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在华罪恶史
童轩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
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
在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
从贩运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的推销活
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走私，第一次战争爆发了。指出，“自从1840年的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战争刚打响，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
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营了一百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
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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