行为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古村落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43］。牛自成等探讨了乡村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强调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协调统一［44］。贾衍菊等通过长期跟踪“胶东渔村”，评估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趋势［45］。
1.4关于乡村旅游与产业相关的研究
1.4.1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相关的研究。刘秀丽对五台山农户生活进行研究发现，旅游专营型农户缺乏自然资本［46］。陈超等研究表明不同的乡村旅游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转移，且存在返贫风险［47］。郑丽娜认为乡村旅游的扶贫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性的流失［48］。何成军发现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动力由集散机制的凝聚力和扩散力、市场机制的推动力和拉动力、调控机制的促进力和抑制力构成［49］。
1.4.2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关的研究。乡村振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助推器，而乡村旅游有利于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性。信慧娟等利用耗散结构理论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间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研究［50］。邱扶东等发现“保居护农”原则使农户的财产性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旅游经营者的创造力难以充分发挥［51］。
2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的特征
综上可见，近10年来，国内学者针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对象丰富、方式多样，包括了理论建构及实践路径探索，并且相互融合；研究者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了心理实验、量表测量、聚类分析、结构建模型等研究方法。
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引起了批判性反思。研究者发现旅游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社会分裂、利益分配失衡、传统文化异化等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国内城镇化发展进程造成
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失衡，引发了研究者对乡村定位和乡村发展问题的现代化思考。学者普遍从产业属性出发，寻求乡村旅游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点。
3展望
国内学者一直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研究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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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费者出游动机、旅游企业的产业定位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行为原则，探讨乡村旅游与扶贫政策的关系以及对村落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学者们可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如国家调控与政府干预的绩效评估、社区居民可获得的经济效益评估、旅游村文化商业化的居民应对策略，乡村精英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乡村研学旅游产品打造等方面。另外，可根据社会需求调整研究视角，拓展乡村旅游研究领域，从更多元化的角度重构本土理论。乡村旅游作为现代文明载体，对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是全面且深远的，因此研究角度也不应局限于学科的限制，如评估乡村旅游对农产品的带动效应、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与调控手段、调研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反思价值伦理问题等方面，均可供国内学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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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乡村普惠金融建设，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提升金融服务效能。
3.3需夯实基础，把人才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组织保障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论多好的政策思路，最终也要靠具有担当能力的基层骨干来实现。基层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是很多有志向、有能力的党员干部活跃的舞台，需为这些基层人才搭建平台，促使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进而转化为农村发展的组织优势。延津县“党建金融联盟”实践中，基层党员干部与金融业务骨干通力协作，全身心投入换来了乡村振兴显著成效，因此如何进一步培养与转化基层人才优势，应作为下一步推动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要破除机制壁垒，加强基层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搭建起干事创业平台，以基层党建联建为抓手，积极将有志人才投入乡村建设中锤炼过硬本领。同时，要特别注重人才吸收，制定人才培养系统战略规划，通过引进和培养双渠道并进的方式为基层提供新鲜血液，为产业振兴提供组织支撑。
3.4需突出特，把地缘优势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
农村一直以来都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具有天然的人缘、地缘优势，不仅在金融服务乡村实体经济发展上具有优势，而且能在服务基层治理、引导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一定的引领服务作用。延津县“党建金融联盟”实践证明，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发挥自身本土化优势，不仅能巩固自身发展积累客户基础，而且能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效能。对此，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众生活，在知识推广、慈善公益上多做文章，多为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维护扩张客户基础；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基层治理，在服务导向、价值引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多做文章，在乡风村貌塑造上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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