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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20年第33期
西南联大是抗战烽火中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在教育经费上受到相对的优待，但即便如此，学校的校舍、教学设备、宿舍等仍然严重匮乏。学校图书馆的课桌和椅子不够，学生们就到校外的茶馆中去看书，因此，形成了一道联大学生“泡茶馆”的独特风景。一开始，联大教职员工的薪酬还颇为可观，除工资外，还有生活补助费、研究补助金、空袭受损救济费等，但后来随着物价飞涨，教授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压力沉重。
一
到了1944年、1945年，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更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授们挣扎在生活的底层。云南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昆明外来人口又压力巨大，因此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当时所谓“公米”则有价无米，人们只好求助黑市。陈寅恪在形容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形象的诗句：“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是少数“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
尚且如此，一般教授生活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地摊卖什么最挣钱
为了能够补贴家用，渡过难关，教授们纷纷无师自通学会了“摆地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其中最著名且被载入西南联大史册的“摊主”，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有如下记载：“教师生活的困窘，可以从闻一多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略窥一二，‘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又多，生活难以维持。闻一多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为由开除。后来朋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刻印章挣钱。而“怂恿”他摆摊设点，并亲自帮他拟定“润格”的“友人”非同小可，他们都是联大、云大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和名教授。
清华大学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现摘录如下：“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闻一多亲自把这则颇具文采风流的广告词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贴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额的屋子的墙上。广告一侧有一张大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式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这里实际上应该是李公朴经营的北门书店所
在地，闻一多借用了一方宝地，并请他帮忙照顾生意。闻一多因其才艺、名望，加之名流推荐，一时间影响很大，连远在重庆的梁实秋都从媒体上看到过他的刻字润例。
吴晗回忆说，闻一多先生润例大概是“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当然，闻一多刻印也不都是为了钱，比如，他就曾刻印章一枚送给邻居华罗庚教授，边款是几行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这枚印张，华罗庚一直珍藏了很多年。
二
不是人人都能刻章治印的，所以闻一多教授这种“摆摊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推而广之。但同在大学往往会异中有同，大凡是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都有不少藏书，有的书还比较值钱。因此，摆摊或变相摆摊卖书，就成为大家不谋而合的选择。对此，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写道：“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三千元，聊补燃
眉之急。” 吴晗也好，费青也罢，虽不是摆摊售书，但又与摊贩何异？闻一多也是忍痛割爱，将从北平带来的几本心爱的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
著名化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的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实在是不得已，只好卖掉衣物和书籍用以买药治病，病情时好时坏，拖了一年才治好。为此，他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文人学者除了卖藏书外，还有卖知识、卖文化、卖艺术的。比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作品，朱自清、王力卖文稿以补贴家用；还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做家教，撰写寿文、墓志铭等，换取酬金。师范学院萧涤非副教授则主要是“卖课”养家——四处兼职上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饥号寒”，不得不狠心送给别人抚养。
理工科教授一般动手能力强，有的还有一技之长，便“半工半教”，利用“专业”所长来帮助养家糊口。比如，化学系高崇熙教授擅长养花种草，他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出售；航空工程系主任王德荣教授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则“强强联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到市场售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价廉物美，畅销昆明。
三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日子多么困苦，教授们毕竟不能也不愿把过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教学科研之外。因此，比较简单、耗时较少的摆摊售卖衣物等，就成了很多教授的共同选择。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因夫人患病，买药花钱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其全面抗战初期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及生活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后来，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当然，这种文化与科技含量不太高的活计，教授夫人们或许更擅长，也做得更有创意。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就摆过地摊。吴晗回忆说：“到了真没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钱，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售卖书法作品，生意难得开张，他夫人任载坤就自己动手做麻花卖，据说销售还不错。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也同样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先是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穿过的衣服，后来又自己做糕点出售，她还给自制糕点取了个名字——“定胜糕”，蕴含“抗战必定胜利”之意。
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当时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他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确的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也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为此，他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分。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开始注意探
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摘自《书屋》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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