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文教生生不息
文教强国,文教兴国,这在特殊的抗战年代,也不例外。
  1937年国民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伴随着这一中心的形成,文教中心也逐渐形。战火硝烟,中国的文教事业得以继续,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了长江边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星荟萃,文教兴渝
  星荟萃,起于校迁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前重庆中等以上的学校32所,而知名的高校仅重庆大学,抗战期间,北京、上海、南京等的著名学府迁入重庆,使当地的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31所,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多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当时迁入渝的著名高校有校址设在在松林坡的中央大学,北碚黄桷镇的复旦大学,南岸的中央政治学校,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等,这是中国史上唯一的一次校西迁运动。现年91岁王继纯老人1937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就读,是中央大学入渝后的首届学生之一。他告诉我们,那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全国开始实行“统考”,即全国的国立大学的联合招生,他就是在中央大学迁入渝后的首次“统考”中考入中大的。
  文教兴渝,文人学者功不可没。战火弥漫,首都西迁,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不愿留在沦陷区做亡国奴,便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川渝,他们背井离乡,冒着敌人的炮火,忍受着贫穷的困扰,为陪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活水源泉。他们或来渝执教,或在渝工作定居,诸如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鸿、老舍等,使陪都文化兴盛一时,形成了重庆著名的“文化三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
  校荟萃,文人云集,不仅使得重庆文教事业得以长足发展,更为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实力,培养民族英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激情依旧,文教不止
  战火中扬起的铿锵之花,是在血与火中成长的,生于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只能从老人的讲述、书本的记录或者影片中尽可能地还原那段风风火火的历史。
  午后的阳光越过窗帘,暖洋洋地洒在老人身上,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慈祥。尽管那段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了60多年,阳光依旧,江水依旧,只是不见当年的风云激荡,但对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老人而言,已经镌刻成了人生的一部分,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建筑很简单,板坯砖墙,上面是木板,木板上再盖上瓦”王老回忆了当时简陋的校舍。西南政法大学的王明三教授,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的法律系,在回忆母校时也这样说:“那栋平房的墙壁全部是用竹子和石灰为材料修建的,只有在墙体底部才有一点石头和砖,屋顶也没有天花板,抬头就能看到椽木和青的瓦。”
  北碚的复旦大学的校舍也极为简单,竹子,石头,砖,瓦,这也是当时迁渝高校简陋办学的一个缩影,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开课。
  “中大搬迁的时候,当时的农学院畜牧场的那些动物,很多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有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还有美国英国猪,这些家畜家禽搬不走,就想丢了,可那些圈养这些家畜
家禽的职工他们不服气啊,不服气怎么办?赶呀,赶也要赶走,由水路陆路,再陆路水路,慢慢赶,赶了三四个月才到的重庆,到了沙坪坝,罗家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见到大哭了一场,感动得流泪呀。。。。所以说他们伟大啊,从南京走到重庆,别人都是坐飞机坐轮船的,也因为这个,当时的农学院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那些良种的鸡羊牛都搬过来了,可以继续用于教学研究。。。。。。”王老回忆起当时中大搬迁情景,激动地说。
  战争下的办学,道不尽个中艰难。首都西迁,中心转移,重庆也成了敌人重点“关注”的区域,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上空盘旋,师生时常遭受着轰炸的威胁。1940527日,北碚的复旦大学遭遇大轰炸,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就在这一天的清晨,复旦大学的所在地,北碚黄桷镇,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万道霞光如诗如画,清澈的嘉陵江江水披着朝霞,潺潺低吟,配合着这宁静的清晨,这儿山清水秀,林葱木茂的,似一幅幽雅的山水画,又似一首甜美的田园诗,此刻的复旦校园书声琅琅,谁也想不到,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
  早上9时左右,日寇的飞机开始向北碚进行轰炸,日寇的屠刀开始伸向了复旦,在这次的轰炸中,复旦大学一共被炸死包括哈佛大学硕士,时任教务长的孙寒冰在内的7名师生,此外
还在成4名重伤。此后每两三天日机便袭击一次,全市许多学校都不得不被迫停课。敌机轰炸时,防空司令部会放警报,收到警报师生们就躲进防空洞。
  “那时的警报是在高处挂灯笼,放一个是预行警报,说明敌机已经起飞了,挂两个说明已经到中途了,第三个则是紧急警报,说明敌机已经进市区了,按紧急性分为三个级别,市区里的人只要看到红灯笼就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才出来。上清寺有个叫红球坝的地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王老详细地向我们解释当时的警报机制。
    我们笑着问王老当年是不是也挖过防空洞,王老摆摆手,“防空洞不是那么容易挖的,那是政府事先挖好的,洞的大小不一,有些大的还能容纳2000人,半圆形的,里面是不相通的,通风不是很顺畅,有时候我们就围成一圈上课,紧急的时候会一连待上几个小时,那时学校还有些办公地点是设在防空洞内的”。无疑,当时的防空洞既保护了师生的生命安全,又是教学场所的延伸。
  尽管随时都存在着生命威胁,但却不影响文人学者们或继续科学研究,或传道授业,他们以自己所长为武器,在抗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大批顶尖的文人学者荟萃重庆,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作家郭沫若、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他们在
各自的领域中为重庆,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著名的“沙坪小屋”就是著名画家、作家丰子恺的住所,在这所小屋内,先生白天作画、写文章,晚上以文会友,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如《八月十五日夜》、《炮弹作花瓶,永世乐太平》。
  作家老舍来渝后发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开始了自己在重庆的创作生涯,也为重庆乃至全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惺惺惜惺惺,文化界的文人往来密切也是陪都时期的一种常见现象,如丰子恺、叶圣陶、夏宗禹等,经常聚在一起谈文会友。
  当时陪都的教育界主要分为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派,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派,有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也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及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如著名爱国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重庆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这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为当时的特殊教育树立了楷模。
  激情依旧,文教不止,反而遍地开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教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青的瓦,松动的砖墙,周围青竹环绕,一切显得格外的和谐,恍如踏进了世外桃源, 那一栋栋坐落在这座小山丘上的两层小瓦房 ,就是陶渊明种豆归来的休憩之所。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就是在这清幽的松林坡讲文修武,砥砺学业,每天早晨朗朗书声伴着鸟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入耳。
  据王老回忆,那时学生们除了每天的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图书馆经常都是挤满了学生,有些学生在熄灯后还会打上手电筒继续看书。战争年代,许多学校被破坏殆尽,不得不停课,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实属不易。
  大轰炸为什么不上映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的教育经费全由政府拨款,学生的学费很低,只交伙食费和一些文印费,为了尽可能地让学生完成学业,当时从战区来的学生都可以享受贷金制度,学费和伙食费都可以申请贷金,和现在高校的助学贷款是一样的,据说当时杨振宁就是靠着贷金完成了学业的。
  国家虽然危在旦夕,但是对教育的重视不减,加上学有所成后为国为民尽力的思想深植于
那一代的学生,在战争岁月,他们的学究热情依旧很高,他们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满怀一腔爱国情。
  战时学校虽受到特殊的保护,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那时国民党对学校的监督很严格,每个班都派有训导员,明则监督学生学习,实则监视,那时的学生不能读关于共产党的书,图书馆也没有马列主义之类的红书籍,但是师生们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说安守本分地传道授业,一门心思地完成学业是属于家事的话,那当时的他们并不是只关心家事,而是“国事家事,事事关心”。
  师生们表面上闭口不谈政治,实则都在暗中关注着国际国内的时事,对于外面的信息,很大一方面是来源于《新民日报》这类允许公开发行的报纸,有的则是通过个人途径得到的消息然后私底下互相传阅,上课的时候教师也大多闭口不谈国内政治,但教授们上课时会传达一些当时二战的战况、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当时的还有各种形式的交流会座谈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当时的“九三学社”了,九三学社源于“民主科学座谈会”,是当时重庆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等发起组织的。19459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民主科学座谈会于93日这一
天,改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后改为九三学社,也就是如今的民主党派之一。
  “学生们不是什么都不关心的,他们会悄悄地谈论时事,还有就是借着一些组织的掩护,当时有个中苏问题研究会,中苏问题有啥好研究的嘛,当时只是个牌子......”王老谈到那时学校里一些有趣的事时,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学生时代。
  学校也是抗日的阵地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央大学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可以说是重庆丰厚历史文化的最有力见证之一。许多名人都在这里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1938年,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来到了七七抗战大礼堂,做了题为《第二期抗战形势》的演讲,千余学生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在这次演讲中,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论持久战的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给学生们上了重要的一棵,抗战的思想也由此传播得更远,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重新建立起必胜的信心。
  此外,据记载,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和工党领袖艾德礼,以及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名人都曾在此做了精彩演讲,激情在此点燃。
  以所学报效祖国,是当时的文人普遍的情感。无论是战火弥漫还是严格的政治管制,他们都不改艰苦求学的态度,许多日后成了优秀人才,其中有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设计者之一王家声等,他们成了各自行业的翘楚,引领着一个时代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