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四川
一提到中国近现代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地方无非是武昌、黄花岗、南昌等，一般没有人会想到四川，虽然四川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省会，其中的成都也是中国五大战区之一的西部战区司令部驻地，但是好像与中国近现代史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00年前，四川爆发了以“破约保路”为宗旨的保路爱国运动。这是一次全川各阶层众广泛参加、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挫败了清政府“铁路国有”、出卖中国路权的卖国图谋，还促进了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四川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苦难，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昔日的天府之国，变为人烟俱灭之地。战乱平息后，清顺治年间清理户籍，发现四川仅剩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地人口有三百万以上。但是四川到底还是从灾难中走了出来，文明与历史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近代年来，川人在革命中多有贡献。
首先不得不提的便是四川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包括了铸铁路风潮、出卖筑路权、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川人自保商榷书、成都血案以及同志军围攻成都。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紧接着，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问题被免职的端方为督办大臣，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保志总一朗 　还川路股款。
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
、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从而形成以成都为中枢的全川反帝爱国联合阵线，把保路斗争推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　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
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众开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